你了解自己的檔案嗎？那神秘的牛皮紙口袋裏裝著什麼？怎樣裝進去的？一紙材料定終身呀，至少也可定半生。我已是“無財可發，無權可奪，無官可罷”的三無之人，不妨將自己的檔案袋披露一番，或日“奇文共欣賞”，或可提供負責處理他人檔案的先生們參考，對此項神秘工作也做些改善、改革。
1949年我18歲參軍，定為副排級，奉命填寫的一張軍人登記表，一份自傳，就成了“革命幹部”檔案袋裏的原始材料。當年部隊裏的高中學生並不多，我們被視為寶貴的小知識分子和小布爾喬亞。這兩個“小”字很重要，如若換成“大”字，那就屬於資產階級了。“小”的可愛之處在於年齡小、知識少，可塑性強，比“大”的更便於“團結、改造、利用”。當然啦，我輩學生兵一參軍就帶著兩個疵點--“家裏沒錢怎能上學讀書？”所以家庭出身不好；在舊社會讀書，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必定思想複雜（不如貧雇農思想單純）。因此在全國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們也寫了若幹查“思想根源”、“階級根源”、“社會關係”之類的文字材料，進一步充實檔案袋。有趣的是，我們這些學生兵，誰也沒想到自己還有個永遠不跟本人見麵的檔案袋。
小夥子清白無瑕。攝於1954年。
1955年開展“反胡風”運動，部隊裏叫“肅反”，小知識分子和小布爾喬亞又是重點。在“保密大檢查”中，我的一本日記、一本“生活手冊”和幾十封情書被抄走。要說清此事得費點口舌。我在47軍文工團當過4年演員兼創作員，寫的歌詞《坑道之歌》和獨幕劇《一家人》在誌願軍彙演中獲得甲等獎，還有詩歌《鴨綠江水為什麼碧綠》、《送背包》等在北京的《說說唱唱》上發表。“生活手冊”是上級發的，文工團員入手一冊，要求我們把生活中的點滴感受、創作提綱、群眾生動的語彙乃至俏皮話隨時記錄下來，作為素材備用，簡言之，都是不供發表的東西。至於日記和情書，更是個人的隱私了，雖然我們沒有“隱私權”，但它也是不供發表的東西呀。此時我是140師的文化教員，百多位文化教員（大都是學生兵）被集中起來成立了個“肅反集訓隊”，大題目是批判胡風，實際上搞“人人過關”，正在苦惱缺少戰果、尤其是抓不到“胡風分子”的當兒，我的“生活手冊”使隊長們如獲至寶，從中居然發現了“108首反動詩”！便仿照《人民日報》成批拋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材料那樣，將我的“反動詩”油印加廣播，成批拋出。一時間，“肅反集訓隊”裏鴉雀無聲，小布爾喬亞們個個噤若寒蟬，被“嚴酷的階級鬥爭形勢”嚇壞了。經領導動員，重新開戰，大會批鬥，小會攻心，逼我交待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組織聯係。可惜，我拿著報紙看（“胡風集團”）那一長串名單，竟然找不出一個熟人來，哪怕與其中一人見過一麵，也好交待點兒“實質問題”呀，免得隊長們為我的“頑固態度”晝夜操心。“肅反集訓隊”的隊長是師政治部文化科孫科長，政委是軍事法院李院長，副隊長是保衛科楊科長，平時他們對我都不錯，現在隻能讓他們深感失望了。
當然啦，他們還有辦法，派我輩小布爾喬亞參加地方的公審大會，看槍斃反革命罪犯，以震懾我的靈魂。無巧不成書。在這次千人公審大會的進程中，我到會場邊臨時搭起的席棚廁所小便時，有個人跟了進來，在我身旁小聲說，“你沒問題。一定要好好活著！”此人叫趙惠，在文工團時是我們戲劇隊的隊長，目前在師的“審幹辦公室”工作，“肅反”案件都要報到這裏複查，他當然了解文工團員的“生活手冊”是什麼性質的啦。他的這句話，不僅是個定心丸，而且是救命的及時雨。說來慚愧，我已經把刮胡子刀片藏在枕頭底下，準備夜間切開股動脈，悄悄辭別這屈辱的人生。30年後我到長春《作家》編輯部領獎時，趙惠同誌派車接我到他家喝酒，談起此事，當年他是冒著違反組織紀律的風險向我透露消息的，因為師政治部宣傳科的梁幹事剛結婚就上吊自殺了，還有跳樓的，連長開槍打死批判他的同誌後自殺的……軍政治部對此已經提出嚴厲批評，趙惠了解這些情況，從黨性原則出發，及時救了我一命。有了他的這句話，我“軟磨硬泡”拒不認罪，等待組織上甄別定案。經過半年時間，內查外調，軍政治部保衛部部長趙天水同誌終於在大會上宣布，“趙大年的問題，就是八個字：知識分子，異想天開！結論：思想問題。恢複工作，授予軍銜。”並且與我個別談話，趙部長說，“你的詩我都看了，並不反動，但是寫得不好，小資產階級情調太濃，我一點兒也不喜歡。總之一句話：異想天開！”我笑了，“誰請您看啦？那本來不是公開發表的玩意兒嘛。”他也笑了起來。然而“肅反集訓隊”的領導依然耿耿於懷，強調我“態度不好，跟運動頂牛，給領導製造很多麻煩”，仍然要留個尾巴--以師政治部的名義給予我“團內嚴重警告”之處分，理由是從我的日記和情書中發現，我“同時跟五個姑娘談戀愛”。此事屬實。然而並非“同時”，錯怪了鄙人。我們剛從朝鮮回國一年，在戰爭情況下部隊有個“二七八團軍規”--男性軍人戀愛結婚的條件是：27歲，8年黨齡，團級幹部，三者缺一不可。違規者就是“資產階級享樂思想”和“不良傾向”，文工團的女兵多，執行這條軍規也最嚴。因此，參軍前的小戀人廖小姐與我失掉了聯係，回國後軍規解除，我自然要寫信找她，也有回信，怨我薄情，此時她已大學畢業，而且有了孩子。第二位，一同參軍的女同學聶小姐，在軍文工團時彼此要好，但不敢發展關係，她轉業到地方工作，回國後我寫信找她，情書往返最多，已經到了商量結婚日期的火候，孰料我突然進了“肅反集訓隊”，不準寫信，她的多封來信也被扣壓，半年時間呀，發生了誤會，認定我是個見異思遷的薄情郎，也結婚了。這年我24歲，與我的女友們都處在“戀愛的季節”，沒理由讓人家傻等著。後來，姨母要把表妹張小姐相許；姨父認為近親結婚不好，便主動介紹他最得意的女學生黃小姐；還有一位不忘舊情的初戀者孟小姐。果然是五位姑娘。若非陰錯陽差，她們中的任何一位都會改變我的人生和家庭。我把這“絕對隱私”公之於眾，實屬無奈，因為鄙人沒有隱私權，這些私事早被人家公布多次了，而且至今寫在我的檔案裏，無法否認。我隻能向她們負荊請罪了，若有來世，再續舊情吧。更有趣的，是47年前“保密大檢查”時被抄走的日記、“生活手冊”和情書，至今裝在我的檔案袋裏，免費保管，絕對安全，要是提前還給我，“文革”中抄家時也就蕩然無存了。因此我衷心感謝這些檔案保管員！待我退休後，有了時間，把它要出來，自費出版一本“小資產階級情調濃厚”的詩集，趙部長是位識貨之人，他不喜歡的“異想天開”之作，在今天很可能還是本暢銷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