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按照周先生的意見，曹雪芹和他的偉大傑作《紅樓夢》在死後都蒙受了千古奇冤，今天的紅學家應為曹雪芹洗刷冤枉，恢複《紅樓夢》的本來麵目。他稱這一工作為“探佚”，他說：“在紅學中，現在有一門新的學問在興起，即探佚學。”我忽然想起梁歸智托人捎給我的那本《石頭記探佚》來，便問他對梁的看法。不料這引起他格外的驚奇：“怎麼，梁歸智是你的朋友？嗬，這個年輕人了不起，我覺得是年輕一輩紅學家最有才華的學者。”停了一停，又說：“他現在的境界又不同於當年寫《石頭記探佚》的時候了。”他呆滯的眼裏又放出光來，看定了我，再加一句：“我真高興你是梁歸智的朋友。”
周先生講完，輪到大家提問了。這下可費勁了，因為他耳朵聾得厲害，每個問題都要由他女兒大聲重複一兩遍，他才弄得清楚。記得湯晏問到他和胡適的關係。他承認自己開始研究紅樓夢，是受了胡先生的影響。他第一篇研究文章發表後，胡先生曾著文評論。後來他想研究甲戌本，當時隻有胡先生一人有此稀世之珍。“我那時才二十幾歲。是燕大的學生，跟胡先生一麵都沒有見過。我的膽子真有鬥大，我居然敢寫信向胡先生借甲戌本。而胡先生居然也把甲戌本借給我。那甲戌本天下僅此一冊，無價之寶，胡先生居然連一句叮囑愛惜的話都沒有，也沒有限定多久要還。”他停了一停，臉上的肌肉緊了一緊，才又說下去：“我後來帶到鄉下去研究了一個暑假。為了怕翻壞原書，決定全部謄抄一遍。事前寫信征求胡先生的意見，並表示將來歸還原本時，連抄本一起交上。”胡先生回信說：“我研究紅樓夢，是為學術，甲戌本自應傳世，你抄一本正好，抄本留著自用好了，不要還我。”“我當時的感動的確非言語所能形容。此後甲戌本一直在我手上，直到1949年胡先生在烽火中離開大陸前夕，我覺得這書應該送還胡先生，於是派人偷偷送去。這事我在大陸一直沒有對人講過。如果我當時貪心一點，留下不還，台灣現在就看不到甲戌本的影印本了。”周先生說完，不再作聲，大家也都沉默了好一會，隻有夏老師說了一句：“從前你們寫文章罵胡適，胡先生總說他可以理解。我們大家都能理解的。”
會後夏老師夫婦請周先生父女在月宮餐廳吃飯，讓我和查建英作陪，吃飯時間還早，便先步行至夏老師家小坐。不久，唐德剛先生也來了，說本要來參加座談的，但臨時另有飯局，隻能順道來坐坐。後來由唐先生開車，把夏先生夫婦和周先生父女送至月宮餐館。我和查建英則步行前往。席間自然談到因紅樓夢而引起的去秋唐夏筆戰。倫苓說，那時他們剛到美國，住在威斯康星的陌地生（Madisan）。“周策縱先生天天帶報紙給我們。父親拿著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得很帶勁。”我們問周先生看法如何，他但笑而不答。
後來話題漸漸扯到周先生的家事，倫苓不斷訴苦，說父親工資不高，而食指浩繁，生活從來都是不寬裕的。母親因操勞過甚，幾年前得癌症去世，三個女兒至今沒有出嫁。大哥小的時候得腦膜炎，弄得又聾又啞，討個媳婦也是聾啞人。還有一個小弟。所有這些人全在父親這裏吃飯，那兩百元人民幣的工資管什麼用？剛剛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五個孩子沒有一個受過中學以上的教育。倫苓現在給父親做秘書，但自認對文學對紅樓夢都是外行。倫苓說：“爸爸，怎麼你的腦子我們一點都沒遺傳呢？”周先生似乎沒有聽見，臉上紋絲不動。夏老師提高了聲音對他說：“我說你是個書呆子，隻顧自己讀書，老婆不管，孩子們也沒有教育好。”周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樣地笑了，說：“你這話說得最好。我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最喜歡人家叫我書呆子。”然而在座者都慘然，終席不再說話。
出得月宮，百老彙大街上已是華燈璀璨。我目送倫苓扶著父親在人叢中蹣跚遠去，心中若有所失。剛才在夏先生家裏看字時，我曾趁機向周先生討一幅字，他很爽快地答應了，說是回到陌地生後寫來寄我。此刻我卻有點後悔了，我的對於周先生的欽佩和對於書法的貪婪，會不會顯得有點兒殘酷呢？
198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