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倒並不怎麼慘，雖然也批了一陣子，但很快就被吸收進了“梁效”（北大、清華“兩校”也）寫作班子，被當作顧問，日子也就好過了。同時進“梁效”寫作班當顧問的著名學者還有周一良，周一良你後來也見到過，也是在哥大，他來訪問，你聽他演講，不過那已經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海外許多人，尤其是老一輩的學者，對馮、周二人頗多微辭，但哥大似乎能夠理解他們在大陸“文革”中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仍然尊敬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這也令當時不久前才離開那個一切都遵循“政治標準第一”的國度的你深有感慨。
第二天上午，你竟然麵對麵地見到了馮先生，他離開你不到一米的距離。那是在一個seminar的小課上。這個課的老師是狄百瑞教授（Prof。。Wm。。Theodore de Bary），課名是中國思想史，一共也就七八個學生，中國學生則隻有你一個。狄百瑞是美國專治宋明理學的著名漢學家，也是哥大的資深教授，還曾經做過哥大的副校長（Provost），那天給馮友蘭先生頒獎的大會上，他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所以他有本事把馮先生請到你們的班上來跟學生們見麵。大家都很興奮，紛紛向馮先生提出一些問題，馮也一一作答，不過都講得很簡單。突然有一個學生請馮先生在他的書上簽個名，於是大家跟著效法，你那一堂課沒帶書，隻帶了一個筆記本，於是就請馮先生在這個筆記本上簽了一個名字。你還記得他簽字的時候手有些發抖，字寫得挺慢，那一年他已經八十七歲，再過八年他就去世了。馮先生簽名的那個筆記本你倒是一直保存著，但這次從台灣搬回大陸時卻不知道塞到什麼地方去了，一時找不出來。
馮先生的著作很多，但你以為最好的還是他早年（那時他才三十三四歲）寫的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後來美國的布德教授（Prof。。Derk Bodde，1909—2003）把它譯成英文，在美國學習中國哲學的人至今還以布德譯本為教材或必讀參考書。1949年以後，馬列主義席卷中國，馮先生與時俱進，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重新寫了一本“觀點正確”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文革”中，評法批儒，原來正確的觀點又不正確了，馮先生又與時俱進，加進評法批儒的內容，把《中國哲學史新編》又修改一番。但“文革”之後，風氣又一變，馮先生這才猛醒，始覺今是而昨非，決心回到自己，也回到孔夫子（“文革”中馮先生曾經一度跟風批判過的孔丘）的教導“修辭立其誠”，以八十五歲之高齡，又費十年之力，把全書重寫一遍，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三冊，接著寫四、五、六、七冊（現已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上、中、下三本包括1—6冊，第7冊由於是寫現代的，“因故”尚未在國內出版），終於寫完，才瞑目而逝。《中國哲學史新編》和後來的修訂本你都讀過，《中國哲學史新編》就不去說它了，連6冊修訂本比起最早的兩卷本來，內容雖然豐富了些，但似乎也沒有更好到哪裏去。馮先生想回到自我，但終於回不去了，在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大框架下，想要“修辭立其誠”，談何容易？你至今想起來雖然對馮先生的毅力敬佩不已，但也為他生錯了時代而惋惜莫名，一個那樣聰明的人，活了九十五歲的高齡，卻為一本書改來改去，就把一生給打發掉了。唉！
201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