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們當然也提了一些意見。我現在隻記得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當時的教科書和正統派的曆史學家都一致認為，兩晉的士族階級是一個反動的階級，腐朽的階級，我卻認為士族階級在開始還是進步的。正統派的曆史學家又認為曹操在當時是代表新興的中小階級的利益，司馬懿才是代表反動的士族階級的。而我在論文中卻認為經過漢末的大動亂之後，統治階級中的皇族集團和士大夫集團，以及被統治階級中的農民起義軍，表麵上看起來是三者同歸於盡，但其實是士大夫集團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三國時代的政權其實都控製在士族的手裏，三國時代政治舞台上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屬於士族階級。有兩位教授就問我：如何證明你這個與教科書不同的觀點？我記得我答辯的時候首先感謝老師們的愛護，接著就引用亞裏士多德的話：“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開始為我的論點辯護。我本來就料到這個問題會被提出來，所以我準備了一大遝卡片，卡片上整理了三國時代主要政治人物的家族背景。我引用這些資料，詳細論證自己的論點。我本來還有些擔心我的觀點會不會被視為離經叛道，但是沒想到幾乎所有的教授都對我的答辯給予了一致好評，說我不僅有自己獨到的觀點，而且做了紮實的研究，有確鑿的證據。
答辯結束以後，當時的武大副校長童懋林第一個走到我的麵前，緊緊握住我的手，說：“唐翼明，你今天的答辯很精彩，謝謝你為武漢大學爭了光！”我的導師胡國瑞先生也走過來稱讚說：“你的答辯很好，我還生怕你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呢。”大家散去以後，童校長特別拉著我的手，讓我和校領導以及教授們一起吃飯，那大概是我平生至此享受到的最高待遇。
答辯兩天之後，3月7日我就去了廣州，8日到了香港，3月15日到了美國。到美國之後，我收到家裏寄來的一封信，裏麵有一張剪報，報道我那次答辯的情形，稱我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個取得碩士學位的人。我看了自然高興，但令我真正得意的倒還不是這個第一，而是那個答辯會的規模，實在可以說是空前絕後。考一個碩士，而由九個教授（實到八個）組成答辯委員會，有三百多人來旁聽答辯，這簡直是天方夜譚。我自己後來在美國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也不過五個教授而已，沒有任何人旁聽。我在台灣當教授的時候，參加和主持了無數次的論文答辯，碩論答辯一概是三個教授，博論答辯一概是五個教授，偶爾有一兩個答辯人的好友旁聽，絕大多數時候是沒有任何人旁聽的。我有一次跟我指導的學生談起這件事，看到的是兩個瞪大的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真的嗎？”
2009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