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中，我從國外回到台北，清理積信，竟得程千帆先生噩耗，一時震悼莫名。
我之知千帆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的1978年。那一年十月，我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研究所，而千帆先生則於前一年從武大中文係退休，兩個月前被匡亞明校長請到南京大學去了。詩人曾卓對我說：“可惜，程千帆去南京大學了，不然你可以好好向他學點東西。”曾卓是我亦師亦友的忘年交，千帆先生則是曾卓的老友。不久，就在曾卓的介紹下，我開始同千帆先生通信，向他請教一些學術上的問題。次年，我寫了一篇討論建安文學的文章，題為《論“通侻”》，便托家住武漢、其時正在千帆先生門下攻讀碩士的張三夕兄帶給他看。他給我回了一封長信，頗多慰勉之辭，又幫我改正了幾處錯誤，指出若幹可加強的地方，還說正在請係裏對魏晉很有研究的周勳初先生也看看。不久之後，我把改過的稿子再寄給他，他回信說很好，他要推薦給《文藝理論研究》。大約過了半年，1981年初吧，我正在申請去美國，很希望在出國前發表，千帆先生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寫了一封信給我，特地附了《文藝理論研究》主編徐中玉先生的回函，大意是說，《論“通侻”》一文決定發表，隻是目前稿擠，可能稍遲一點。此文後來在1982年初刊出，其時我已到達美國，正準備申請進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的研究所，這篇論文同我前一年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的《李白的失敗與成功》及在《學術月刊》上發表的《別開異徑的杜甫七絕》，對我申請哥大的成功很有幫助。我心裏著實感激千帆先生愛惜人才、提攜後進的熱忱。
此後十年中，我與千帆先生時有書信往還，我一直執弟子禮，他卻把我當一位年輕的朋友那樣關心著，不時給我一些鼓勵。甚至愛屋及烏，從南京去武漢時特地抽空去看我家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我，端詳著千帆先生和我家人的合照，心裏真是充滿了溫暖與感激。
從美國到台灣任教的頭幾年，我因為忙於應付新環境，很少同國內親友聯係，跟千帆先生通信也因此中斷了好幾年。直到千帆先生大弟子莫礪鋒教授於1995年來台訪問，我才有機會請他帶一封信和拙著《魏晉清談》給千帆先生。很快就接到千帆先生的回信，仍然充滿鼓勵與欣喜。他在信中說：“未通問有年，側聞久返台北執教，而苦不知遵址。礪鋒南遊，帶來新著，捧讀歡喜。惟苦目患白內障，不能席卷鯨吞，但當細細咀嚼耳。”數月後，先生又專作一信論拙著，說：“清談是一熱門話題，近代及當世學人頗多染指。尊著晚出，評量諸家之得失，獨出一己之心裁，大處落墨，小處亦見工夫。我常感到，最理想的著述應當是文獻學與文藝學的高度結合，互相滲透，融為一體，亦即考據、義理均詳且精，再加以文辭優美，即清儒所標舉之高境。讀尊作，每有此樂。英時先生是我佩服的海外學人之一，書序也寫得好。”
此後四、五年，千帆先生的弟子張伯偉教授、程章燦教授先後來台，我和千帆先生的聯係也就更加密切起來。他寄來自己的近照，又讓伯偉等帶來自己的著作，並囑我：“目前兩岸來往較易，如有學術會議，望能回來看看。我則目瞀耳聾，走路也困難，不能行動矣。”我近年除繼續研究魏晉之外，兼治當代文學，寫了幾本小書，原以為千帆先生不會有興趣的，所以隻提了一筆，沒有把書寄給他，不料他來信說：“大著論現當代文學者，或更客觀，頗思拜讀，如尚有複本，幸見示也。”國內有人寫了評我的《魏晉清談》的文章，他也特地剪下來寄給我。千帆先生的熱情一如往昔，對我的愛護也一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