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車軟件的困局
最近一兩年，隨著私家車數量大幅度增多，很多城市的交通擁堵狀況不僅沒有削減，反而愈演愈烈；再加上複雜的出租車管製，現在中國一、二線城市，包括大部分三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上下班高峰時期打車難的狀況。進入2013年，一個可喜的現象出現了，很多城市開始使用各種各樣的打車軟件，這樣就使出租車司機和乘客之間的信息得到了對接，能夠降低空駛率，提高出租車行業的服務效率。可是，這種打車軟件卻一度遭到了很多城市政府管理部門的抵製，甚至是直接叫停，這是什麼原因呢？
打車軟件針對的就是“打車難”問題。說到打車難，很多人應該說有一肚子苦水。有的時候買一個私家車吧，覺得道路上也堵，而且你自己開車那種堵和坐車那種堵，心理感受是不一樣的。很多朋友寧願選擇打車。可是最近一兩年，很多城市上下班高峰時間打車越來越困難。為什麼呢？因為出租車司機在算一筆賬，在高峰時期拉人，把這個人送到那個地方，進去容易，再出來就難了。而且出租車在空駛的過程中，速度是非常慢的。這個過程他一算賬，消耗的油錢和浪費的時間跟打車的收入不成比例，所以很多城市的出租車司機在上下班高峰，尤其是行駛到擁堵路段的時候，索性躲到一邊：我不拉了，借這個工夫吃飯，或者是用這個工夫完成兩班的交接。所以結果是，越是上下班高峰的時候，打車越困難。
2013年6月6日，北京市公布了北京出租車價格最終調價方案，決定自2013年6月10日起調整北京出租汽車價格標準。調整後的價格為3公裏以內13元，基本單價從每公裏的2元上漲到2.3元，燃油附加費標準調整為每運次1元，同時高峰期低速行駛費和等候費由原來每5分鍾加收一公裏租價，提高為每5分鍾加收2公裏租價。電話預約叫車服務費調整為每次6元。那麼調價後的打車難題能緩解嗎？
從目前的市場反映來看，這個漲價方案解決不了打車難題，為什麼呢？打車難是因為交通擁堵帶來的消耗大於出車的收益，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即使調了價了，司機一算不合適還是有可能拒載。有人說不對，北京不是現在調到……假如說車速低於多少公裏以下，那麼出租車原來的等候費用就翻倍地往上漲嗎？就是說，這樣一調價，堵車那會兒司機還多掙著錢了。其實大家不妨這麼想，如果真堵得厲害，可能乘客就不在車上待著了：我堵著幹嗎？我幹脆就給你已駛過這段路的錢，然後下去該坐地鐵坐地鐵，該幹嗎幹嗎。這樣會使出租車司機損失更多。所以，上調出租車價格，不是解決打車難的一個根本途徑。
剛才提到的“打車軟件”，是在現在我們無法解決交通擁堵的情況下，實現資源配置最大化的一種現實選擇。它怎麼配置呢？咱們看一下“打車軟件”是怎麼樣對接不同的資源的。
知識鏈接
如果你在智能手機上下載一款打車軟件，綁定手機號碼注冊認證後，在出發之前，提前5～10分鍾發出用車需求，該程序就會通過手機的定位功能，抓取你所在的位置，並立刻向附近的使用同款軟件司機端的出租車司機推送用車信息。司機們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包括離乘客的遠近、目的地裏程等，自行決定是否接單。司機接單後還會電話聯係，進行二次確認。這種軟件的最大特點就是可以通過使用加價功能，吸引出租車司機搶單。有乘客表示通過這種方式，一般隻需要2～3分鍾就可以打到出租車。
看了這段介紹，大家應該對打車軟件有所了解。其實它的功能原理非常簡單，無非就是這邊是出租車司機，這邊是乘客，雙方利用互聯網技術在一個平台上把不同的信息對接。它解決了我們傳統打車方式中的很多困難問題。以往打車，我們有幾種形式呢？第一種形式是“隨手招”，就是在道邊看到出租車來了招手。這個方式問題比較大的是，很多路段你打不著車，有的司機空駛，從你麵前過他不拉你。如果他覺得那段路不好走，他不想去，甚至還會有拒載的情況。所以“隨手招”麵臨的問題很多，有的時候你在路邊等半天也等不來出租車。有一個統計是，中國一線城市在上下班高峰期，大約有53%左右的乘客，打車要至少等10分鍾，甚至要等半小時以上。而那一邊的出租車可能還空駛著，不知道你這邊有人要打車，這樣空駛的也有將近40%左右的車。兩邊的信息是完全不對接的。後來發現這個情況，人們開始怎麼對接呢？通過電話預約平台，也就是電話叫車來進行信息對接。但這裏有個問題，電話裏一來一往，確認你在哪個位置，估計雙方得總共打三四個電話，光溝通時間就10多分鍾。而且司機還不能通過第一次電話預約知道這個乘客去哪兒，他也沒什麼選擇，隻能悶著頭往前開。要是再碰著溝通不暢，或者說話口音很怪的，溝通成本就更高了。
乘客不通過這個平台的話，還可以通過與出租車司機互留聯係方式的方法進行溝通：“你把電話給我，我有事叫你們。”這個形式倒是比較靈活，而且這裏頭還有一個好處：如果要走得遠了，或者是道路不便了，能不能給司機加倆錢兒也能談。但是這裏又有新的問題：第一個是我需要出租車的時候，這幾個司機都在挺遠的地方，可能趕不過來或者不願意大老遠趕過來；第二個，我在約你來的時候，你路上有可能碰到更好的活兒，就有可能拉別的了，我沒法約束你。雙方的選擇權都比較差。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可能雙方價格談不攏，沒法成交。所以電話預約和隨手招這幾種方式，都沒法對接更有效的資源。
這個打車軟件，就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不是說乘客隻跟幾個出租車聯係，也不是說這個出租車隻跟一個固定乘客聯係，而是多個乘客對多個出租車司機，在軟件平台上進行對接。所以司機的選擇麵提高了，作為乘客來說也是如此，他要打車的信息同時被多個司機了解了。所以局麵就變成了多對多，在這個平台上資源對接得就會非常通暢，選擇麵非常寬。所以“打車軟件”解決了這個問題，在中國好多個城市迅速流行開來。
打車軟件的突出優勢就是，上下班高峰期，打車和出車之間的信息溝通得更加順暢了，解決了很多信息不對稱的現象。按道理說這是好事，它能使出租車公司、出租車、乘客，包括政府交通管理部門，四個方麵共贏。可是這個“四贏”的事，最近出現了很大問題，好多城市對這個軟件是抵製的，有的直接叫停。
有人說既然你說是“四贏”，這種打車軟件這麼好，為什麼政府部門抵製呢？政府的交通部門提出了幾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說這個競價機製不好，又是加價5塊，加價10塊，加價20塊……出租車價格是固定的，一公裏多少錢這都是定好的，這麼一弄就突破了原來的價格協議，變成了誰有錢誰就能先打著車？這不就使打車變成了富人的遊戲了嗎？對於窮人不公平。所以說這違背了原先的出租車價格協議，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理由，這個軟件誰都能使，誰都能上，信息共享。出租車是知道了，黑車司機安裝個軟件也一樣能知道，可能就先把這活兒搶了，這不助長了黑車運營的歪風邪氣嗎？
第三個理由是，司機拿著手機用這軟件，在開車過程當中得聯係，一邊開車一邊打電話多危險啊，這不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嗎？
針對這些現實存在的問題，除了叫停，監管部門有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就說最後一個，說開車打電話這個事，其實很簡單。平常出租車怎麼停靠呢？看到前麵有人打車，你不也得停一個地方，讓人上來嗎？你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時候看一看誰需要，然後聯係好再開，這隻是一個管理規範的問題。這就如同平常很多地方的交通法規裏規定開車不能打電話，交警看到是不是得抓，這你也不可以一樣抓嗎？這就是個規範化的問題。
再說這黑車司機也可能利用“打車軟件”獲取信息，這其實在軟件領域之內完全可以解決的。就是說，通過改進或規範打車軟件，正牌的出租車牌照跟軟件能對接，黑車是對接不上的。這不是一個我們無法解決的問題。其實在現代網絡技術和IT技術情況之下，這種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
至於第一個問題，就複雜了：這加價才能打著車，不就意味著富人能打著車，而窮人打不著了嗎？這加價解決的，不是說這價給得多，我就一定能打到車。為什麼要加價呢？他著急打車，他特別需要；如果他可以選擇地鐵或者別的，就不一定加價了。這個加價方案體現的不是誰錢多，而是體現了誰需要，誰更著急。再者說，現在各地軟件加價，基本都有封頂，5塊、10塊、15塊、20塊。我多掏20塊錢打這個車，也不能說就是富人了吧。第二個呢，從市場經濟角度來講，價高者得，是任何一個行業裏都存在的現象。我要出高價，是著急打車。著急打車和不著急打車的人，在一個平台上絕對公平，那也不可能。我願意多出錢先打到車，我不願意出錢就後打到車，這也是很正常的。
為什麼很多地方卻抵製這個打車軟件呢？這裏頭有非常複雜的問題。其實“打車軟件”遭遇的困局是什麼？是行政管製的困局。打車軟件的性質是什麼呢？我們管它叫“居間技術”，居於兩個行業或者兩種力量中間；說白了，它就是解決一個交易成本的問題。“居間技術”的特點就是：你倆交易，得費挺大勁兒；我中間給搭個平台，節省你們的交易成本。像房屋中介就是典型的居間技術。隨著互聯網的發明，居間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比較典型的，過去談戀愛上婚姻介紹所，現在像什麼世紀佳緣、百合網，網上就能直接對接信息，所以這種網上婚介現在很流行。
我們剛才說到，打車軟件就是一種新型的居間技術，它是新型的一種服務技術模式。那麼為什麼這種模式遭到很多地方的抵製呢？首先，這種技術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你沒聽說過哪家民政部的婚姻介紹所去打壓婚戀網站，是因為它原先就沒有形成多大的利益格局，沒受到什麼衝擊；可是打車軟件不一樣，它確實衝擊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為什麼呢？你看著它好像通過這種信息對接，使交易成本降低了。但是由於出租車行業在很多城市是壟斷行業，這些壟斷行業比如出租車公司，它就會認為你節約的這成本，或者你獲得的收益，應該是它流失的利潤。所以在現在很多城市，出租車公司就琢磨，我們自己搞個軟件解決這個問題，不用你那個。這不就為了掙錢嗎？所以“打車軟件”的應用，觸動了原來的利益格局。
第二個原因是，“打車軟件”的應用，打破了原來的監管秩序。原先出租車有個價格體係，而現在搞競價；原來是價格監管的，你必須一公裏2元錢，或者說一公裏2.3元，這都定好了，現在你把它打破了。原來的監管被你給砸了個口子。再者，黑車有可能利用“打車軟件”，更打破了原來的監督秩序。秩序監管那一塊，其實本來不難，比如說怎麼避免黑車摻和進來，怎麼能更好地引導，甚至在立法層麵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以突破原來的管製瓶頸，能夠讓新的居間技術、新型的服務模式和經營模式，高效率地推進社會的發展？這是政府職責。可是我們也知道，規範和引導總是最費勁兒的。所以很多地方出於我剛才所說的這些原因，抵製打車軟件。這也客觀地說明，現在我們的國家在新型服務模式和新型經營模式出現之後，還麵臨著強大的行政管製的瓶頸，而且很難突破。
所以從這幾條來看，為什麼我們喊了這麼多年創新，很多新的經營模式卻很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廣？這和我剛才說的有直接關係。所以我說，今天我們提到打車軟件這種居間技術的典型案例目前所遭遇的困局，實際上遇到的就是這種行政管製的瓶頸。2013年李克強總理在兩會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市場能管好的交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事交給社會，政府隻管它自己該管的。我想這句話說的，就是這屆政府下決心要做的一件事。由此可見，雖然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但是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破除行政管製的領域依然不少。這恐怕是現在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必須要解決的一大難題。
城市化進程的幾種病
2010年夏天多雨，江西五撫河一帶發生了潰壩，好多地區都被水給淹了。
當地的政府往上報的時候，說這個堤壩是按照防備20年一遇洪水的標準來設計的；而對於這種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才碰到一次的洪水，沒有設計到位。也就是說，這個堤壩的安全係數不夠。有人問，那怎麼平常不修呢？地方政府給的結論是沒錢——上頭撥款不夠，我們也沒處籌錢去。
這方麵沒錢，可在別的上麵就有錢。原來，就在離撫州市不遠的地方，準備建立一個新城區。這個新城區是當地政府2006年開始籌建的，到現在為止，據說已經投資了250億人民幣，建得相當漂亮，又有廣場又有河區景點什麼的。修堤壩沒錢，建新城區有錢，豈不怪哉？
建新城，這可不僅僅發生在江西撫州。從全國範圍來看，從大城市到二三線城市，甚至就是小縣城也開始了“造城運動”，就跟攤大餅似的，不可遏製。
城市化本來不是個壞事，它能優化我們的環境，能使更多人享受到更高品質的生活。現在沿海地區，已經達到60%的城鎮化水平了，中西部地區才38%，需要迎頭趕上，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好讓咱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可是，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出現了好多弊病。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盲目地求大求精。2010年新華社曾經報道了一件事情，說是內蒙古有個清水河縣——這個縣，老百姓大都依山而居，住在窯洞裏邊，居住條件很差；當地經濟條件很一般，2002年的時候，縣財政收入一年才3千萬，所以說這是一個很有名的貧困縣——可是自2001年，它有一個龐大的規劃！準備在距離縣城26公裏開外的山坡上，建一個清水河縣的新縣區！
早在2007年，這裏就建好了清水河縣黨政綜合辦公大樓，以及稅務局、財政局、法院、第一高中等單位的辦公樓。有的單位還蓋起了家屬樓，但是至今沒有人進駐新區辦公，除此之外新區還有八座沒有建起的爛尾樓：有的蓋起了一半，有的隻打了地基。由於無人居住，新區顯得十分荒涼。據前去采訪的新華社記者了解，從1998年打算遷址到2008年放棄搬遷，耗費了10年時間。據初步統計，新區建設花費了上億元資金，由於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審批手續，這座半拉子新城隻能以違規建築的名義矗立在荒山之上。
縣財政一年收入才3000萬，它卻要投60個億，哪來的錢呢？完全不顧自己的區域麵積和人口規模。有的領導甚至要求按照現有人口規模跟產業規模的30倍進行擴建。
從21世紀開始的時候，全國各地就紛紛掀起了這種造城運動，而且這種運動不可遏製。記得那時候有48個城市，喊出了要建國際化大都市的口號。中國哪來那麼些個國際化大都市？數來數去，北京、上海、香港，就這麼幾個！可是口號喊出去了，建的時候就得真按那標準來。比較突出的一點是什麼呢？有的地方本來建個飛機場沒用，也非要弄個飛機場。而且廣場特別大，馬路特別寬。比方說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小城市，非得弄個八車道的馬路，你說那有什麼用？現在冷冷清清在那兒閑置著，沒多少車在上麵跑。
另外一個比較突出的手段是什麼呢？為了把土地價值炒起來，說要進行行政中心搬家。比方說我老家哈爾濱，把市政府從鬆花江南搬到鬆花江北，離原來的城區得有十幾裏地。這樣，一下就把周邊的地產炒熱了，然後政府土地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了。為什麼離那麼老遠建立新的行政區劃呢？那邊原來是郊區，征地容易，沒啥成本；而在城區裏，拆遷成本高，所以現在好多城市都把行政中心搬到郊區去。行政中心搬家，為的就是滿足這種擴城運動的需要。
在這種攤大餅似的造城過程當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第一個，盲目地上馬一些大項目。比如像藝術劇院，都按照國家大劇院的標準弄，結果弄得大而無當，一年用不了幾回；平常老百姓又進不去這地方，就是進去，費用也非常高。劇院隻能擱那兒，每年消耗了大量的財政費用。
再有就是，開發不怕，就怕大開發。大開發是什麼呢？它意味著這種“開發”遠遠超過了城市承受能力和環境承受能力。我們說，你不管怎麼開發，總得用水吧，那你把將來子孫後代的水都給用沒了怎麼辦？比如安徽巢湖一帶，圍著這個湖開發，大量的生活汙水就排到湖裏麵，造成了嚴重汙染——地下水汙染，湖也汙染。這是在開發過程當中很要命的問題。
還有一個毛病是，每個城市都建很大的開發區，但開而不發，土地就閑置在那兒，意思是先把地皮批下來再說。說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原因是，這地批下來就是錢。2008年有個統計數字，說全國閑置了大概14.5萬畝土地！有這麼多地在開發商手裏囤著。建開發區也沒有具體項目，那為什麼就把地圈了呢？這就源於強大的利益衝動。那些地基本上都是強製性地從農民手中低價征收來的，就像城市裏低價拆遷老百姓住房一樣。征收過了之後給的補償，高的一畝給到3萬塊錢，低的可能隻有幾千塊錢。可是轉手一賣，最少一畝得賣幾十萬，像北京、上海周邊的，甚至都能賣到幾百萬。一裏一外這差價，那土地財政是賺透了。所以這個利益衝動很大。
還得說我老家哈爾濱，整個城市現在就變成一個工業區，要麼是拆遷要麼是征地。這種衝動絕不僅僅就在哈爾濱，全國各地哪兒都是，鋪天蓋地。以前媒體提到過，北京這邊大望京村直接是把低保轉到跟城市居民一樣了，這是做得特別好的，可是很多地方根本就做不到。
城裏低價拆遷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有人提議說，不如建立一個有效的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可這種條例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出台。怎麼回事兒？原來，一旦這個條例通過了，現在這種征地就不能進行了，那樣地方土地財政就沒了。所以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極力表示反對。
當然，即使這個條例出台，也會有一些問題，我看到其中有一條，叫作舊房和危房改造也列入公益事業。就是說，搞公益事業，你可以強行拆除一些舊房；搞非公益事業拆遷，就一定得跟用戶商量。問題是，現在大多數地方政府，都是以舊房改造的名義來拆這些老百姓住房的。所以對於這個事，現在還處在一種爭議階段。
地方政府GDP以及幹部政績的提升，要靠什麼呢？一是依靠這種土地財政。第二個是什麼？地方上希望有大量的外來資金，注入當地經濟建設當中。這就會導致另一個問題，就是城市擴建過程當中的招商引資問題。
一提“招商引資”四個字，我估計任何一個鄉級以上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都知道這四個字意味著什麼。很多地方的幹部明明是德才兼備，卻因招商引資沒成績，得不到重用；能招商能引來資的，才德差點兒也用。每個領導幹部都有指標，比如在某一個縣城，副處級以上的官員，每人得交一萬塊錢的保證金。一年引資的目標是一個億，引不來，這一萬保證金就沒收。科級的幹部一年交五千，一年引資的目標是五千萬，引不來的話，這五千塊錢也沒收！這多霸道！有哪一條規定，說黨政幹部非得招商引資？
政府是幹什麼的呢？首先是公益事業的提供者，就是要做對老百姓有好處的事。同時是遊戲規則的製定者，是市場競爭的監督者，而不是單純負責招商引資的。現在有些地方的黨政幹部，絕大多數都投入到招商引資當中，這是地道的錯位和越位。咱們遠的不說，就說大夥兒都熟悉的電視劇《鄉村愛情》，齊鎮長不就是派下命令來，說得招商引資，要把王大拿給弄來。甭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讓他在象牙山投資。長貴給逼得沒招了，甚至想著把自個兒媳婦兒獻出去。你琢磨琢磨，這招商引資對幹部的壓力得有多大！
招商引資對內壓力固然大，對外同樣如此。而且在招商引資過程當中，種種違規現象層出不窮。有的地方政府說了，在一個小縣城，你如果引來500萬資金，就能免費使用15畝地，或者說你投入資金超過多少，完成利稅超過多少，那就可以免費使用多少地。這其實跟賣地是一樣的。所謂“招商零政策”，就是商資來了之後，其他什麼都是零，又是免稅又是幹嗎的，等於在公然違背國家政策。
至於招商政策更是五花八門，記得湖北大冶市出台一個政策，說哪個幹部要能把世界500強企業給我領來，隻要人家到我們這兒考察一次，就獎勵12000塊錢；要是人家能在這兒投資，就獎勵50萬。什麼“招來500強，給車又給房”，這種口號都弄出來了。
還有的地方，比如說甘肅一個縣，出台了一個大家都想不到的招商政策：投資商來投資，比如達到300萬，就可以享受副科級待遇，而且還真給發工資；達到500萬，就給正科待遇，達到一千萬享受副處待遇。還有一個地方，說隻要你投資了，就任命你為縣招商局副局長，結果這招商局副局長冒出一大堆來，據說先後任命了138位招商局副局長。
河南某地更不像話，出台了個什麼政策呢？投資商投資達到一定數目，那麼子女就可以自由擇校，想上哪個學校都行；甚至開車違章，也不罰你，晚上到夜總會消費也不必受審查。你琢磨琢磨，招商政策現在都已經到了多荒謬的程度了。
每一級都把任務往下壓，你完不成，那對不起，不用你了。所以出現了什麼情況呢？叫“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但是這有反作用，叫“下級騙上級，層層摻水，水到渠成”。什麼意思呢？比如某地招商，把企業家招來了，人家說要投資多少；地方政府急忙把空頭支票寫進文件，寫進政績報上去了，回頭人家根本不投資。有時還出現什麼情況呢？招來的錢，還沒有為招商花出去的錢多！
還有一些政策很有意思，比如說黑龍江，該地招商引資有什麼政策呢？你如果是家鄉人，你引來幾百萬甚至上千萬，那麼就可以把你家的一個親屬安排到當地的行政單位上班，解決正式編製。這對很多家鄉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大夥兒想想，這種安排合理嗎？被安排者能勝任那職務嗎？所以說，現在招商引資成了城市建設過程中的一種病。我們現在用GDP考核，有政績考核指標，招商引資成了一個硬件指標，根本不管你招來的是什麼商、引來的是什麼資，不管是不是符合當地的發展。記得以前的“蘇南模式”，把環境汙染得不行了，蘇北有些貧困縣馬上喊：“到我這兒來吧，隨便排放。”這也是招商引資，結果給當地的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真是遺禍無窮。
所以，對於現在城市擴建過程當中的招商引資風潮，我們真應該好好去整頓整頓。而且真正的商人考慮的投資環境更多的是軟環境，不見得都是硬件，如果給房子給地，可各方麵配套服務不好也不行……有的地方就是這樣，你來投資時非常歡迎，投資之後不管你了。比如有個南亞電子城，這麼一個大的投資集團，準備建一個27億美金的項目，開始考察時準備建在深圳，後來說不行，搬到昆山去了。人家為什麼搬到昆山？投資商顯得非常理性，說深圳那個地方服務不行，你想見個科長都難，官氣十足。昆山這兒呢，你有什麼問題當地能給迅速解決。因此，關鍵是得加強投資環境等軟件的服務。咱們很多地方就是喊硬件，等投資商真來了，反而不能很好地跟當地環境結合，求得發展。
還有，為了所謂改良招商引資環境，各地亂建高爾夫球場，上下都知道，高爾夫球場打的說是球，其實是人。打球過程中跟商人談判，觸目青山綠水，商人容易在這兒投資，所以很多地方一分錢沒引來，先投資建高爾夫球場。現在全國高爾夫球場的建設，比中小學生足球場、籃球場建設要快得多。不給孩子建操場，反而建高爾夫球場，不少地方都有這個現象。
建高爾夫球場最開始是江蘇昆山搞的，可是人家搞得還是比較成功的。昆山原先在蘇州下轄的這些地市當中，經濟排名第六，是倒數第一，人稱“小六子縣城”。後來昆山建市以後，在1985年說要招商引資，這在當時是比較前衛的。昆山撥出四公裏土地建了一個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號召外邊來投資。人家昆山政府拿出50萬，在上海浦東各機場都打上牌子，說歡迎到我們這兒投資——這是1985年的事。後來建高爾夫球場也是昆山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想到的。人家是有預案的——先有市場後有生產。得先知道市場需求量多大，我這兒才生產。現在很多地方是不管不顧，招不招得來商以後再說，先把高爾夫球場建成，先把這錢花出去。結果全國大概得有十多萬公務員——什麼招商局、貿發局、經貿局，什麼開發區、招商部……各種各樣的機構的公務員——都在忙活這事。這浪費了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且把政府的職能給弄擰了。政府應該關注公益事業，而不是這些事情。這是典型的錯位、越位。
所以現在中國城市這種擴建運動當中問題很多，不光是征地問題，不光是盲目建設問題、環境汙染問題，還有招商問題，等等。這些都是現在中國城市建設過程當中典型的幾種病，危害很大！
醫患糾紛有新法
2009年7月4日，有一部新的法律正式開始生效了。這部法律的名字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
這部法律跟我們老百姓的關係非常密切。為什麼呢？就在7月1日前後，咱們身邊的各大醫療機構，無論院長還是主治醫師，還是一般醫護人員，都被組織起來學習這部《侵權責任法》。醫院為什麼要學這部《侵權責任法》呢？因為《侵權責任法》裏有11條涉及醫療責任事故的規定。而《侵權責任法》規定的醫療責任事故，跟以往我們對一些醫療責任事故的判斷完全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司法解釋，它將會對今後醫患糾紛的判定產生一種顛覆性的影響。
以往咱們到醫院看病，跟醫院之間發生醫療糾紛，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一般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大夫給患者看病，看得不對，把患者病情耽誤了，或者他壓根兒治療手段就是錯誤的，把一個健康的人給治成了病人，把病人可能給治死了，這個叫醫療事故；還有一種情況，醫院裏頭用藥不對，有可能是假藥，器械有可能是假器械，大夫可能不具備行醫資格，非法行醫。這是一種非醫療事故。簡單來說就是，讓你吃錯藥了，這是醫療事故；讓你吃假藥，這是非醫療事故，也就是說是司法行為了。
所以在醫療糾紛的過程當中，有醫療事故跟非醫療事故。可是這兩種事故，我們去打官司效果不一樣。怎麼不一樣呢？它分門別類，比如說醫療事故，醫院不承認，說這不是醫療事故，怎麼辦呢？找醫學會來鑒定。醫學會組織權威專家來鑒定這是不是醫療事故，是不是醫院的過錯。非醫療事故則是由司法部門組織法醫過來搞司法鑒定。所以一個叫醫療鑒定，一個叫司法鑒定。這兩個不一樣，給我們打醫患糾紛的官司帶來了非常多的變化。什麼變化呢？比如說醫療事故，由醫學會組織權威專家來鑒定。從醫學知識角度來講他們可能比法醫要厲害，可是醫學會是哪個行業的呢？是衛生行業的，它跟醫院有扯不清的關係。由它來鑒定醫療事故很有可能偏向醫院、偏向大夫。所以它來鑒定醫療事故，其實就是老爹鑒定兒子，容易“官官相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