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內容為王。我被多次問到，國外對什麼樣的主題感興趣，換句話說，就是國外喜歡出版什麼樣的中國書，我想，這個問題今天在座的英國朋友可能能回答一部分。我們曾做過一個調研，看看國外出版中國主題圖書的情況，結果有大致這樣的排名：曆史、地理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宗教、哲學，再次是文化、文學，近年來經濟類別也很熱絡。《江邊對話》所涉及的主題就是熱門選題之一。他們的對話，是從《聖經》到《論語》，從“終極關懷”到社會和諧。通篇是在兩種文化、兩種哲學思想和兩種哲學理念的背景下展開，深刻、廣闊、坦誠、幽默，看不出他們的隔閡和迥異。
第三，表達方式極其重要。我被經常告知，某一本中國圖書是多麼的好，但是外國人不能理解，要換一個角度，或者換一種說話方式才行。是的，東西方的交流，特別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常常碰到障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表達方式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我所在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地址是，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內大街225號，這是中國式的表述，從大地方往小地方寫，從宏觀到微觀，而西方的表述恰恰相反，一定是先225號，然後依次是朝陽門內大街、東城區、北京市。從小到大，從微觀到宏觀。中外記者寫文章也是如此。比如同樣是對市場的描述，外國記者一定是寫某一個早晨，一個老太太挎著籃子出門，來到某某菜市場或早市，看見琳琅滿目的蔬菜，並且都很便宜，給人的感覺是市場繁榮、物價穩定。而我們的記者通常都會先說“市場繁榮、物價穩定”，然後再描述老太太賣菜的故事。雖然說的都是一件事，但表達方式不同，受眾的感覺會大不相同。
第四，知名出版商的合作為成功提供組織保障。我在各種場合都講，中國的出版集團和出版社若要“走出去”，與國外的出版集團、出版社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此次《江邊對話》的合作夥伴，中方是中國國際出版集團下屬的新世界出版社，因為多年從事對外出版工作，具有很強的國際合作能力，在海外也有較強的人脈關係。每年的版權輸出量在中國名列前茅。而對方宗德萬出版社則是哈珀.科林斯旗下的出版社。哈珀.科林斯的母公司是新聞集團，老板默多克是較早進入中國的傳媒集團，與中國一直保持友好的關係。
第五，優質的譯本為本書添彩。在和外國朋友談中國出版的外文書時，外國朋友經常會說到書的翻譯問題，多數情況下是我們的書翻譯沒有問題，都正確，但是沒味道，聽了讓人傷心。當然，這也不是三天兩早晨就能解決的問題。中國圖書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並且是重要原因就是翻譯問題。《江邊對話》的成功就是請到了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林戊蓀先生承擔翻譯工作，由於林公是翻譯大家，其譯文應該算是二度創作。帕羅先生稱讚此譯文“準確、傳神”，可作為“英文精讀課本”。
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國內外的廣泛好評，美國第60任國務卿舒爾茨說：“這一友好對話以卓越的洞察力，深入探討了價值觀與生命本質的相互關係。閱讀此書，你會備受啟發。”中國一代國學大師季羨林說：“這是東西方文化之間、宗教徒與非宗教人士之間的一次真誠對話，可謂開創之舉。對中美兩國人民更好地理解對方及本國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帕羅本人也認為，美國應該學習這種對話方式，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和平、坦誠的對話，美國應該明白，闡明觀點並不需要通過攻擊對方才能實現。
《江邊對話》是成功的，我們期待著更多的江邊對話，期待著更多的趙啟正和帕羅，期待著更多的中外合作的作品問世。
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圖書是一個非常好的載體。要將中國圖書推廣出去，出版工作者義不容辭，編輯朋友們更是責無旁貸。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越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希望了解、願意了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今年我們將迎來舉世矚目的奧運會，並且將隆重紀念改革開放30年，明年是我們共和國的60歲華誕，後年，世博會將在上海舉行。中國的大事喜事都為我們向世界展示中國，為出版工作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更為我們的編輯工作者策劃、出版好作品，傳世作品搭建了平台。我們編輯工作者一定要有世界眼光，用世界眼光看中國，你會發現一片新天地。我們期待著。
最後，借用桂曉風先生的一句話，那是我剛剛走上工作崗位成為一名編輯時聽到他的一次講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出版好作品，是我們出版行業的永恒主題。
謝謝大家！
（在中國編輯高峰論壇上的演講，2008年）
§§§25、從認識“非典”到戰勝“非典”
——《畫說“非典”防治》讀後
麵臨“非典”的突襲，全國乃至全球為之驚慌失措，繼而憂心忡忡。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甚至不知道該病毒有多少種變異。被感染的醫護人員比例之大，被感染的親朋好友數量之多，前所未有。
要戰勝“非典”，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靠什麼？靠萬眾一心，靠科學防治。
醫護人員在一線嚴防死守，科研人員夜以繼日全力攻關，全國老百姓動員起來群防群控，世界正經曆著一場保衛生命的科學大戰。科學防治是人類與“非典”決戰的唯一出路。隨著預防“非典”用品的陸續上市，眾多防治“非典”的普及讀物也同時出版並大量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