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下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48頁處，提到了一些令人發笑的宗教狀況，他說：“台灣人相信有一種地獄，是用來懲罰那些在某些季節裏裸體的人、該穿絲衣卻穿布衣的人、尋找牡的人、未先問卜於小鳥之歌唱就采取行動的人。正因為這樣，他們反而不把酗酒和荒淫看成是罪惡。他們甚至認為子女們的放蕩墮落乃是其神明所喜歡的。”我們人住在台灣，可不曾聽或見過這類宗教。孟德斯鳩顯然對台灣的宗教並不了解，一如他對喇嘛教和日本宗教也不了解那樣，不免說了些荒唐的話。
我們要永遠記得這個例子。當讀到某則記載，說某一個宗教是如何的荒誕不經時，我們就應提高警覺，想一想：荒唐的究竟是這個宗教，還是敘述這個宗教的人。
這是宗教研究的基本原則。可是目前我們的宗教研究似乎對此原則並不甚注意，所以往往徑行采錄了其他教派甚或敵對者的敘述，並根據這些記載來描述那個被敵對者攻擊謗議的宗教。
這類錯誤是極為明顯的。就像現在研究一貫道，如果仍沿用20世紀60年代台灣當局禁止鴨蛋邪教布教傳道的資料，以及當時佛道兩教批判鴨蛋教的文獻，而說一貫道便是如此男女荒淫苟合等等，一定被斥為無聊，不會認為這是什麼學術研究。可是，對於時代較為久遠的宗教，我們的警覺就鬆弛了。在文獻難征之處，偶獲一二史料，喜出望外之情也常使我們未及檢別資料的性質。因此，我們不但廣泛運用明清各朝官府剿滅教匪的檔案，采信儒生文士對妖異淫祠的批判性敘述，征引史籍中合有史官及國家權力意識的論案，更會大量參考異教者對許多宗教行為的證詞。而難得有人注意到：這樣引據實在是荒謬的。
此一狀況，在講道教史時尤為顯著。以天師道為例，天師道又被稱為五鬥米道，但實際上兩者本非一事。五鬥米道為張修的道法，《後漢書·靈帝紀》雲：中平元年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李賢注引劉艾《紀》雲：“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米五鬥，是為五鬥米師。”故教外人或有敵對立場者，即稱此為“米巫”或“米賊”。然《後漢書·劉焉傳》本身卻否定了這個講法，而說：“（張）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鬥，故謂之米賊。”但是張陵時代遠早於張修，且張修係被張陵的孫子張魯所殺。五鬥米之教若是由巴郡巫人張修所創，那就絕不可能是客遊入蜀的張陵立的。再者，張修的療病方法，據魚豢《典略》載雲：“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這五鬥米及三官手書，既都是張修之法，張陵當時必不曾有此等教法。張陵之教，或因張自稱為天師，故外界名其為天師道，而他們自己則稱為“真道”“正法”，並不是五鬥米道。張魯襲殺張修之後，接收了張修的教眾，所以張魯以後的天師道可能也吸收了部分五鬥米道的內容，故《典略》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