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博弈論應用於現實不靈了呢？主要原因可能是現實世界比模型要複雜得多。
作為一種“遊戲理論”，博弈論的各種案例都是極其簡單的：隻有兩個或三個參與者，兩種或三種選擇，等等。這固然是因為這樣做才能淺顯易懂地說明道理，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數據太多、太複雜，計算就成為不可能的事了。
博弈論必須是抽象化的（簡化的），正如地圖必須是簡化的一樣，但是地圖和現實之間有一個嚴格的比例關係，這保證了地圖的有效性。然而博弈論卻沒有這個嚴格的標準，它規定的數值和選擇都是極有限的，也很難與現實中的各種因素完全對應，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就很難在複雜的生活中完全行得通。
和算術一樣，抽象化的博弈論可以應用於現實世界，但是卻很難保證其應用是否正確，因為沒有一個嚴格的“兌換”標準——他對“效用”的定義通常是過於簡單化的，而且又是過於隨意性的，比如把合作的“效用”定義為3，把背叛的“效用”定義為5，把相互報複定義為1——當然，意思大家明白（哪個高哪個低），大體說來也不算錯，但是當這些被隨意設定的數字作為基本數據用於計算時，誰敢相信他的結論是正確的呢？當一個博弈論專家告訴你，“根據計算，你應該背叛，因為你合作所得是3，而背叛所得是5”時，你真的知道那個3或5意味著什麼嗎？
這正是博弈論與數學的不同之處。做一道數學題時，我們也可能得出錯誤的答案，不過我們知道，這是由於我們在運算過程中的粗心大意所致，而且隻要這道題是可解的，那麼就一定會有一個正確的答案。而用博弈論模型分析現實事件或預測未來就不是這樣了，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也不知道如果不正確，問題又出在哪裏：是推理過程的問題還是作為推理基礎的原始數據的問題，也許更糟的是，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一個正確答案。
如果博弈的結果是用現金或分數兌現，還不太麻煩，可是如果換成了休假、家務勞動或者選擇配偶呢？換成滿足感、幸福感或者安全感，又會如何？對這些東西，我們沒有一個客觀標準或者“兌換率”來衡量，隻能依據每個人自己的判斷（偏好）行事，而人的偏好是千差萬別的，這個人認為一文不值的，那個人可能認為千金難求，那麼又用什麼來證明博弈論給定的“效用”數值是合理的呢？
所以有人說博弈論就是一個“萬花筒”，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都不一樣——它反映的是使用它的人自己的價值體係。如果它開出的處方是“不擇手段”的，並不能證明不擇手段是正確的，隻是證明了使用者是個不擇手段的人。
因為“效用”的不可靠，博弈論得出的結論有時是與它的初衷背道而馳的：本來人們利用它是為了得到“正解”，結果卻可能是根據一些憑空捏造的數值，證明任何一種你想要的選擇是“正解”。恐怕也正是因此，必然造成人類浩劫的核戰爭才成了“可以接受的理性選擇”。
“看不見的手”不靈了盡管今天，經濟學者中已經有了不少博弈論的支持者，但是古典經濟學派仍然對包括博弈論在內的“現代分析技術”並不感興趣。
納什證明：在“囚徒困境”中，“雙方背叛”才是最穩定的策略，也就是“納什均衡”。有人說：“納什均衡”是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提出的挑戰。按照斯密的理論，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最終達到利他（社會財富增加）的效果。亞當·斯密在《原富》中的名言：“通過追求（個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會比其實際上想做的那樣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然而從“納什均衡”我們引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一個悖論：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卻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兩個囚徒的命運就是如此。因此博弈論的支持者宣稱“納什均衡”的悖論實際上“動搖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石”。
然而理論可以被動搖，但現實生活中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卻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動搖的。不良商販固然存在，有效的市場監管也必不可少，但是人們通過正當的商業活動一方麵自己獲取利益，一方麵促進了社會總體福利的提高，這一事實確實是存在的。
問題在於，博弈論所說的“效用”往往是短期的，如在“囚徒困境”中，背叛之所以比合作更有利，是因為這個模型規定的情況是“僅此一次”，囚徒可以不考慮對方會報複自己的背叛行為，也隻有在這種情況下，背叛才是合理的。
現在我們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家電價格大戰，如彩電大戰、冰箱大戰、空調大戰、微波爐大戰……這些大戰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費者。在這裏，我們可以解釋廠家價格大戰的結局也是一個“納什均衡”，而且價格戰的結果是誰都沒錢賺，因為博弈雙方的利潤正好是零。競爭的結果是穩定的，即是一個“納什均衡”。所以，價格戰對廠商而言意味著自殺。
這個結果可能是符合嚴密的數學論證的，但卻並不符合現實情況。這種理論與現實相背離的現象在博弈論中比比皆是。當然可以把這歸因於現實不夠“嚴密”，但也應該看到博弈論的不嚴謹之外。
事實上，從長遠看，“零利潤”不但會損害商家的利益，最終也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如果生產和銷售商品變得無利可圖，誰還願意這樣做呢？誠然，商家在某些時候（如競爭激烈，要麼賠錢要麼垮掉）會采取低價傾銷的策略，但是這隻是非常情況下的非常手段，商業競爭總會以某些商家的失敗而告終，不可能沒完沒了地持續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人批評博弈論“紙上談兵”並非沒有一點兒道理。
人們應用博弈論，通常是為了揭示人在現實中的行為，或者指導人的行為，但是在這一點上，博弈論的成績並不好，原因就在於，人不是機器，並不總是聽命於同樣的“指令”的。你的“理性選擇”可能隻是在對方理性的情況下有效，如果對方是非理性的，這種選擇就可能效果不佳。
“皆大歡喜”
當博弈論被作為一種“答案”應用於現實問題的解決時，它的有效性也是極富爭議的。
對於拍賣市場，我們通常想到的是，誰出價高交易物即給誰。可問題是拍賣人可能說“假話”。比如我本來願意出10000元的，但隻要第二名出8000元，我出8001元就能拿下來的話，我就不會報價10000元。如何讓競買者顯示出真實的信息呢？維克瑞運用信息經濟學原理設計了一個新的拍賣機製。
維克瑞的拍賣製度是：讓每個人把願意出的價格寫在紙上裝入信封交給你，所有信封打開後，出價最高的人得到那件古董，但實際付的價格卻是出價次高者的出價。在這個製度下，每個人都會如實地報告自己對古董的評價，因為出價多少隻影響自己是否得到古董，而不影響在得到古董的情況下付多少錢。比如說，設想有一個人的實際評價是10000元，如果他出價10000元，第二個最高出價是9900元，他得到100元的淨剩餘；相反，如果他出價9800元，他的淨剩餘是零，因為他什麼也得不到。
在維克瑞教授設計的機製下，說實話比不說實話好。這裏，真實評價與實際支付的價格之間的差額變成了對說實話的獎勵，這樣的拍賣機製不僅可以保證把被拍賣物賣給評價最高的人（因而是最有效率的），同時也是在所有拍賣機製中賣者能得到最高收入的拍賣機製，看起來這真是經濟學夢寐以求的帕累托改進，是一種難得的皆大歡喜的製度安排。
可是換一個角度看，這又是一個非常不合理，而且效果很差的製度。最後的成交價就很古怪——它不是買主決定的，也不是賣主最情願接受的，在某些情況下，這個製度得到的結果一定會損害交易中某一方的利益。比如競買者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價分歧過大，估價最高的情願出10000元，而估價次高者隻想出5000元，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5000元這個價格是合理的，但最後卻要以這個價格成交，顯然賣主利益受到了損害。
對買主來說，這個製度也暗藏陷阱——如果你願意出10000元，而且非常想得到這個拍品，你可能就會擔心有人和你的估價一樣高，於是你動了腦筋——你可以寫一個高出估價一點的價格，這樣對方誠實出價，就會被你超過，而以他的價格成交，也沒有超出你原來的計劃。似乎這是個聰明主意，可問題是，你的競爭對手也可能這樣想，這樣做，於是每個人的出價都比自己的誠實估價高出一點點，最後的成交價就成了一個任何人都不滿意的“怪物”。
理性的困境說到這裏，我們就必須對經濟學與博弈論中常常出現的“理性”作一個了解，他們說的是一回事嗎？
古典經濟學與博弈論有共同之處，它們都建立在兩個假設前提上：其一，人是自私的，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二，人是理性的，其所有行為都是為了實現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目的，換言之，人不但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而且知道該如何去追求。他可以“損人利己”，也可能“利人利己”，但並不會去“損己利人”、“損人損己”和“損人不利己”。
這裏有兩個疑問：一個涉及道德，即如何解釋某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行為；另一個涉及理性，在現實中，我們都見到過“損人損己”和“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又該如何解釋？
道德問題並非我們討論的重點，這裏隻是簡單說一下。首先，大多數道德實際上有利己成分，從長遠說，是“利人利己”的；其次，某些自我犧牲的行為雖然是存在的，但並不普遍，不足以動搖人類的行為趨向。
問題在於後者，博弈論的“理性”定義的正確性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它所規定的“完全理性”假設隻能是一種假想；其次，在這裏，“理性”幾乎完全等同於數字的加減法：在0和1之間，你的理性選擇就是1；在125和125.1之間，你的理性選擇就是那多出來的0.1。所以有人指責博弈論假設的“理性人”隻是一些機器人，都沒有感情，沒有偏好，沒有幽默感，也沒有一點兒出於天性而不是出於算計的行為。
如果我們認同博弈論的理性假設，就會發現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有這樣一個博弈。
兩人分一筆總數固定的錢，比如100元。方法是：一人提出方案，另外一人表決，如果表決的人同意，那麼就按提出的方案來分，如果不同意的話，兩人將一無所得。比如A提方案，B表決。A提的方案是70：30，如果B接受，則A得70元，B得30元；如果B不同意，則兩人將什麼都得不到。
你也許要懷疑這種情況完全是虛構出來的，沒有什麼現實意義，其實並不如此。在現實中，這種情況就有可能出現。比如，一個賓館服務員撿到了100元，他想據為己有；可是另一個服務員看到了，於是威脅如果不分給他一部分，他就要向領班報告，這筆錢就要上交，誰也別想得到。你可能又要說，這兩個人的思想境界太低。需要再次申明，這裏探討的是理性（即“合理自私”）問題，而不是道德問題。
A提方案時要猜測B的反應，A會這樣想：根據“理性人”的假定，B“不合作”（投反對票）的結果是一分都得不到，所以隻要我給他一點甜頭——比如一分錢，他肯定不會高興，但又隻好接受——因為他接受了總還能得到一分錢，而不接受將一無所獲。所以A的方案可以是：留給B一點點，比如1分錢，而將99.99元據為己有，即方案是：99.9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