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博弈論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作為一種揭示社會、經濟行為規律的理論，它還是很具有啟發性的。博弈論有它的功能，也有力所不及的限製，要熟練地使用它，就必須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它。
博弈論：“經典”還是“時髦。”
博弈論引起的社會反響是很耐人尋味的，誕生之初的幾乎無人喝彩，其實並不奇怪：作為包含很多數學推理過程的科學，本來就不是很多人能夠理解的。但是在短短幾年以後，卻又突然萬眾追捧炙手可熱，主要原因是在“冷戰”背景下軍方的支持。當戰爭的威脅漸漸消失，博弈論又慢慢冷卻下來，開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批評之聲。近20年來，雖然博弈論在經濟學領域異軍突起，成為顯學，但是還是有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對它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為什麼這種理論會有如此跌宕的命運，人們的評價為什麼如此對立？這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是人們一開始就對博弈論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支持者認為它不但可以幫助西方贏得“冷戰”，甚至還可能提供解決人類社會的很多問題“正確答案”。博弈論的提出，原本是要解決（至少人們希望如此）政治、經濟方麵的很多問題的，但是從結果看它並沒做到這一點。
在博弈論誕生初期，一本名為《博弈與決策》的書中就這樣宣布了它隻是一個時髦玩意。“事實告訴我們：許多社會科學家對博弈論的幻想已經破滅。最初他們天真地趕時髦，以為它可以解決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無數難題，或者至少為許多實際問題提供了答案，結果證明並非如此。”蘭德公司的經濟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希契也曾失望地說：“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博弈論非常令人失望。”當這個期望破滅，人們的熱情就會轉而變為指責。當然，這其中肯定有一些對博弈論的誤解。
第二個原因就是，博弈論本身的很多內容也是極富爭議性的。
對博弈論的指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1.博弈論在本質上是一種“邪惡”的科學。很多人稱之為“馬基雅維利式的”（也就是說，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認為它宣揚欺騙與報複，是一種“病態、可憎”的學說。它宣稱人性是傾向不合作的，而且這種傾向是不可改變的。
2.博弈論自身的科學性也受到懷疑。
“不可避免的核戰爭”
由於誕生於“冷戰”時期，而且當時的很多頂級科學家（包括諾伊曼本人）都與美國軍方聯係緊密，博弈論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濃重的政治軍事對抗色彩，這反過來肯定又會影響人們對這種理論的感覺。
在批評者看來，博弈論隻是一門“衝突的哲學”，幾乎已經突破了人類文明中的道德底線——或者說，完全忽略不計。因此它隻能成為一種為不擇手段者張目的邪惡科學。
當時的情況是，一場曆史上空前殘酷的世界大戰剛剛落幕，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冷戰”馬上上演，幾乎沒有什麼人對持久的和平抱有信心。而西方（特別是美國）麵臨著一個致命的誘惑：該不該搶在蘇聯研製出原子彈之前，利用自己擁有的“獨門武器”發動一場戰爭？
博弈論的創始人諾伊曼支持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戰爭”，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甚至有些急不可待的，他曾說過：“如果你問為什麼不在明天用原子彈轟炸他們，我要問為什麼今天不去轟炸？”他的理由是，在核擴散必將成為現實的背景下，核戰爭是“邏輯的必然”，也就是說，是必然會發生的，所以，與其在對方也掌握了核武器之後開戰，不如在獨自擁有這種威力巨大的武器時使用它。這也是符合博弈論原則的：你有個最優策略，就要使用它。顯然，他的理論裏並沒有包含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如果一兩顆原子彈達不到目的，就連續不斷地向蘇聯投放這種致命武器，直到對方完全屈服為止。
1953年，英國首相丘吉爾（他是傾向於“先發製人”的）曾這樣預測“核戰爭”的後果：“如果發生戰爭，歐洲（指大陸部分）將遭到重創並被征服；英國會受到沉重打擊，但我希望不會被征服；俄國會留下來，但沒有一個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再繼續進行現代戰爭了。”
很難想象這樣的慘景居然是很多以聰明睿智著稱的人認為可以接受的，由此也可見當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是多麼悲觀。
為什麼這些智者認定了必須以一場核戰爭解決爭端呢？顯然，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他們留下的慘痛印象，但是，以科學的名義宣稱戰爭不可避免的博弈論是否也該承擔部分責任呢？
效用與正義與此相對應的，卻是另外一些科學家的極度不安。在參與研製原子彈的眾多科學家中，有相當一部分處於矛盾的煎熬之中，特別是了解了廣島和長崎的悲劇之後，他們轉而呼籲禁止製造和使用這種致命的武器。
有“原子彈之父”之稱的奧本海默（他是原子彈計劃的負責人）就尖銳地批評博弈論：“文明總是把道德視為人類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而且不可能討論殺死幾乎所有人的那種前景，但是這一切都被深謀遠慮的博弈論排除掉了。”
當然你可以爭辯：炸掉半個地球，總比炸掉整個地球要好（也就是說，具有正效用），如果地球真的毀於核戰爭，還可以說“先發製人”是合理的，但是問題是核戰爭並不是必然發生的，而且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蘇聯打破核壟斷之後，核戰爭並沒有到來，雙方展開了軍備競賽，盡管這種“恐怖平衡”讓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提心吊膽，但畢竟比毀滅一個或幾個國家要好得多了。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預見未來是多麼不容易。
事實上，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核軍備競賽並非由蘇聯挑起，相反，蘇聯還曾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接受了英法等歐洲國家的建議，同意美蘇雙方完全銷毀核武器。但是美國卻百般推托，並最終拒絕了這一建議，因為美國人認為沒有了核武器，西方世界更不安全（因為在常規武器方麵，蘇聯優勢明顯）。
發動核戰爭的道義理由是以小的代價（比如幾個城市的毀滅）換取大的利益（全人類的安全），可是這個“道義”很快就會破產。為了毀壞對方的工業基地，就必須炸掉整個城市，讓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喪生，因為原子彈是不長眼睛的，不可能“精確打擊”。那麼這種“小的代價”在什麼限度內是合理的（或者說，是具有“正效用”的）呢？一個城市？兩個？還是十個？一百萬人還是三千萬人？一個可以冷酷地把數千萬人的生命作為“代價”的國家，又能拿什麼來標榜自己先發製人的“正義性”呢？
而且，“先發製人的核戰爭”的目的也是含糊不清的：究竟是徹底打敗“邪惡的”蘇聯，還是阻止核擴散？如果是前者，僅僅因為對方“邪惡”（換言之，也就是可能對自己造成威脅）就用原子彈打擊它，這種行為本身不也是“邪惡”的嗎？如果是後者，即使真的打敗了蘇聯，也不可能實現這一目的，因為各國隻要有能力，就可能發展這種致命武器，為了阻止這類挑戰，美國就必須不斷打擊這些國家，結果是可怕的，而且叫人啼笑皆非：為了阻止核戰爭，就必須發動核戰爭。
姑且不論這種理論的缺乏人性，僅就技術性而言，它真的可行嗎？一場戰爭顯然不是簡單的沙盤推演，它的複雜性和不可預知性幾乎是無窮的，需要多少顆原子彈才能達到目的？其“效用”如何計算呢？
事實上，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戰爭”在技術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美國真的打算這樣做，是否需要爭取盟國的同意？可以想象，它的歐洲盟友多半是不會同意的：蘇聯的報複可能達不到美國，但肯定會針對他們，也許在蘇聯被完全毀滅之前，這些西歐小國就已經不存在了。即使逃脫了蘇聯的毀滅性打擊，核爆炸的放射性輻射也會使他們成為受害者。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獨立發動呢？蘇聯仍然會拿這些歐洲國家開刀，甚至可以把這些國家作為“人質”，逼迫美國停止。這樣，美國為了打垮蘇聯，必須押上整個歐洲作為賭注——恐怕還不止是歐洲，而且，即使這樣，能不能徹底打敗蘇聯，還是一個未知數。
愛因斯坦在《出路》一文中說：“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危險由於一個技術因素而被進一步強化了。現代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已經使侵略或襲擊手段比防衛手段占有很大優勢，這很容易導致以下結果，即使有責任心的國家也可能發現自己被迫發動一場防衛性戰爭。”
他所認為的“出路”就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將核武器置於這個世界政府的管轄之下。
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個世界政府必然是由美國主宰的（美國當然不可能把自己擁有的核武器交給一個淩駕於自己之上的組織）。那麼又如何保證美國不會濫用這個權力？退一步說，即使美國能夠成為世界的保護者，又如何保證它不會在這種極權下產生腐化？
對這些問題，博弈論沒有給出答案。
“邪惡的預言家”
作為一種研究人類行為選擇的科學，博弈論揭示的真相並不令人鼓舞，有時甚至還是令人沮喪的，但是因此專橫地給它扣上“邪惡科學”的帽子是不公平的。問題在於，博弈論很可能不僅僅是在揭示真相，而且本身可能暗示著人類的行為選擇隻能以這種方式進行——也就是說，在解釋人類行為的同時，也確認了這種選擇方式是唯一的，而且也是不可改變的。
事實上，早有人認識到博弈論在思考方法上的局限。人類學家巴特森在給著名的科學家維納（“控製論”創始人）的一封信中就指出：“應用博弈論的後果是強化了參與者對規則和競爭前提的接受程度，從而使他們越來越不相信還有別的方法去相互應對。”
沒有什麼證據表明愛因斯坦對博弈論的興趣有多大，但是他的很多言論似乎就是針對這種理論的要害而發的，比如下麵這一段話：“如果作為個體的人屈從於他們原始本能的召喚，即隻為自己躲避痛苦、尋求滿足，那麼他得到的全部後果將是一種不安全的狀態，充斥著恐懼和各種苦難。如果除此以外，他們還從一個個人主義的立足點，即自私的立足點來運用他們的理智，把他們的生命建立在一個獨立的快樂幻想上，情況將很難變好。”
顯然，他並不認為這是人類無法逃脫的命運：“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逐漸習慣於這種道德的衰敗。人們失去了支持正義、反對非正義的基本反應——這種反應根本上代表了人類反對墮落到野蠻狀態的唯一保障。我堅定地相信：熱烈追求正義和真理的決心，對改善人類的處境所作的貢獻遠勝於精明的政治算計，後者歸根結底隻會產生普遍的不信任。”
他甚至用“囚徒”一詞說明現代人在社會中的困境：他在社會中處於這樣的境況：他本性中的利己主義傾向不斷地突出，而虛弱的社會傾向（我們可以理解為“合作精神”）卻日益衰退。所有人都在經曆這種衰退過程，不管他們處於何種社會地位，在不知不覺中，他們成了利己主義的囚徒，並感到不安全、孤獨，覺得被剝奪了天真單純的生活樂趣。
當我們試圖應用博弈論去解釋或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時，這樣的提醒是不容忽視的。
紙上談兵如果說，對其“正義性”的批評還不夠說明問題（畢竟科學追求的是“真”而不是“善”），那麼另一方麵的批評就是很致命的了：博弈論真的是科學嗎？
首先，博弈論的一個尷尬可能是，作為事後分析，可以頭頭是道；可是如果你希望應用它贏得競爭，可能就有點勉為其難了。
一種科學理論必須要以現實存在作為依據，也就是說，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然而博弈論最完美的證明卻隻能在數學推算中實現，而且，這種驗證還必須依賴嚴格的設定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