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為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群卻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群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群，倒反成為有益。我想：從別一群看來，感受是和被諷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於"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隻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五月三日。
注釋：（1）本篇寫成時未能刊出，後來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九月《雜文》月刊第三號。參看本書《後記》。
（2）斯惠夫德（1667-1745）通譯斯威夫特，英國作家。著有長篇《格列佛遊記》等。
從"別字"說開去自從議論寫別字（2）以至現在的提倡手頭字（3），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並沒有說什麼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麼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4）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裏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於"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像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麵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於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裏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麼，他隻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於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於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於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隻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著纏不清的障害，至今沒有完。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於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對於這些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為別字辯護，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這確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別不別了，因為這會引到今文《尚書》（5），骨甲文字（6）去，麻煩得很。這就是改革者的勝利--至於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別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之後，重整陣容的最穩的方法，他已經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即別不別了。他隻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7）--"。。。。。。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裏所說的’爸父之蠱’。縱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後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嗎？。。。。。。"這頭幾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麼做"正字"，《說文》，金文，（8）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願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爸父之蠱"（9）。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著的主張是已經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將來破壞文字的統一。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並不算壞，但直白的說起來，卻隻是維持現狀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