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這莽原社內部衝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飆社。所謂"狂飆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裏麵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還帶著並不自滿的聲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闃寂無聊的長夜嗬！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沉沉的睡著了。
"於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著："--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嗬，我們要起來了。我們呼喚著，使一切不安於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於不來，那麼，也起來罷。我們將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睡著希望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我們並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著，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嗬，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隱隱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將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周刊便叫作《狂飆》。"不過後來卻日見其自以為"超越"了。然而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於使周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隻是小說方麵的黃鵬基，尚鉞--其實是向培良一個作者而已。
黃鵬基（73）將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為《荊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周刊二十八期）裏，說明了"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並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鮫人"。他說--"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因為在一片沙漠裏，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於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真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飭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裏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這是我相信的。"朋其的作品的確和他的主張並不怎麼背馳，他用流利而詼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著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他或者裝著傻子，說出青年的思想來，或者化為渝腿，跑進闊佬們的家裏去（74）。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諷刺文學是能死於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荊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尚鉞（75）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於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裏。
向培良（76）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的確，作者向我們敘述著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著羈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並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隻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內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麼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於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卻終於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麵，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77）。下麵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惡--"為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麵遊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麵，我隻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提著我的棍走了。"在這裏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準備著"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於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78）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巴劄羅夫（Ｂａｚａｒｏｖ）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並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寧（Ｓａｎｉｎ）（79）之徒，隻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但狂飆社卻似乎僅止於"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就隻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著半綏惠略夫（Ｓｈｅｖｅｒｉｏｖ）（80）式的憎惡"的前途。未名社（81）卻相反，主持者韋素園（82），是寧願作為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麵，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霽野（83），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著每一片葉的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台靜農（84）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為了韋素園的獎勸，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隻得動手了。《地之子》的後記裏自己說--"那時我開始寫了兩三篇，預備第二年用。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麵努力，並且舉了許多作家的例子。其實在我倒不大樂於走這一條路。人間的酸辛和淒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麼？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此後還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裏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