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在秦人的祭祀係統中，炎帝有突出的地位。根據古籍記載，可以試探索秦漢雍地諸畤中的炎帝之祠——吳陽下畤的大致位置。討論吳陽下畤和其他諸畤的方位關係和主次關係，以及以五帝為祭祀對象的五畤和“渭陽五帝廟”、“長門五帝壇”的關係，也可以推知炎帝崇拜在漢代有所演變的事實。此外，分析位於雍地的吳陽下畤與薑氏城、薑水流域炎帝傳說是否存在某種文化聯係，也是有意義的。
一
關於秦諸畤的設立，《史記·封禪書》中有這樣的記錄：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雲。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雲。蓋黃帝時嚐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
此後有“陳寶”之祠的設立，“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雲，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雲，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封禪書》又記載：
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關於“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的理解，參看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門”宗教文化意義試說》，《中國文化》總12期，又《周秦文化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隨後，秦穆公時代並沒有“畤”的建設，“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而東方神祠事業在這一時期受到權力者和思想家共同的特殊關注。不過，在距泰山神秘主義中心最近的地區，不僅沒有看到有新意的相關設計，實踐原有神學程序的試探也遭到否定，“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雲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情形，是此後秦人的“畤”的設置，逐漸走向完備：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
對於秦靈公作畤事，司馬貞《索隱》解釋說：“吳陽，地名，蓋在嶽之南。又上雲‘雍旁有故吳陽武畤’，今蓋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黃帝、炎帝。”裴駰《集解》：“徐廣曰：‘凡距作密畤二百五十年。’”
隨後，秦獻公“作畦畤櫟陽”，成為秦公作畤史的尾聲：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複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對於秦獻公“作畦畤”事，裴駰《集解》引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司馬貞《索隱》引《漢舊儀》：“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雲畤。”又引《三蒼》雲：“畤，埒也。”注家解釋了“畤”的形製，然而不言櫟陽“畦畤”，似乎這裏強調的是“畤”的原生形態。
《史記·封禪書》還寫道：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
看來，討論有關秦作畤行為的時序記錄，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事。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之後300年，秦獻公“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這意味著同樣“祀白帝”之“畤”向東遷移了400公裏左右。這一情形，和秦獻公“徙治櫟陽，且欲東伐，複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的誌向是一致的，也正切合了“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又“以犧三百牢祠鄜畤”時，卜辭顯示的“後子孫飲馬於河”的預言。張守節《正義》：“卜居雍之後，國益廣大，後代子孫得東飲馬於龍門之河。”而《秦本紀》所謂“（獻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複合，合十七歲而霸王出’”者，正是因為與秦人東進的軍事強勢和政治權威相符合，於是受到史家的重視。《史記·六國年表》：“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而後“畤”的設置向東發展，則“僭”的態勢更為明顯。宋人黃震《黃氏日抄》卷五四《讀雜史四·東萊大事記》也視秦作“畤”為“大事”。“太史公讀《秦記》”，《黃氏日抄》引作“太史公續《秦紀》”。
二
“西畤”、“鄜畤“和“畦畤”都是“祀白帝”的神祠中心。“自以為主少暤之神”，崇拜“少暤之神”的秦族國家迅速向“少皞”神話發生的地域擴張，以“西畤—鄜畤—畦畤”祀所移動的軌跡同時保留了秦人神學意識的一段曆史記錄。
如果注意到“西畤—雍地諸畤—畦畤”的方位關係，可以發現這三處祀所大體位於一條東西直線上，而雍地諸畤處於中軸的位置，“西畤”和“畦畤”與雍地的直線距離亦相當。
有學者曾經討論西漢長安的“南北超長建築基線”以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五關”的位置關係，都透露出秦漢人的地理意識和方位測定技術。前者涉及“秦東門”秦建明、張在明、楊政：《陝西發現以漢長安城為中心的西漢南北向超長建築基線》，《文物》1995年第3期，後者所論“五關”均是秦關王子今、劉華祝：《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所見五關》，《中國曆史文物》2003年第1期。與秦始皇經營鹹陽新宮殿區，“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相對應，秦直道的石門，也可以看作甘泉宮的“北山”之“闕”。參看王子今、焦南峰：《秦直道石門瑣議》，《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子午嶺—直道，子午道—直河，在鹹陽—長安正北正南形成了縱貫千裏的軸線。這一現象，應當看作秦漢都城規劃的基本構成內容之一。另一組對應關係，表現為直道的起點—石門—甘泉宮北闕與子午道的起點—“南山之顛”—阿房宮南闕。這一認識，也是和秦始皇以甘泉宮、鹹陽宮、阿房宮共同作為秦宮主體結構的構想相一致的。王子今：《秦直道的曆史文化觀照》，《人文雜誌》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