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畤—雍地諸畤—畦畤”的方位關係，也許可以為我們進行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認識基點。
三
雖然“畦畤”具有護佑秦軍勝勢的象征意義，櫟陽卻隻是秦獻公時代具有前敵意義的臨時的軍政中心。有學者以為秦獻公曾經都櫟陽。其實，結合史籍記載和考古資料分析，櫟陽未曾作為秦都。參看王子今：《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5期；《櫟陽非秦都辨》，《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3期。秦孝公“以（商）鞅為大良造”，又“作為築冀闕宮庭於鹹陽，秦自雍徙都之”，隨即推行新法，秦史進入了新的紀年。
秦史雖然呈示出文化的躍進，舊有的神祀傳統卻長期得以繼承。秦統一後，秦始皇依然十分重視雍地的地位。
甚至到了西漢時期，秦的神祀傳統為漢帝國的執政者幾乎全麵繼承，雍地依然是最受重視的皇家神祀中心。
《史記·秦本紀》：“（宣公）四年，作密畤。”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
漢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則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祠炎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
《括地誌》對於“在岐州雍縣南”的漢“五畤”，提出了兩種位列次序：
①“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
②秦文公作“鄜畤”，“秦宣公作密畤”，“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祠炎帝”，漢高帝作“北畤”。
②列述年代次序。①則前承地理位置陳述，全句為：“漢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則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則很可能是以“五畤”的方位為序。如此，則雍地“五畤”中，“祠炎帝”的“吳陽下畤”位列正中。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史記·封禪書》所說：“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所謂“吳陽武畤”，應是周人經營，甚至是更早的祀所，隻是長期“皆廢無祠”，為秦人重新修立。
也許“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祠炎帝”，依然恢複了“廢無祠”之前的神祀內容和神祀對象。
這樣，就創置年代來說，“吳陽武畤”或許是最早的。有理由說，在此基礎上秦靈公所作紀念炎帝的“吳陽下畤”，應體現了符合“周餘民”心理的文化政策《史記·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也繼承了當地淵源久遠的信仰傳統。緯書有周“色尚赤”之說《後漢書·章帝紀》李賢注引《禮緯》：“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可以為我們認識“周餘民”文化勢力對秦的影響提供參考。
四
自秦至於漢，“五帝”傳說逐漸成熟。參看徐旭生：《五帝起源說》，《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而其中“炎帝”傳說對於社會已經有很深的影響。參看宋超：《戰國秦漢時期炎帝傳說的演變》，《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
漢文帝時，對於五帝之祀又有特別的重視。《史記·孝文本紀》記載：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複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
所謂“渭陽五廟”，裴駰《集解》：“韋昭曰：‘在渭城。’”“渭陽五廟”，又寫作“渭陽五帝廟”：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
看來，“渭陽五廟”或“渭陽五帝廟”從決策、設計到施工、落成、使用，時間很短，也就是一年左右。《史記·封禪書》記載：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糸免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麵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張守節《正義》：“《括地誌》雲：‘渭陽五帝廟在雍州鹹陽縣東三十裏。’《宮殿疏》雲：‘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
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製，謀議巡狩封禪事。
隨後，又有長門“五帝壇”的建設：
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
提議在長安附近“設立”新的以五帝為祭祀對象的神祀中心的新垣平。在又過了一年之後卻被治罪：“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史記·孝文本紀》：“（十七年）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新垣平的騙局暴露之後，漢文帝不再親臨“五帝廟”行禮，然而依然派遣專門官員代表前往，“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也就是說，漢文帝因方士煽動而升溫的“五帝”崇拜狂熱，這時終於有所冷卻，不過，“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祭祀製度依舊維持。
漢文帝時代的“渭陽、長門五帝”之祠，“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可以看作“雍五畤”五帝紀念儀程向西漢王朝統治中心的延伸。而新垣平所謂“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以及作成之“渭陽五帝廟”、“帝一殿，麵各五門，各如其帝色”，其五采五色中，炎帝的赤色應當有突出的地位，這是因為漢文帝尊崇“渭陽五帝廟”的神學表態，已經確定了“尚赤”的文化主題。
《史記·孝文本紀》有明確的記載：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尚赤”的文化傾向表現直接與“五帝”信仰有關，是值得特別注意的。西漢晚期劉向父子曾經從儒學“天統”意識出發構建“漢得火”之說。《漢書·郊祀誌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複始，自神農、黃帝下曆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或以為這一觀點發表後，並沒有得到明確肯定，漢王朝“尚赤”，實始於漢光武帝時代。如《漢書·郊祀誌下》顏師古注：“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記載：“（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李賢注：“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色於是乃正。”此或鄧展以為“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意見的根據，而漢文帝“尚赤”的曆史文化跡象，似不宜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