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文可以得知，北宋時，把炎帝陵祭列於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南宋各級官員更是謹慎對待此事。
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知縣唐榮邦主修《酃縣誌》卷四“炎陵”條記：“按：宋《禮誌》：太祖命李昉、盧多遜、王佑、扈蒙等分撰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詔孫崇等分詣諸廟書於石。炎陵自太祖訪得，於乾德五年建廟陵。上遣比部員外郎丁顧言詣潭州祭告。其詣廟立碑。亦因五代百司廢墜，匱神乏祀，特為修舉。碑文暨分撰詣廟書石諸人，俱無從考。”轉引自《炎黃彙典》（三）《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頁。然而自北宋以後，關於炎帝陵的碑文、祭文便多了起來，表明宋、元、明、清曆代皇朝對此事的重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金朝統治者在這方麵的活動。《金史》卷三五記：
三年一祭，於仲春之月祭伏犧於陳州，神農於亳州，軒轅於坊州，少昊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陶唐於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於河中府，周文王、武王於京兆府。
以女真族貴族為主所建的金皇朝，如此重視對炎、黃至文、武的祭祀，深刻地反映出它對中原曆史文化傳統的認同，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炎帝祭祀與政治文化
明、清兩代，是炎帝陵祭祀最為頻繁、隆重的時期。明代大祭，有史可查的15次，其中14次告即位，另外一次為天順初年，是為英宗朱祁鎮告複辟。清室為明正統，對炎帝祭祀更為恭謹。祭文均由翰林院擬定，程序亦按禮部定式，分“迎神”、“初獻”、“亞獻”、“終獻”、“受胙”、“撤饌”、“辭神”七道。每一程序均有頌詞，是為樂章。樂章及祭祀圖式，舊誌均有詳載。每遇祭，鹿原陂上官宦軍民雲集，奉聖寺內晨鍾暮鼓，梵音繞梁，數裏之內，殷殷若有雷聲。如此數日，禮畢而止。清代大祭，有史可查的38次，其中告即位9次，告靖邊軍功6次，告災1次，告萬壽12次，告複儲1次，告後宮晉徽4次（中有3次兼告），告先人後事禮成7次。還有一次，是乾隆帝弘曆慶幸當了50年皇帝，遣人前來謝恩的。所告靖邊軍功，包括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平吳三桂之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漠北之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準噶爾之戰等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上引自《炎黃彙典》（三）《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316頁。
炎帝祭祀確確實實成為明、清兩代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重大典禮，這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具體反映，是曆史文化認同的突出表現。這在祭文中反複有所致意：
第一，關於“功被生民”、“潤澤生民”。這是對炎帝的歌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皇朝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這種民本思想是先秦時期的思想成果之一，而在西漢以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關於“宣著人文”、“淵源遞衍”。這是講的禮製教化，源遠流長，強調先賢製定的禮法製度在後世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這個思想從一個方麵反映了明、清政治生活中的曆史文化認同意識，即所謂“統緒相承”，從而對於維護中國曆史文化的連續性與繼承性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關於“四千年帝緒王猷”、“四千年治法欽承”、“繼道統而新治統”。這是清朝皇帝在祭文中反複申言的觀念，人們可以從中得到這樣的啟示：清朝統治者並未把自身視為“異族“，而認為是炎帝、黃帝以來曆朝曆代的繼承者。
今天的人們對於以往曆史文獻中有關所謂“異族”的記載和說法，一要作曆史的看待，二要作正確的辨析，以符合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事實，以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祭祀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對於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對於民族精神的形成、豐富和發揚，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