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消費》是徐習軍的第三部文集，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收入60多篇短小說，分為六個小輯：有描繪當代人複雜情感的《情感季風》；有闡述社會轉型期處於難堪境地的《尷尬的文化》；有展示世相百態的《大千世界》；有刻畫人生喜怒愛樂的《苦樂人生》、有追憶純情年華的《歲月流逝》；還有透析市場經濟中智慧較量的《商海泛舟》，內容極為豐富。
可以說，徐習軍的小小說，盡是一些小百姓、小人物和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反映人與人之間無奈的虛幻出現的矛盾和折磨，刻畫社會轉型期發展不完善的方方麵麵，小說總是在最後讓讀者尋求和領悟小說真正內涵和彈拔讀者心弦的答案。已故老作家李岩誌先生在一篇評論中說：《心情消費》的全部內容都在竭盡全力的暴露煎熬人生的酸甜苦辣。每一個故事情節和結局的迷人和感人之處並不在於它的情節和結局如何，而在於它字字句句噴放出來的十分強烈的酸甜苦辣，剌激著讀者的神經，不由得使你的心不能不沉下去，去用酸甜苦辣剌激下流淌的唾液舔吮生命的創傷。
在徐習軍的小說裏，一個事件或一個人物，平凡的素材，普通人的命運，卻能蘊涵廣闊的社會內容，引導讀者思考一些重大的問題。
（二）徐習軍小小說主題的鮮明性
曾經和徐習軍一起執編《中國微型小說》報、《金陵微型小說報》，籌辦微型小說研究會的《青春》雜誌主任郭迅先生當時評價過生曉清、淩鼎年、徐習軍等江蘇的幾個小小說名家，說他們的作品特色有的是語言、有的是主題、有的是情節、有的是結構，“習軍的特色兼具主題和結構，屬於典型的學院派風格”。
筆者認為，徐習軍小說的基本調子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在《心情消費》中的小說突出地揭示了轉型期社會問題的嚴肅性。文學是人學，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類社會永遠是個發展中的社會，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因此，寬泛地說，一切文學作品都以其獨特的方式，從某個側麵反映社會問題，尤其是在現實主義小說中，這種問題意識表現得更為顯著和激烈。因而徐習軍的小說不論從什麼角度入手，寫的什麼題材，但他總是有意識地集中反映了具有時代性、普遍性和嚴肅性的社會問題，或展示了問題的結症所在，或隱含了社會發展中的曲折與不完善，或者是表現出一種苦苦奮爭而不果的迷茫。在他的作品中比較多的是反映小人物與社會的抗爭。他對小人物寄予無限的同情，也對一些社會無賴式的小人物給予了無奈的、又是無情的鞭笞。這與其說是對其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不如說是作家對社會轉型期暴露出來的當代社會機製中存在的弊端的急切盼變的心理表征。
徐習軍的小說關注社會、關注人性、關注生命。人們對生命意識的深刻體驗可以是酒神式的迷狂，也可以是日神式的溫情，而如果放在人類永遠無法泯滅童年時代群體遊戲的歡樂情感的角度上，徐習軍的小說《樓梯口沒有燈光》就是對生命意識中刻骨銘心的孤獨的一種艱深痛苦的體驗，荒誕的故事情節勾起人類被驅逐出伊甸園時的酸澀情感。
小說敘述了一位向來嚴肅的樓科長，因為受到局長的表揚而心裏格外高興，在回家沒有燈光的樓梯口上順手摸了一下“妻子”的下巴，後來他發現昏暗中摸的美女竟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有可能是本辦公室的女同事。在“性騷擾”謎團無法解開的困惑和自責無法排解的痛苦中，樓科長精神徹底崩潰，終於住進了精神病院。在暫時放棄了猜謎語似的文本敘述之後，我們無法排遣一個健康快樂的人一瞬間成為一個精神病人的壓抑。我個人認為，小說最深刻的悲劇意味並不在於揭示誰製造了這樣的荒誕，而是這種荒誕背後說明了什麼？換句話說，人進入精神病院不是單純的生理、心理疾病的問題，而是被驅逐出正常世界進入另一個荒誕世界引發的人生無可排解的孤獨體驗。
徐習軍的小說雖明確地提出了各種社會問題，但沒有流於概念化和簡單化。他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將重大的社會主題寓於真實客觀的藝術描寫中。因此，讀了他的小說，我似乎能聽得到作家那胸腔裏強烈撞擊和靈魂的劇烈顫動的心音，體悟到作家那強烈的正義感、責任感、社會良知和憂患意識。他的小說，能給讀者開闊的社會視野和敏銳的時代感受。
（三）徐習軍小小說結構的獨特性
徐習軍擅長小小說，他也發表過很多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比如他發表在《連雲港文學》、《青島文學》、《南方文學》等刊物上的《陌生》係列短篇小說以及《邊緣地帶》、《雪地落葉》等中篇小說，雖然有其較大容量、較為複雜的故事情節來反映生活的一個重要側麵，然充其量也隻是用主人公生活的一段或全部過程來反映一定曆史時期的社會風貌，揭示社會某一方麵的特征。而就其文本而言，我們更喜歡他的小小說。因為就揭示社會某一方麵的特征這個創作內涵來說，並非小小說所不能及。相反，在上文說過他小小說恰恰同樣反映的是現實生活中最富典型的東西。那麼，他的小說最值得讀者推崇的是什麼呢？顯然是他小說的結構。
他的小說常常是以小見大，以弱勝強，更有甚者，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完全來自於他獨具匠心的構思、嫻熟運用小小說的文體結構產生的效果。
寫作學常常告訴人們：寫文章要做到“鳳頭、豬肚、豹尾”。可徐習軍的小說全然不顧這些，他的小說常常是一個平淡無奇的開頭，或“無精打采”的敘述、或“娓娓道來”的家常、或“漫無邊際”的問題，少有“富有激情”的“煽動”，可隨著文本敘述讀者不得不開始“緊張”起來，被徐習軍“拎著神經”跟著他轉，如果轉下去就是“懸念”的揭開，並不是高明之舉，沿用“歐·亨利”式的結尾隻能說是作家的懶惰，徐習軍的小說雖然也大多把“戲”做在結尾上，但他在兜出“懸念”或即將兜出“懸念”的時候，往往筆鋒一轉，來個反轉斜升，放大了閱讀著的想象張力，擴張了“懸念”，升華了小說意境。
他在結構上突破“懸念”“誤會”等情節鏈，構思上常常將素材進行“反常化”的藝術處理，使原本沒有任何形象性、感染性的陳舊故事凸顯出藝術的魅力和價值。
一向注重情節曲折動人的小小說創作，理所當然地把追求“反常化”藝術程序功能納入自身的價值體係中，閱讀徐習軍一篇被多家選刊選本選載的小說《小說家是這樣走上詩壇的》，很容易被其中“反常化”的藝術程序的精心設置所感染，麵對如此熟悉的故事我們會感受到異乎尋常的敘述以及為之拍案叫絕的審美價值。追求藝術技巧上的反常化，並不等於文字的遊戲。因為並不是任何反正常化的語言表達、布局方式、程序都可以稱為藝術程序，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話來說，“隻有反常化程序與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延的複雜化形式的程序才是藝術程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把《小說家是這樣走上詩壇的》中技藝的顯著特征說成是“反常化”程序，其存在的目的首先在於作為一種藝術，在於喚起讀者的審美感受。
寓言體小說在中國當代小說的多種樣式和可能性裏，始終占有重要的席位，就是由於此類作品往往具有思想的穿透力量。徐習軍的《心情消費》裏就有許多可以歸結為寓言體小說的作品。《生命一公尺》便是一篇四兩撥千斤的優秀作品。它見微知著，以開金礦為契，牢牢地扣住“發財###破財###死亡”這一現代社會式悲劇的隱喻，寫得冷靜，節製而又有分寸。作者處理得微妙，讀者讀得會心。尤其結末的這一筆：“老堯終於沒有看到勝利的果實，他的發財夢以及他的生命永遠滯留在那還差一公尺的地方。”令讀者辛酸憂憤，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