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登雖然有杜邦這個強大的經濟支柱，可與羅斯福這樣一位如此深得人心的總統和強有力的競選者相比，他甚至從未有過一絲得勝的希望。在人口10萬以上的城市中，羅斯福贏得了104個、而蘭登隻贏得了2個，這是杜邦家族有史以來遭到的最大一次失敗。過去，從未有一個家族單獨控製一次競選括動。因此，1936年共和黨人所遭受的毀滅性失敗對杜邦家族也是毀滅性的否定。正如泰勒·考德威爾的《死神王朝》中所比喻的，杜邦可能是美國最可恨的名字。
杜邦家族的噩運僅僅持續了一年，羅斯福便主動來找杜邦和解了。這也許是曆史又一次注定了杜邦家族要重振雄風：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是迫在眉睫了。也許是隻有在戰鼓響起的時候，政府才會意識到與杜邦合作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
1937年6月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特拉華，數以百計的杜邦家族成員和貴賓興奮地擁擠在基督教堂前麵。那裏，在一座俯瞰原先的希蘭迪瓦因火藥廠的鬱鬱蔥蔥的山崗上，衣冠楚楚的人群登上教堂陳舊的台階。照相機和閃光燈旋風似的忙碌著，拍下了本世紀最盛大的婚禮場麵，這是許多杜邦家族翹首以待的。教堂內，許多名人端坐在一排排擦亮的木製靠背長凳上，注視著一身穿著禮服的瘦長的新郎小富蘭克林·羅斯福，他在急切地等待新娘埃塞爾·杜邦。但是，那天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卻是新郎著名的雙親：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夫人。
在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中，這次杜邦家族和白宮之間的結合可能是公眾最意想不到的。僅僅一年前，杜邦家族還在和羅斯福總統交戰，雙方都發表了連珠炮似的政治演說，互相猛烈抨擊。然而，一切都像童話般的美滿，美國最有權勢的兩大家族走到一起來了。
這一事件表明美國最有權勢兩大家族休戰，同時也是以杜邦家族為代表的大財閥最終戰勝政府的標誌。經濟崩潰，戰爭在即，政府決不能得罪大財閥，因此率先打出白旗，放寬了對大公司的限製，決定對其減稅。1939年期間，杜邦家族的尤金向法院起訴，最後勝訴，得到了以前政府對其征收的6．3萬美元的拖欠稅；拉摩特追回了1934年支付的5萬美元聯邦稅；伊雷內也追回了2．8萬美元。1939年6月，拉摩特對威爾明頓信托公司起訴，索取1935年為13個杜邦家族成員信托財產而上交的22．3萬美元。當然這筆款項也退回了。羅斯福政府完全推翻了它早已製訂的稅收政策，從而動搖了“新政”結構的基礎。
杜邦家族意識到該是按自己的意誌來辦事的時候了。
戰爭是被稱為“死亡販子”的杜邦家族發財的好機會。小戰小發，大戰大發。1939年，規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機會又來了。1940年，杜邦公司向英國和德國提出了一個無煙火藥工廠的預算，6月4日軸心國批準了這筆預算，並簽訂了一項合同，同意資助全部工程。7月，羅斯福政府向杜邦公司訂購了價值2000萬美元的無煙火藥。為了生產這批火藥，杜邦公司被授權以2500萬美元建造並管理一家新廠，其產量將達到全國火藥總產量的3倍。杜邦公司第八任總裁拉摩特·杜邦高興地說：“他們需要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好，讓他們付出相應的高價吧！”
1940年，杜邦公司第9任總裁皮埃爾·杜邦的妹婿之弟、52歲的沃爾特·卡彭特被公司選中，出任公司第10任總裁。此人不僅是專業研究人員出身，而且辦事果斷敏銳，有很強的社交能力。時值“二戰”，正是這種人物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在他的領導下，杜邦公司生產了40．5億磅的火藥，占戰時全國總產量的70％。比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總產量增加了3倍。與一戰不同的是，杜邦的非火藥生產和營業利潤更大，這些非火藥生產也是軍用的。杜邦的尼龍降落傘、蚊帳、油漆、染料用於軍艦、軍服，防凍液用於軍車，等等。
1940年，杜邦公司的營業利潤為1億美元，1941年猛增到1．58億美元。另外，1941年杜邦公司還從通用汽車公司的紅利中撈到了3700萬美元。在1941年至1945年的軍工生產期間，杜邦公司獲得了7．41億美元的營業利潤，3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使杜邦家族獲得“死亡販子”稱號的數字。
1943年，杜邦公司盤進了製造X光和熒光鏡的帕特森屏幕公司，並開始買進最大的軍工承包商之一的波音公司的股份。1944年，艾爾弗雷德·I·杜邦家族在佛羅裏達州增加了其第15家銀行——美國國家銀行，使其總財力上升到2．59億美元。在北美航空公司，杜邦家族獲得了驚人的利潤：該公司營業利潤從1940年的0．l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0．87億美元。這段時期政府付給杜邦的價格高得不能再高了。從1941年到1945年的軍火生產期間，杜邦公司總共獲得了7．41億美元的營業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