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此流浪
聶華苓在自傳《三生影像》裏回顧：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都是在水邊度過的。
她1925年生於武漢，家境優裕。10歲那年春節，父親去世，孤兒寡母從此與陰風慘雨相伴。1938年8月，日寇逼近武漢，母親帶著聶華苓和弟妹逆長江而上，木船涉激流險灘，如枯葉般旋轉沉浮，孤兒寡母命懸一線，終於回到宜昌三鬥坪，母親娘家的老家。
14歲那年，聶華苓從三鬥坪搭小火輪去巴東，然後乘汽車到恩施，再坐滑竿到屯堡山裏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她說：“從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從長壽梔子灣的國立十二中高中畢業，聶華苓進入抗戰期間遷到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經濟係，一年後轉入外文係。在這裏跟大學同學王正路相戀，之後他們隨學校返遷南京。畢業不久，平津戰役已打響，在解放軍圍困北平的槍炮聲中，她成了新娘。聶華苓學著嫂子，循規蹈矩地在三世同堂的北方大家庭當媳婦，日子過得頗為壓抑。此後她與丈夫返回武漢，同母親弟妹經廣州到台北。1964年去到美國愛荷華。
紅軍長征經過貴州時，聶華苓的父親在平越地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任上去世，他死得突然，拋下兩房妻子、8個子女，聶家天塌地陷。聶華苓以後對政治有本能的疏離，她隻對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觀察的興趣。然而，那一代中國人身上，特別凸顯了時代悲情與個人命運的不可剝離。戰亂、流離；恐懼、憂憤；大江大海、骨肉分離；民眾之聲、威權政治……武漢，三鬥坪，長壽，重慶，南京，台北，每個漸行漸遠的地點，都留有聶華苓百感交集的回憶，也踩下了一代人背井離鄉的倉皇足跡。
遠走台北，再停駐愛荷華河邊，但青少年時代在長江、嘉陵江邊的歲月，江流雄渾，峽穀險絕，流光碎影，喜怒哀樂，都最難淡忘。聶華苓為讀者熟知的《桑青與桃紅》《失去的金鈴子》《千山外，水長流》等小說，都有密密匝匝的往事縈回。自然風物，國難家仇，人情冷暖，世態萬象，全部從筆底紛至遝來——三鬥坪、瞿塘峽、重慶……家族恩怨，異鄉往事，激越少年，迷惘青春，還有在戰亂中掙紮求生的人們，他們殘酷的處境，荒謬的經曆，分裂的性情，都鐫刻著國土苦難，時代蒼涼。
流年似水，往日的顛沛、苦澀，葉落成泥，化為作家的養分；沿著記憶之流回溯，也讓聶華苓部分釋放了異鄉人的故園之思。
1949年，到台北後的聶華苓正在找工作養家。聽說胡適任發行人的雜誌《自由中國》即將出版，主持人雷震需要人管文稿。聶華苓在中學、大學就喜歡寫文章，她被朋友推薦去工作。進入雜誌社不久，她就開始發表散文和短篇小說，雷震讀後很讚賞，讓聶華苓做文藝編輯，後來又吸納她加入編輯委員會。當時台灣文壇充滿反共八股，其他風味的文字很難問世。《自由中國》雜誌的文藝版卻自成一格，發表了梁實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陳之藩的《旅美小簡》等雋永、雅正的純文學作品。
在《自由中國》工作的11年，聶華苓如魚得水，受益一生：個性受到尊重，創作興趣得以發揮，“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為人的嶙峋風骨，和做人的尊嚴”。
《自由中國》刊載的呼籲民主自由的社論刺痛當局，雜誌和統治權力的衝突日益尖銳，雷震組織新黨的行為更被定性為叛亂。1960年，雷震等人被捕，雜誌停刊。聶華苓被迫閉門索居，幸而尚能寫作，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就寫於那段最黯淡的日子。1962年，台靜農親自上門，請她到台灣大學中文係教文學創作，“從此我在台灣又見天日了”。
去到美國後，聶華苓依然寫作、翻譯不輟。她一生著述豐厚，出版過幾十本小說、散文、學術專著和翻譯作品。但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她和丈夫保羅·安格爾創辦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是他們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的不尋常貢獻。台灣新聞界泰鬥、《中國時報》創辦人餘紀忠誇讚她：“在國際文化交流上的付出與收獲，沒有任何人可以比擬。”
聶華苓《三生影像》的序說：“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熟悉她的作家李銳認為，後麵還應該加上一句：“果實在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