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韶華轉瞬成空
張愛玲把《紅樓夢》讀得入骨入髓，“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她的小說，隨處可嗅到紅樓氣息；起初的文字，像《沉香屑·第一爐香》，對話、描摹，純然是《紅樓夢》的味道。
以她的玲瓏剔透，深諳紅樓之精深微妙，終身至慕至愛，當然不足為奇。而她親近此書，較之常人，更多一分“血緣”上的親近：同時代的作家裏，有張愛玲這樣顯赫身世的，寥寥無幾。小時候，因為人們熱議轟動一時的《孽海花》（小說作者曾樸是李鴻章長孫媳的娘家親戚），說其中莊侖樵係影射祖父，她便好奇地東問西問。母親和姑姑略顯詫異，她們平常絕口不提上一代，因為是受五四影響的新派人士，覺得早已到了萬象更新的民國，隻該往前看了，再說起前清舊事、往日榮耀，未免陳腐、矯情，倒是張愛玲一向有小說家的潛質，喜歡到處刨根問底，一鱗半爪地挖掘、鉤沉。待到長大寫小說時，前因後果，前塵近影，更是紛至遝來，由她著意經營。所以舅舅看了《花凋》，大為光火：她問我什麼，我都告訴她，她反倒在文章裏罵起我來了。
有一些人，比如胡蘭成這種家世尋常，又愛沾沾自喜的人，對張愛玲的門第，私底豔羨，也非常樂意借來誇耀。他逃亡溫州，就對人假冒是張佩綸後裔。倒是張愛玲本人，迷戀的並非“先前闊”，而是自己一手一腳“尋根”的收獲、家族裏那些瑣細有味的日常故事。到了晚年，祖輩的榮光甚至尷尬，都跟老照片一樣化為迷蒙溫暖的淡黃色，張愛玲想起他們，愈發鬆弛、親切。所以她在《對照記》裏說：“他們隻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對照記》裏有好多張祖父母、外婆、曾外祖母的照片。她的兩任丈夫，連影子都沒有。
父親張廷重是遺少，既有舊學功底，也懂英文。“在親戚間也是出了名的滿腹經綸。”他小時候科舉製度就廢除了，朝代又變更，張愛玲記得，他“一輩子繞室吟哦，背誦如流，滔滔不絕一氣到底，末了拖長腔一唱三歎地作結……聽不出是古文時文還是奏折，但是似乎沒有重複的。我聽著覺得心酸，因為毫無用處”。張廷重的文字功夫並不差，女兒十四歲時寫的幾回《摩登紅樓夢》，他擬的回目也還有板有眼：“滄桑變幻寶黛住層樓，雞犬升天賈璉膺景命”；“彌訟端覆雨翻雲，賽時裝嗔鶯叱燕”；“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屬，淒涼泉路同命作鴛鴦”……
高不成低不就，加上公子哥兒的眼高手低，他除了短暫幹過點閑差，長年流連於煙榻、妓院、賭場，一生陰晦發黴。打嗎啡針最厲害時，神智恍惚，病入膏肓。繼室孫用蕃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的女兒，陸小曼的好友。她也有煙霞癖，與張廷重倒是趣味相投。
祖父張佩綸先是窮京官，後為貶謫罪臣，半生清寒，張家的巨額財產來自祖母李菊耦（李鴻章之女）的陪嫁。張廷重最擅長敗家，揮霍、享樂，樣樣在行，隻要看到新款進口汽車，他就賣掉舊車換新車。1943年底，張愛玲已成為上海炙手可熱的作家，張廷重則賣掉了最後一部汽車，告別洋房，搬到一處三室一廳的公寓。兒子張子靜因為體弱，也因父親無力提供學費，隻得從上海聖約翰大學輟學。1948年，張廷重賣掉上海最後一處房屋，所得美元和黃金被他換成金圓券，貶值成一堆廢紙。不久，他搬到麵積十四平方米的小屋，直至去世。張子靜回憶，至少在1935年左右，父親在上海虹口還有八幢洋房出租。不過十餘年，安徽的田產、上海的房產，以及古董珍玩等，逐年變賣幹淨。千金散盡，他仍不以為意。有一次他主動要替兒子保管從單位借的差旅費，然後若無其事地花掉了事——不堪至此。
李鴻章一世英邁，文韜武略，大概他打死都想不到，自己不成器的外孫子（還有其他孫輩），一輩子這般行屍走肉。跟《紅樓夢》酷似吧——因為時移世易、風雲變幻，或子孫不肖、“箕裘頹墮”，縱然煊赫不可一世的權貴公卿，從鮮花著錦、烈火烹油，到食盡鳥投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也不過三代四代，甚至更快。紫蟒之長，與破襖之寒，王謝畫堂，與尋常巷陌，頗易轉換。世事白雲蒼狗、韶華轉瞬成空的乖謬無常，張愛玲以“局內人”的眼光看來，對盛衰、榮枯，更多幾分切膚感慨，所以她能參透“蒼涼”。
張兆和、張充和姐妹的父親張武齡，跟張廷重外形有點像，都是瘦削、斯文、羸弱的模樣。他們的家世也接近：張武齡的祖父張樹聲與李鴻章同為合肥人，在他麾下一同對太平軍作戰，因戰功顯赫被李鴻章保舉，躍居高位，最後官至兩廣總督、直隸總督。李、張均有巨額財富惠及子孫。張廷重、張武齡都是坐享祖業、安逸悠遊的富貴閑人，但一個五毒俱全，一個清雅醇良，其生活態度、運用財富的方式，迥然相異。張武齡一生癡迷書籍、昆曲，“對壞習慣和放浪生活極端反對……不管是誰娶妾、染上酒癮賭癮、抽上大煙，武齡都會為之難過”（金安平《合肥四姐妹》），他也不許仆人沾染這些惡習。
張武齡樂善好施，揮資辦學，對學生有溫和而非功利的期望。從1921至抗戰前的1937年，他持續投入25萬銀元辦蘇州樂益女中。那時物價便宜，一元銀元可買五斤豬肉，北平一份西餐套餐售價五角至一元二角。簡單換算一下即可知道，25萬元是一筆巨款，辦學可真是燒錢。當然，也有人認為張武齡揮霍家產，然而，他其實延續了士紳辦學的千年傳統，傳遞了一脈文化香火。樂益女中對女子教育的意義，自不待言。
張兆和姐妹的母親早逝，張愛玲的母親則遠走歐洲，她們都有母愛缺失的遺憾。但兩個父親有清潔與汙濁、溫和與乖僻的截然不同，子女的成長氛圍、心境和性情也就有天壤之別。張充和八個月時過繼給叔祖母識修居士（張樹聲的二兒媳），16歲養祖母去世後從相對封閉的合肥回到父親家。識修是李鴻章的侄女，很早就孀居，她富有學識，篤信佛教，仁厚慈悲。所以，張充和又更多一分古典韻味、國學根基。
2、煙火氣和世故味
胡蘭成說張愛玲：“看她的文章，隻覺得她什麼都曉得，其實她卻世事經曆得很少。”張愛玲寫出《金鎖記》等天才之作時，不過二十二三歲，剛跨出校門，閱世固然不多。但是，一個人倒不見得非要泥裏土裏陷過、血裏火裏滾過，才能洞幽燭微；就算經曆相近，每個人的視野、角度，心底的感應、濾網不同，世界呈現的色澤、明暗、縱深、清晰度，以及本人的內心體驗，會迥然有別。同樣父母早亡，都有傷悲哀愁，“英豪闊大寬宏量”的湘雲，與“心較比幹多一竅”的黛玉，性情舉止，包括詩風，就是兩樣；再說，就洞悉人性人心、明了世態世象來說，張愛玲仿佛罕見地開了“天眼”，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她不必件件直接經曆，已有許多“曉得”。
當然，繁複家事、特殊經曆，以及青少年時代的激烈、憤懣、敏感情緒，共同“調配”成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她曾跟姑姑說自己當過窮親戚、窮學生，姑姑聽得詫異，怎麼會呢？結果是，從父親家跑出來不久，在舅舅家，舅母說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給她，她當即臉紅、落淚——自己何時竟也成了被周濟的人？
張愛玲也明白，這些因為太“小氣”得來的小傷口，不過是讓自己“有個寫實的底子”，“對於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惜，使這個世界顯得更豐富”。所以她一麵宣稱自己喜歡錢，一麵也很公允地承認，自己“沒有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
比起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張愛玲可算生在錦繡叢中。母親在家時，固然花團錦簇。即便她出國期間，父親也極會享受，花錢如流水，家裏的吃穿用度都鋪張浪費，他敗光家產還在後頭。
張愛玲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服裝，尤其是花色與麵料：小時候長得太快，新做的蔥綠織錦的西式衣服，一次也沒有上身就不能穿了，覺得終身遺憾；父親的姨太太為了籠絡她，用整幅的雪青絲絨給她做了無比時髦的短襖長裙……多麼鮮麗。
30年代初，比她年長些的上海女作家如關露等，大多在節儉度日：到最便宜的小飯館買一元錢吃六頓的飯票，或者吃四分錢一碗的陽春麵。哈爾濱的蕭紅險些凍餓致死。那時節，張愛玲還困在父親家裏，有青春期的纖細、靈敏，事事不易釋懷：“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童言無忌》）說起來，揀長輩淘汰的衣服，何至於就難受如芒刺在身呢？到底還是疏離甚至厭棄繼母，穿著她的舊衣衫，自然渾身毛焦火辣不自在。加之，她就讀於聖瑪利亞女中，又處於最敏感、愛美的年齡，穿著那些領口都磨破了的舊旗袍，“在被稱為貴族化的教會女校上學，確實相當難堪”。因為這段壓抑經曆，她說自己獨自謀生後，一度成為“衣服狂”。
她在《我看蘇青》裏提到，從父親家裏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張愛玲當時被父親拘禁，渴望自由，這問題還是讓她糾結了一陣子。“後來我想，在家裏，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後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