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境遇已每況愈下，要負擔張愛玲的學費，自然更需精打細算。母親的犧牲和她對這些犧牲的著意強調，讓女兒不安、難過。“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向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童言無忌》）
張愛玲說自己跟蘇青明顯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對於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她宣稱自己是拜金主義者，“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樣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麵去”。她調侃道：有時候也疑心，自己的俗不過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時候又覺得是天生的俗。張愛玲那時候下筆還很委婉，我們後來讀了《易經》《小團圓》等才知道，母親也並非“絕口不提錢”——這對母女之間，橫斜著薔薇類植物的枝條，碎尖散刺，冷不丁就會紮人。所以，有時候提起錢時，話音未落，彼此已覺生分。比如，向母親表白將來會還錢給她的那一刻；有時候寧可收口，按下不表，心底卻又早就封凍。比如，當母親將大學老師好心資助她的八百港幣學費，在牌桌一夜輸掉之時。
跟錢相關的那些負麵回憶，有的像萬箭穿心，創傷永難彌合；有的則已經被時間稀釋，再提起時已經雲淡風輕。不過，那些傷過痛過癢過的經驗，讓張愛玲因此添了“寫實的底子”，卻是真的。比起有些不諳世事的大家閨秀，她看人、閱世，更質疑、冷寂、精準，多了煙火氣和世故味，下筆自然而然揉進了複雜、含混的色調，絕無女學生的文藝、迷蒙、羅曼蒂克調子，那些幽微、矯飾、曖昧，藏得再牢再深，她探囊取物，手到擒來。
3、勞頓不堪的日子
在香港工作了三年後，1955年11月，張愛玲抵達紐約，住進慈善機構救世軍的女子宿舍。那是救濟貧民的簡陋之所，她說：“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裏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有一天胡適來回訪她，她請他到黯淡的公共客廳去坐，客廳足有學校禮堂大，蕭索空茫，胡適四麵看著，“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憶胡適之》）
從孤島時期的紅透半邊天，到抗戰勝利後那兩年被迫沉寂；從熱戀時的“欲仙欲死”，到胡蘭成另尋新歡；從舊式旗袍在人民裝藍色海洋裏的突兀，到步步驚心地跨過戒備森嚴的深圳羅湖橋……張愛玲早已見慣冰火兩重天。從前她讓筆下的小說人物身處極端之境，不由自主，後來她自己也經曆了更多沉浮掙紮、痛徹心扉。比起那些起伏跌宕、身不由己，棲身陋室算得了什麼？她真是沒有了少女時代的那絲顧影自憐、纖柔虛榮，對前輩胡適見到自己不夠光鮮的處境，並不介懷。
以前，父母和繼母都曾帶給張愛玲深深淺淺的傷痛、傷害。那些難以消解的疤痕，好些跟錢有關，最突兀、最驚心動魄的，莫過於被父親毒打並拘禁數月。張愛玲在自傳體小說《雷峰塔》裏，借女主角琵琶的口分析：後母找碴發火，父親借勢發作，無非金錢的緣故：她想出國留學，“跟他們要一筆不小的支出，等於減了他們十年的陽壽”。
然而，縱觀張愛玲一生，“錢”最直接擾亂、損害她生活的日子，大概是和賴雅在一起的那些年。
1956年，張愛玲在麥克道威爾文藝營認識賴雅，他曾經是才華橫溢、聰明過人的寫作者，他倆不久結婚。此前他就曾經中風住院，婚後不久又接連中風。這是兩個飄零寂寥之人的相互取暖，十一年的婚姻也不乏恩愛，彼此常常還很默契。張愛玲的38歲生日，賴雅陪她看電影，她告訴他，這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生日。夏誌清分析，最初，他倆或許也還不乏現實的考慮，都以為對方能多少增加自己經濟上的安全感。然而，“她哪會知道六十五歲的賴雅早已錢、才雙盡”。他們結婚之前，倒是拮據的張愛玲幾次送錢給賴雅。後來，賴雅身體每況愈下，讓張愛玲添了許多精力和經濟上的拖累，她卻並無怨言。
結婚前夕，張愛玲懷孕了，這年她三十六歲，或許是做母親的最後機會了。然而，賴雅年老體弱、沒有固定收入（每月僅有微薄社會福利金），絕無添丁進口之念。當賴雅以後臥床不起時，張愛玲既要養家糊口，又要照料病人，勞心勞力。假設她生下了小孩，再多一層負擔、牽累，會怎樣疲於奔命？簡直不堪設想。張愛玲在自傳體小說《小團圓》裏寫女主角九莉，在暫借的公寓裏，花四百美金請人來做人流，當時懷孕已經四個月，不免有種種憂心。結果是，一個男胎被她從抽水馬桶裏轟然衝走。她似乎並無遺憾：“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錢，又有可靠的人帶。”然而，這兩個假設都是不成立的。人的選擇、決斷往往跟當時的處境有關，張愛玲跟賴雅結婚時彼此都一無所有，他日薄西山，她四顧茫然。放棄做母親，既是明智之舉，更是別無選擇。
《小團圓》最後一頁，九莉突然提到了孩子：“她從來不想要孩子，也許一部分原因也是覺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會對她壞，替她母親報仇。”可是，假如真的有“最好的情形”，足以養育孩子，怎見得張愛玲不是稱職的母親？她半途接手的賴雅，老病窮愁，她仍舊服侍得盡心竭力，既因賴雅給了她荒蕪中的溫暖、理解，也見出中年的她不乏充足的愛意、責任。緊接著，她寫九莉有一次夢見，在好萊塢影片的甜俗浪漫場景裏，“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映著碧藍的天，陽光下滿地樹影搖晃著，有好幾個小孩在鬆林中出沒，都是她的”。雖然跑出來微笑著把她往木屋裏拉的男主角，是早就恩斷情絕的衰人邵之雍（胡蘭成）。“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來快樂了很久很久。”
做夢時，她離開胡蘭成已經十年。《小團圓》寫於晚年，張愛玲給宋淇夫婦的信裏，隻肯用“無賴人”指代胡蘭成。然而，這個彩色的、慢鏡頭一樣的夢，她卻記得很牢，其中當然有對往昔繾綣的回味，而這仿電影畫麵裏，最甜美的亮點，是“好幾個”在鬆林中嬉戲的、她自己的孩子——那種歡悅、明媚、熱鬧的家庭氛圍，恰好是張愛玲從來不曾擁有的。轉頭再去看她墮胎並終身跟孩子無緣，就覺出命運待她多麼不公。
張愛玲與賴雅婚後輾轉居住在幾個扶持作家創作的基金會、文藝營，或者不時遷居。她應邀為香港的電影公司寫了不少劇本，有時也為美國新聞處翻譯作品，聊以謀生。她的英文作品雖然偶有出版，卻沒能取得預期的成功。根據《金鎖記》改寫的英文小說《北地胭脂》，出版後口碑和銷路不理想，其他小說在出版社常獲冷遇，張愛玲惆悵滿懷。她固然需要版稅改善經濟狀況，但更渴望以英文作品再度贏得文壇矚目。有天夢見一個不認識的中國作家成就非凡，自己相形見絀，醒來後與賴雅講述夢境，她流淚不止。
1961年，張愛玲初訪台灣，台北、花蓮都讓她興致勃勃。但賴雅又中風的消息，讓人措手不及。她的錢不夠買一張回美國的機票，隻好按原計劃去香港先完成電影劇本，也好掙點錢應對病人的各種不時之需。那五個月，她日夜辛勞，眼睛出血，牽掛賴雅，經濟窘迫，欠著看病和住宿費用，真是萬事憂心。
賴雅病情嚴重至癱瘓，大小便失禁。既要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又要靠翻譯等工作掙錢，張愛玲心力交瘁。這種勞頓不堪的日子持續到1967年賴雅去世。
4、黃金枷如此傷人
從1957年到1964年，張愛玲除了電影劇本，也一直在寫自傳體長篇英文小說，取材於童年、少年回憶和青年時期在香港、上海的經曆。她寫得緩慢而投入，給宋淇、鄺文美夫婦的信裏常提到自己的寫作：“打字打得昏天黑地”，“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
雖然她頗能“自得其樂”，但同時也不免忐忑：“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
恰如她的擔憂，小說投了多處，都沒有找到肯接受的出版社，張愛玲非常傷心。
我們今天讀到的《雷峰塔》《易經》，是根據張愛玲的英文手稿譯為漢語的。有點像評論者所言，是《私語》《對照記》和《燼餘集》的放大版。張愛玲自陳：“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這兩本書，包括她七十年代開始寫作的長篇《小團圓》，固然有張愛玲文字一貫的風韻：繁複細密的意象；別致微妙的譬喻；可堪玩味的情調；冷眼旁觀之下，抽絲剝繭、鞭辟入裏的剖析。迷戀並熟悉張愛玲的讀者，固然很樂意亦步亦趨，順著這些“竊竊私語”，去回溯她的成長。但是，它們比起張愛玲四十年代的頂峰之作，的確少了讓人拍案叫絕的驚世才情、絕代風華。
同樣有濃厚的自傳痕跡，同樣有香港作為故事背景，韓素音1952年在英美出版的《瑰寶》，大受讀者歡迎和評論界讚許，一舉奠定她在歐美出版界的口碑。韓素音此前一直學醫，僅與人合寫過一本紀實作品《目的地重慶》。要論曾經的文學成就、知人論世的深度與小說寫作技巧，兩人不可同日而語。但《瑰寶》是一氣嗬成之作，激情飽蘸，靈氣逼人。如泣如訴的愛戀，柔情似水的男主人公，加上色彩魅麗的東方殖民地背景，場景涉獵既寬，故事主線也凝練，又寫實又夢幻，確實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