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雷峰塔》《易經》，或許是中年張愛玲有意在追求“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她的家族故事和自身遭際，固然是素材寶庫，但她沉湎其中，多了鬆散隨意、自話自說，少了當年初登文壇的豐沛元氣，那些恍若精靈附體的鬼斧神工、生花妙筆，好像由潤轉枯，讀來不免瑣細散漫。讀者會因為張愛玲而去閱讀它們，但張愛玲的一世英名，卻依然是靠她的早年作品成就的。
今天，我們讀《雷峰塔》《易經》《小團圓》，會恍然大悟：原來，當錢還沒有直接攪擾、捆綁張愛玲的日常生活時，已經熏染、侵蝕到她的精神世界。身邊那些為金錢而生的嫌隙、怨懟，那些涼薄、扭曲、不堪一擊的親情，讓她迷惘、心悸，也讓她的眼底，很早就敷設了一層冷露寒霜：
姑姑與父親聯手，與他們同父異母的大哥打官司，因為後者分家時私吞了許多遺產。父親卻被大哥收買，臨陣倒戈，一對親兄妹遂不相往來——金錢消融了親情；而姑姑又挪用張愛玲母親委托她管理的錢，母親跟張愛玲抱怨時，忍不住掀起了一直遮掩著的不滿、嫌惡——金錢參與離間了這對曾經形影不離的姑嫂；姑姑循此下策，是因為當時她的表兄正陷入官司。她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救表兄於水火。而幫得那麼奮不顧身，則是因為她跟表侄有不倫之戀——那麼，表侄跟姑姑的一度相好，事關情感還是事關金錢？
這一家子的糾葛，不是錢少而是錢多生出來的。無論貧富，竟然都可能為錢所困、所傷，隻是傷法不同、創痕有異罷了。
都知道張愛玲從家族故事裏拈來不少小說元素，張子靜在《我的姊姊張愛玲》裏，就指點出她小說的某些原型，是親屬裏的張三李四。那些舊影陳跡、悲歡恩怨裏的凜冽、不堪，尤其是母親在母女情分上的寡淡帶來的絕望，早讓張愛玲通體涼透，終身帶著內傷。她的“天眼”原來是這麼開的，難怪那麼明察秋毫。就像八卦不僅僅指向風月，錢財也不止於跟物質相關，牽扯著它們的根蒂，還是世態和人心。一言難盡的家人和家事，讓作家張愛玲得益不淺，卻讓女人張愛玲，終其一生，都沒能逃離早年浸泡過的苦澀、荒寒。
沒有人比張愛玲將男女間的調情或淪陷寫得更精彩了，投桃報李、欲迎還拒，你推我擋、牽扯戒備，任她輕攏慢撚，盡得風流。人情世故，兼情色意味，錯綜複雜，布滿張力。她有本事把重重疊疊衣裝內層的皺褶，旮旮旯旯裏麵的隱秘，仿佛角色本人都不自覺的、遊絲般的綺思雜念，舉重若輕地撕開、拈起，再巧奪天工地染色、編織。
《傾城之戀》和《紅玫瑰白玫瑰》裏，範柳原與白流蘇，振保與嬌蕊，纏繞、膠著或者逃離，他們猶豫、遊移的底色，是雙方的相磁、相吸與權衡、掂量在微妙地抗衡，是愛得還不夠真、不夠深的男女，對得失的盤算、計較。
《金鎖記》的曹七巧，處境更尷尬，她跟小叔子季澤，若即若離半輩子。他終於貼臉站近，吐露纏綿心事，她歡喜得心神蕩漾，一轉念卻突然掉進冰窖，暴怒異常：“他想她的錢——她賣掉她的一生換來的幾個錢。”她憤而打他，過後又跑去窗口再看他一眼……那些愛恨貪嗔的雜糅，猜疑發作的瞬間，飛馳如電的閃念，張愛玲寫得妙不可言。情欲與金錢摩擦得鏗鏘有聲、火星飛濺。多少年裏，曹七巧隻能拿她對巨額財富的期待和“意淫”，來抵消生活的殘損、殘忍：不能舒展的自尊、虛榮，壓抑的情欲……等到終於手握巨資，她已經被欲望和仇恨啃噬得乖戾變態，並將兒子、媳婦、女兒等，步步拖進她那瘋人的幽暗屋子，讓他們一一窒息。“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她知道她兒子女兒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也恨她。”
張愛玲回應迅雨（傅雷）的批評時說：自己喜歡素樸，並不讚成唯美派。“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她的佳作，比同時代絕大多數作家都更耐讀、更現代，除了超凡的文字魅力，也因為，她既不“唯美”，也不趨時。她隻貼身逼近飲食男女們，工筆細描他們的喜怒哀愁、七情六欲。同時，像攜帶著透視能力超強的X光，洞悉了人物骨肉裏層的陰影、異常。
5、注定了要被打翻
張愛玲我行我素，不涉團體、政治。然而，看她的經曆，不免感慨，在大時代的驚濤駭浪或細波微瀾裏，個人到底是滄海一粟，隻能載浮載沉，無法置身局外。
投奔母親後，張愛玲參加倫敦大學的考試，成績為遠東區第一名。然而，因歐戰爆發，沒能前往倫敦，1939年改入香港大學。
念大學之前，母親告訴她：如果要早早嫁人，就不必讀書，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讀書，就沒有餘錢兼顧衣裝。張愛玲當然樂意念書，不在意生活拮據、衣飾簡單。她在香港節儉度日，為了省錢，還向校方提出不參加一切課外活動。她學習用功，能夠揣摩每個教授的心思，每樣功課都考第一，香港大學文科二年級有兩個獎學金，被她一人獨攬。
張愛玲成績優異，原本可以被保送入牛津大學深造，然而，隻差半年就大學畢業時，香港卻淪陷了。日本兵還沒有到來，學校已經在燒文件了，連學生的檔案、成績冊都全部銷毀。港大行政大樓下的熊熊火焰，燃得肆無忌憚、燒心灼肺——她三年多的努力，高材生的佳績，付諸東流，不留痕跡。
港大停課，留學成空。1942年夏，張愛玲無奈，與炎櫻結伴回到上海，計劃在聖約翰大學修完四年級。炎櫻的父親在上海開珠寶店，張愛玲在《對照記》裏說：“她（炎櫻）讀到畢業，我半工半讀體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過遠，隨即輟學，賣文為生。”據弟弟回憶，進聖約翰大學的學費，她上門找過父親一次，父親應允，但顯然不足。所以她寧可從此自己謀生了。
起初她用英文給《泰晤士報》《二十世紀》寫劇評、影評等，後來寫小說，一舉成名，紅遍上海灘。然後，與胡蘭成由聚到散。“來日大難，口幹舌燥”，也是關於她自己的讖語吧；抗戰勝利後，從1945年8月至1947年4月，張愛玲沒有發表一個字，她的名字蒙上了“文化漢奸”的陰影。曾經有報紙想請她主持副刊，因為她不肯換筆名而作罷。
1949年之後，更是天翻地覆。張愛玲1950年寫的《小艾》、1951年寫的《十八春》，一些段落裏，已經著意添了點舊社會的階級恨與新社會的光明麵，顯然是在“識趣地”盡力靠攏新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或許，這是她所能做到的最大幅度的妥協，但一看就是額外增補上去的，放在她的文字裏，有點礙眼。要是再多添，就不像張愛玲了。“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麵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隻限於一九三零年代。”寫作是張愛玲安身立命之本，她預感到，以自己的出身、文風、婚史，樣樣都是不合時宜的，隻能選擇離開。1952年，張愛玲前往香港，與上海永別。
歐洲戰火、香港淪陷、時代巨變……每一次都改寫了張愛玲的命運。她的成績冊在大火中灰飛煙滅的畫麵，仿佛某種殘忍的象征：“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而且，真的不止一次被打翻呢，她怎可能沒有“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呢？比涼薄家事、遇人不淑更令張愛玲畏懼的，是亂世的霜風煙雲：“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
在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新聞處工作期間，張愛玲與同事鄺文美及其丈夫宋淇，成為終身知交。四十年間，他們寫了六百封信，累積四十萬言。鄺文美夫婦對張愛玲有諸多真摯的幫助，張愛玲感慨：“越是跟人接觸，越是想起Mae（鄺文美）的好處，實在是中外隻有她這一個人。”她去信給鄺文美夫婦，常有細密的問候，最後將遺產留給他倆。
60年代初，張愛玲在台灣文學界已被奉若神明。從60年代末期開始，她在台灣、香港越來越被追捧，舊作不斷再版，經濟狀況也從此大為改善。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濤跟她的長期合作很愉快，他回憶道，張愛玲對於版稅，不太計較，提到改編小說的版稅，她回信也隻說：“版稅你還要跟我說嗎，你自己決定吧。”
張愛玲的祖父幫助過胡適的父親，胡適在美國時也力所能及地關心張愛玲。後者曾經將長篇小說《秧歌》送給胡適，三四年後他將書寄給她，通篇圈點過，扉頁上題了字。這些關切、用心，令張愛玲“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他們都是懂得感恩之人。
張愛玲給其他朋友的信件，也常有周到的體貼，隨時表達著濃厚的謝意。雖然她早就被遍體凍透，也日益孤僻避世，卻始終能夠承接外界暖意並心存感激。
“注定了要被打翻”，是人世最無可奈何的宿命。然而，就算落紅成陣，逝水無情，也還畢竟會留下些什麼，在指縫間可觸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