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韓素音開始第二次婚姻，並前往馬來西亞定居。她坦陳自己並未愛上倫納德，結婚隻是為了給女兒蓉梅一個安定的成長環境。
奠基於濃情蜜意的婚姻，並不意味著持久的美滿幸福；但一樁婚約從開初就欠缺激情、先天不足，中途拋錨的幾率無疑也更高。1955年，韓素音的老朋友、新任印度總督馬爾科姆邀請她訪問印度。參觀修建中的印（度）尼（泊爾）公路時，韓素音看到負責工程的陸文星第一眼，便愛上了他。陸文星是印度陸軍上校，他後來因為韓素音而離開軍隊，從事工程技術谘詢工作。
前兩次婚姻或傷痕累累，或平淡無奇；伊恩雖好，無奈瑰寶易碎。到第三次婚姻，韓素音終於能享受江流婉轉、月照花林似的寧馨。她曾對陸文星說：“你是我的大地，要是沒有你，我就不知所措。”他倆晚年定居瑞士小城洛桑。這段婚姻持續40多年，直到2003年陸文星病逝。
5、百年滄桑湧筆下
當醫生是韓素音少年時代的夢想，她曆經艱辛得償夙願。在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行醫15年後，當寫作與行醫愈來愈難以兼顧時，她於1964年關閉診所，專事寫作。
韓素音的係列自傳《殘樹》《凡花》《寂夏》《吾宅雙門》《再生鳳凰》，既寫個人和家族曆史，也試圖再現漫長的中國近現代及當代曆史，同時也描述她中年走進的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這些書在一些歐美大學裏既是曆史研究著作，也是有關遙遠東方的消閑讀物。
從1956年開始，韓素音頻繁回國探親、采訪，她熱切地渴望了解新中國的變化。那時，外界對極度封閉的中國充滿好奇和恐懼，她及時為人們掀開了一個觀察、探究的縫隙，她因此被譽為中國問題專家，經常到各國講演。
韓素音的身份有些特殊：《瑰寶》在歐美暢銷，初步奠定了她在文壇的聲譽。1955年，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將小說改編成電影《生死戀》，大受觀眾歡迎，還獲得兩項奧斯卡獎，新加坡的影院連續上映了36周；她1956年出版的《雨，我飲的水》，同樣獲得關注，一直被美國的大學列為研究馬來西亞最好的書；完成於1957年的小說《青山青》也不斷再版，又被好萊塢搬上銀幕……韓素音因為用英文寫作、作品能進入歐美文學界而在亞洲社會受到重視，有人甚至視她“高人一等”。與此同時，《瑰寶》《青山青》按照當時國內的評判尺度，又是不折不扣的淫穢文學。
韓素音遊走於歐亞，既可以在各大洲旅行、寫作，又在共產黨的中國被禮遇，應該說擁有很多人豔羨的隨心所欲。然而，她的寫作，就像她坦陳的那樣，在那個時代，仍然是不自由的。她在東方西方稱得上左右逢源，好些時候又似乎左右為難。
一方麵，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與世隔絕的中國，外交家周恩來等希望通過韓素音對世界傳遞中國的形象和聲音。周恩來多次會見她，接受她的采訪。韓素音為周恩來的智慧和魅力折服，也由衷地為新時代的進步、變化高興。然而，她畢竟不是新華社記者，沒能對新中國的成就滔滔不絕地大唱讚歌；她的觀察角度和寫作口吻，並非凱歌嘹亮式的，不可能讓大多數中國官員滿意。有時候，就連對她特別關照和容忍的老同學龔澎，也會明確地流露不滿。韓素音隻能解釋：“想要登載任何講中國好話的文章都很困難……不能像給中國讀者寫東西那樣給西方讀者寫。”還有人更是認為她詆毀新中國，她自傳的書名“傷殘的樹”、“凋謝的花朵”也被人憤然地視為別有用心的影射。
另一方麵，韓素音可以令人羨慕地頻繁出入中國，卻又不肯肆無忌憚地抨擊中國，令冷戰中的西方人失望。後者更訝異的是，她甚至熱情洋溢地替共產黨說好話，太像一個“赤色分子”。
其實，1956年第一次回國時，韓素音既興奮也沮喪，因為不習慣過於濃厚的政治空氣，她產生過缺氧似的窒息感。高音喇叭沒完沒了的聒噪，充斥著感覺良好的自我表彰，繁冗、亢奮的八股氣息，令她非常不適。
60年代初，市麵的蕭條，街上餓得搖搖擺擺的行人，還有親友們的食不果腹，韓素音當然看得到，她後來在《吾宅雙門》裏也描述過，包括提到陳毅、龔澎等曾跟她講起大躍進的失誤。
韓素音生長於中國，她領略過民國時中國美好的那一麵，也見慣它深陷戰亂和貧窮的滿目瘡痍；她生長的時代，包括五六十年代，種族歧視在世界各國仍舊活躍，白人至上的優越感，殖民者的特權地位，帶給亞洲人的傷害和屈辱，揮之不去。韓素音作為歐亞混血兒，更能敏感到某種落差，也更有切膚之痛。
韓素音自陳：“我對中國的感情不容懷疑，尤其是在1960年的冬天，我竭盡全力地為中國辯護。甚至對著那些刺探情況的外交官和記者，我不向他們吐露真情（含笑地），因為我與中國息息相關……畢竟我是一個中國人。”
她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又因遊離在外，沒有身處其間，故國就愈加牽惹情感。這使得她不太樂意無所顧忌地批評中國，像一個不相幹的“外人”那樣去揭短，她會感覺那是自爆家醜；同時，她也有所顧忌，因為必須照顧到她最在意的親人們在國內的處境。
冷戰時期的中國，在西方人眼裏是有威脅、有敵意的國度。韓素音力圖摒棄西方世界的成見、偏見，同時她也惱火於一些陪同者試圖強加給她的“再教育”。她甚至能夠感覺到，舊中國那些封建、腐化、陰暗的部分，依然存在，而且，它們也像唐保黃那樣，打著公正、道德的冠冕旗號出現。她竭力想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去下結論，可這沒那麼簡單。走到哪裏都被隆重地接待，固然使旅行和訪問變得便利，但她的訪問路線和參觀項目通常是被安排好的，難以接觸全貌。當然，“文革”結束前，一個外籍作家也不可能在中國隨意走動。各級官員，包括她采訪的學者，受當時意識形態影響，也難免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她傳達左傾或言不由衷的結論。
從反右到“文革”，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即便是親友也不敢對韓素音暢所欲言。如果說，年輕時在中國南北大地遊走、定居過的韓素音，像一條穿梭於溪流江河的野魚，呼吸吐納，冷暖自知；中年後待她重返故土，就有點像放進了大魚缸的金魚，她的所見所知所感，有時不免隔了一層玻璃。
今天再來看《殘樹》《凡花》《寂夏》《吾宅雙門》《再生鳳凰》這套書，涉及宏大曆史的某些敘述，因為時代、環境的局限而難免片麵，她也受限於自己不具備足夠的穿透力，去把握中國這一個多世紀過於詭譎、複雜的政治與漫長、浩瀚的時光。韓素音還試圖令自己去靠攏時代劇變那突兀的節奏，雖然其間也很失落、惆悵。她在《殘樹》第一章 裏說：
往事在時間和革命洪流衝擊下已變得不堪回首，當你心底最珍惜的憧憬已蕩然無存，麵對自己孤單的身影隻能一笑置之……你還需要認識到真正做到理解這個過程又是多麼艱辛……
如果說韓素音對曆史這個龐然大物，難以隨時都駕馭得得心應手，但是，她的筆觸一涉及那些個人直接感知的部分，就非常細膩、精準、靈動——東西方文化夾縫裏被擠壓、揉搓的憋屈感；成長中的踉蹌、痛楚與強韌；幾段愛情、婚姻的歡欣、迷狂或傷痛、絕望；命運的不由分說與不可思議……與此同時，韓素音對家族曆史的深情回溯、刨根問底，以及用細節去還原舊時生活場景的篇章 ，最富意趣。她為我們留下了清末、民國時期內陸城市成都、重慶與帝都北平的繁複影像，充滿風俗化的、泛黃的色調，又迷蒙又鮮活，似乎能聞到檀香、絲綢、煙草和灰塵的混合氣味。
《瑰寶》也非常動人，它的前景是如怨如慕的愛情，但韓素音也用相當篇幅描畫1949年前後香港的世風人情，以及解放前夕重慶的不知所措與默然等待。香港被稱為“亞洲的十字路口”、“竹簾上的縫隙”，外國觀察家、記者、投機商人、港府官員，從內地擁進的資本家、傳教士、難民、妓女……五方雜處，眾聲喧嘩。韓素音寫這塊擁擠、躁動之地的魚龍混雜，斑駁陸離，文化衝突，政見交鋒，其感受力和表達力都很見天賦。她靠女人靈敏的直覺、觸覺、嗅覺和植根東西方文化的有利視角，將自己的體驗、親曆、觀察，描摹得活靈活現、汁水飽滿，同時也不乏對往事和未來的真知灼見。
英國國家肖像展廊展出過女攝影家艾達·卡爾1959年為韓素音拍的一組肖像。那年韓素音42歲，瘦削苗條，身姿筆挺，鼻梁又窄又陡，線條清晰簡潔，像刀子雕出似的。她年少時的桀驁不馴已經被歲月打磨，有了一層淡淡的柔光，但那股倔強、篤定、我行我素，還是顯而易見。這個遭遇過環境捆綁、傷害的女人，因為性情和才智的鋒芒畢露，不折不撓，終究由早年的枯黃轉為鬱勃，迎來滿枝濃綠青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