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韓素音收養了一個一歲半的幼兒，孩子生於農曆正月初三，梅花盛開蓉城的日子，丈夫唐保黃後來給養女取了個富於詩意的名字蓉梅——成都的梅花。當旁人都為這個生於貧困、被賣過幾次的病弱女孩得到美好歸宿而慶幸時，韓素音自己卻深感幸運：“如果我不是小天竺街的一名助產土，我的生活中就不會有蓉梅。”蓉梅是她唯一的孩子，也激活了她的母性：“我無法想象我的生活可以沒有她。”
3、神經分裂式的婚姻
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韓素音不到15歲就進入北京協和醫學院當打字員、秘書，她還兼了兩份職，慢慢攢錢，同時請老師補習中文和自然科學等學科，為將來念大學做各種準備——她的理想是成為醫生。
1933年，韓素音考入燕京大學醫科預科學習。按原計劃，三年預科畢業後，她將進入協和醫學院念五年本科。1935年，她進入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這是當時歐洲學術思想最自由的大學之一。
1938年7月，成績拔尖的韓素音已經在醫學院念完三年級，卻突然脫離自己日漸靠攏的目標，離開慈愛的外祖父和未婚夫路易斯（他本是比利時一位前途光明的律師，後來成為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二戰末期犧牲），返回戰火焚燒的中國。所有人都認為她瘋了。
在歸國海輪上，韓素音邂逅從德國桑赫斯特陸軍學校畢業的青年軍官唐保黃。他英俊挺拔，熾烈的愛國理想、報國激情，令他更顯得高尚不凡，甚至很像中國的化身。他倆相互吸引，船抵香港便訂婚了，1938年10月兩人在武漢結婚。跟隨唐保黃進入他的親朋圈子，讓一直孤獨、倔強地遊離於人群之外的韓素音，不再感到閉塞、孤單；嫁給一個純正的中國人，也讓她覺得自己被一個團體接納，被中國承認。這種油然而生的安全感，一度撫平了她長期以來動蕩不安的情緒。
韓素音與唐保黃有過強烈的激情，後來則變得愛恨交織，有時恨意還難以消融。他們的七年婚姻，被韓素音歸納為“神經分裂式的家庭生活”。唐保黃出身望族，黃埔軍校畢業，充滿對領袖、校長蔣介石的狂熱崇拜和青雲直上的渴望。他性格矛盾，既瀟灑迷人，又剛愎自用；時而和善溫柔，時而冷漠乖戾；可以瞬間從熱情洋溢，變得狂怒暴躁。
唐保黃覺得韓素音過於歐化，太有主見、太頑固，缺乏中國傳統婦女貞靜幽嫻的德行，他竭盡全力對她施以淨化靈魂的再教育，不許她讀任何“犯忌”的書，包括古典詩詞，想把她塑造成她永遠也成不了的那種人。韓素音一度欣然接受丈夫的道德訓誡，無奈這樣的“施教——受教”模式很快就結束了。她哪裏有舊式女子那麼低眉順眼、逆來順受呢？何況她逐漸看出來，唐保黃雖然滿口忠勇愛國、仁義禮智，其實口是心非、虛偽虛榮。唐保黃則覺得自己確實愛妻子，但是被誤解了。他認定自己永遠正確，甚至不惜當眾羞辱和虐待她。她結婚時不是處女（盡管她告訴過他），這當然更不可饒恕，令他惱怒。
唐保黃跟他的好些同僚一樣，處心積慮想贏得蔣介石的好印象，其道德觀跟政治野心緊緊相連。他覺得妻子作為歐洲歸國留學生，值得炫耀；同時他又有敏感的種族觀念，擔心她的混血兒出身妨礙自己的前途，並讓韓素音配合撒謊，自稱純正的中國人。
這樁被愛國主義、感激之心、一見鍾情捏攏的婚姻，雖然也曾有過短暫或間歇的幸福、歡樂，但更持久的卻是失望、痛楚和折磨。
唐保黃官運亨通，回國後很快當上蔣介石的侍從副官，以後頻頻被委以重任。1941年底，他被任命為中國駐倫敦代理武官。1942年1月初，他們攜女兒蓉梅飛離重慶。
韓素音作為外交官夫人在倫敦的三年，雖然不乏開闊眼界的機會，但是按丈夫要求被迫困守家庭，情緒不免低落黯淡。她在必須參與的社交活動中也無法如魚得水，跟專注於加官進爵、日益專製的丈夫，感情漸行漸遠。
中斷了七年的醫生夢逐漸蘇醒，韓素音撿起功課，穿起利索簡樸的衣服，重溫學生生活，準備報考皇家自由醫院所屬倫敦女子醫學院。她隱約預感到，雖然抗戰即將結束，但巨大的變故正在逼近中國，唐保黃不會再那麼一帆風順，有朝一日她要靠自己的力量撫養孩子。
1945年3月，唐保黃任期滿後回國，韓素音留在倫敦念書。此後，靠著每月30英鎊獎學金，她一邊打工一邊撫養孩子，拚命用功，心無旁騖，辛苦、貧困卻快樂充實。1948年初，韓素音提前完成學業，進入皇家自由醫院當住院醫生。工作之餘，她除了在病理學博物館兼職，還繼續去學校進修，以使自己了解霍亂、傷寒等在歐洲已絕跡、在中國還存在的疾病。
國共戰爭爆發，1947年10月，唐保黃死於東北戰場，時任國民黨暫編五十一師少將師長。當初在倫敦告別時，他倆都已經心照不宣，彼此將淡出對方的生活。但誰也沒有料到，這段一言難盡的婚姻，會以如此慘烈的方式結束。
4、曾經為愛癡狂
1949年初，韓素音放棄在英國的安穩生活，攜女兒前往香港。此時中國大地正席卷著戰爭風暴，跟她1938年從比利時回國一樣，這又是一次令人咋舌的選擇。朋友們勸阻她：“不能老是把麵包扔到水裏去。”
韓素音進入香港瑪麗醫院工作，不久擔任急診部主任。1949年夏天，她在一次餐會上邂逅《泰晤士報》記者伊恩·莫理循。她原本以為自己早就心如死灰，早已超越誘惑，卻不知不覺深陷情網，因緣好像前生注定。她眼裏、心裏的伊恩，白璧無瑕。在自傳體小說《瑰寶》裏，韓素音借勞神父之口這麼讚美伊恩（小說中的馬克）：“既文質彬彬，又氣宇軒昂；既有英雄氣，又懂兒女情……說話總是那麼平和，像荒漠中的一泓清泉。”
伊恩·莫理循跟中國淵源不淺，他父親喬治·莫理循1897至1912年擔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曾為袁世凱等四任民國總統的政治顧問，對20世紀初的中國政治、外交有不小的影響力。當時的外文地圖幹脆將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標為莫理循大街。喬治·莫理循也是旅行家，曾經在中國東北、西北、西南及長江沿線旅遊、考察，出版過《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他收藏的大量東方學文獻及其通訊、日記，還有幾千幅圖片，成為研究當時中國曆史、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珍貴資料。
相愛的人當然渴望結婚，但障礙橫亙。首先，伊恩的妻子不肯離婚，他倆難免有傷及他人的愧疚，而周圍閑言碎語也層出不窮。在一個交往圈子相對狹小的城市，飛短流長有時候有致命殺傷力，伊恩擔心自己給她帶去傷害；其次，香港的歐亞混血兒雖然不少，但當時殖民地和租借地的好些英國人，依舊認為混血兒低人一等，他們往往在態度和言辭上隨時流露輕蔑。伊恩固然對種族偏見嗤之以鼻，但韓素音不得不憂慮，他倆的關係會影響他的前程；此外，心心念念想要回到內地的她，作為“赤色分子”的名聲在香港也很惹人注目。而供職於《泰晤士報》的伊恩，在共產黨人眼裏則是反革命的異類，顯然很難獲準去北京工作。中國剛剛建立的新政權和英國屬於截然不同的政治陣營，他倆背後的世界，碎成了兩塊，鴻溝又深又寬……
阻力如山，韓素音和伊恩也曾心灰意冷。但感情愈是遭到打擊，也就被激發得愈加蓬勃。韓素音發現，自己即便在躁動不安的青春期，也不曾像現在這樣，為愛癡狂：“那個短暫的秋天，時間和空間都停滯了，在幸福的天堂裏化成一個水晶球。”
朝鮮戰爭爆發，伊恩被派往前線采訪。盡管戰地記者傷亡的比例不小，伊恩和同事們離開香港機場時，卻“人人都顯得身負重任而對周圍一切滿不在乎的樣子”。伊恩的妻子現在給了他一個兩年的期限，他因此而樂觀，覺得自己能戰勝時間。
可是，他再也回不來了。1950年8月，韓素音得知伊恩的死訊。這場僅持續一年多一點的戀情，一段雲上的日子，戛然而止。天賜緣分，高峰體驗，轉瞬就彩雲消散，夢殘腸斷，韓素音唯有自我安慰，自己畢竟擁有“愛與死”的財富。
那是一種很奇異的體驗：她明知伊恩已逝，他從朝鮮寄出的信，卻一封接一封到達，總共18封。“這種延期的、他還活著的假象使他的死變得虛幻了。”第三周以後，韓素音收到最後一封信，“我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於是坐到打字機前，卷上一張紙，開始寫我的《愛情至上》”。
自傳體小說《愛情至上》（現譯《瑰寶》）1951年完成，次年在英、美出版。出版商喬納森·凱普寫信告訴韓素音：“我在英國的公共汽車上看到的婦女，胳膊下幾乎都夾著一本您寫的書。”《瑰寶》後來被譯為多種語言出版。不過，它在馬來西亞處境不妙，曾引起軒然大波，韓素音打趣道：“在某些一本正經的人中間，我得了個花癲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