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我們習見的人群裏，也確實有太多的人沒有感覺到文學的光輝；
而一些曾經沐浴在文學光輝裏的人到後來則認為那是一段人生的迷惘、幼稚期，他們不時在舉起夜光杯時會自嘲地對朋友們說：“我也當過幾年文學青年哪！”還有人對別人稱之為作家而正色反問：“你罵誰？”即刻予以澄清。在風景秀美的龍湖舉行聯誼會期間，我有幾次看到會下或散步或佇立一隅的文輝，孓然孤影，多作憂思狀，與其交談，也不離文學話題。
我對文輝的認識已很清晰了：文學，在趙文輝的精神世界裏，已是最壯麗神聖的生命的殿堂；不知從何時起，文學的光輝就開始召引著他的人生之路，照耀著溫暖著這個富於才情的青年人的心靈，他在生活的磨礪中成熟起一種強大的信念。他已成長為一個對文學充滿熱愛、充滿敏感、充滿激情、極為虔誠的人。
應當說，產生這個認識的主要動因出自於對趙文輝作品的閱讀。
閱讀這本自選集，令我感受最突出的是：對一個青年作家來說最重要而他已具備的非凡的文學敏感，以及經過十多年文學研究和創作實踐而形成的較高的文學素養。我覺得可從三個層麵來看。
他已形成自己的精神向度和社會理想。就這一點而言，趙文輝就有異於其他一些小小說作家——不錯，我的意思正是指有些從事小小說寫作的人或缺乏，或壓根就沒有這個概念。我認為，如果一個作家僅僅考慮到自己的寫作能給讀者逗幾個悶兒玩玩，換點碎銀用用（這也無可厚非），至於有無高尚的精神向度、社會狀態如何與己無關，那麼，他將找不到真正的文學，他的寫作找不到源頭活水，更不會，也沒有必要將文學作為一種精神支撐去經營。我前麵有一句話，“文學這東西總是使人提升的”。什麼是文學？《悲慘世界》《複活》是文學；什麼東西可以使人提升？雨果、托爾斯泰的精神向度使人提升。當然，趙文輝遠不能跟這兩位比。但是，在精神向度上，我在文輝的創作中找到了一種思想聯係。比如說心靈上的懺悔意識。文輝有幾篇作品都寫到村支書文玉、村主任小星，還有一個有錢人福堂。《一票》寫小星與福堂競選村主任的事，這次競選的各個環節、過程都帶有鄉村“政治”生活的特點，小星與福堂各有其競選手段，充滿俚趣。小星當選並不是這篇作品的主旨，主旨在於表現小星當選後對自己“汙點”的自我暴露——讚成票中有他自己投的一票。這個青年農民為人“傻”啊。福堂最鬼精（落選後挨家去收回賄選的啤酒），村民們卻不要他的東西。還要指出，作為小說人物，福堂這個人物必不可少，寫得非常出色，有典型意義。《買手機》則從文玉、小星用村民的錢吃回扣合謀買手機寫起，有意表現貧困鄉村村幹部的尷尬狀態。但文玉聽小星說“張寡婦小孩夜裏做作業都得去別人家”，立即羞愧難當，覺得天地不容，於是兩人雙雙辭職。沒想到鄉親們不答應，他們說：“你倆要真不幹，大年初一往你倆院門上潑茅糞！”“往你們家送花圈！”這篇作品讓人心中感到苦澀、酸楚，苦笑再三，百味莫辯，不能不引入想到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長期存在著的一個頑疾：不知自何時起，形成了一種習慣，凡是當上了大小領導的人，就永遠不能向公眾承認自己錯了。即便意識到自己是錯的，即便在實際上開始糾正，也決不能公開撥亂反正，決不允許有人揭自己的短處。
這還被美稱為“規矩”。誰若壞了這“規矩”，必被逐出政治生活遊戲圈。
之所以有“酸楚”之感，是因為趙文輝在這裏寫的不過是中國社會中最底層的土幹部，被稱為沒文化、更不懂政治的村官。那麼我們成千上萬擁有著從大學到博士後學曆的國家公務員呢？還應想到，遠非那些幹部們缺乏自我懺悔意識，我們的國民性中懺悔意識的缺失麵還要大得多。“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為什麼一些人擁有職務後，就立即自我定位為“官本聖賢，豈能有過”呢？真正的“聖賢”，隻能是文玉、小星這些人。還有一篇《群眾文化》，寫到鄉村文化生活的狀態和發展的窘境。我激賞趙文輝在審視這個題材時發現的悖論：要文化活動嗎？需要錢；但有錢的福堂對文化的讚助有前提的，即他要推廣他的“文化”——以色情攬生意。這使上上下下都難堪無比：那麼不用他的錢，健康文明的群眾文化該如何發展呢？現在，不少地方的農村文化這個角落尚處於被遺忘的、紛亂無序的甚而是荒涼的狀態。可中國是農民的汪洋大海，難得趙文輝，還在自己的文學創作裏出色地流露出了他的社會性的憂思。從他的這些憂思裏，我們不難讀出在一個作家腦裏逐漸形成並不斷翻騰著的社會理想，對這種社會理想的深刻憧憬又鼓舞著他的文學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