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阻止瘟疫蔓延，法國下令隔絕馬賽和普羅旺斯的其他地區，違反這個命令的人處死。為了保證這個隔絕，在市郊建造了一堵鼠疫牆，這堵牆是用石頭造的，高2米，厚70厘米，牆後有守衛。今天在法國南部一些地方依然可以看到這堵牆。在1年的時間裏，馬賽9萬居民中有5萬喪生，瘟疫向北蔓延到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阿爾勒和土倫，又造成5萬人病逝。估計總的死亡率為25%~50%，在馬賽達到了40%，在土倫超過50%。
馬賽大鼠疫的慘痛教訓促使歐洲各海港城市成立了更多的檢疫所，實行更加嚴格的海港檢疫，這些措施有效地限製了鼠疫流行。
5.2.2預防醫學的確立
19世紀，衛生學、流行病和傳染病學及社會醫學的興起使預防醫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19世紀，衛生學是預防醫學體係中一門最重要的學科。1856年在英國大學第一次開設了公共衛生課程，使預防醫學從醫學中獨立出來，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和方法，標誌著公共衛生預防醫學正式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
實驗衛生學的奠基人是德國皮騰科費爾（1818—1901）。他將物理和化學方法應用到衛生學方麵。他用實驗方法研究衛生學，研究空氣、水、土壤對人體的影響；測定了大氣中二氧化碳對呼吸的意義，並發明了測定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
皮騰科費爾認為衛生非常重要，他不同意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1843—1910）的“隻要感染霍亂弧菌就會得霍亂”的觀點。他仍堅持瘴毒、工作條件、氣候改變這些條件的失調和紊亂會造成疾病的產生和蔓延。他提出了“地下水學說”，指出水中含有霍亂產生的瘴毒。他提出改善城市的汙水管理係統能夠成功地控製霍亂。
由於皮騰科費爾對微生物引起霍亂的觀點不感興趣，1892年，他不顧74歲高齡，做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舉動——把科赫給他的一管霍亂弧菌一口氣喝了下去，結果出人意料，他並沒有感染霍亂，隻是稍有稀便。這是醫學史上有名的人身實驗。其實他的實驗並沒有完全駁倒科赫的觀點，隻是對科赫看法的補充，即傳染性疾病的發生除了要有傳染源以外，還要看人體自身的抵抗力，也就說疾病的發生與內因和外因都有關。
在勞動衛生學方麵，許多衛生專家對不同職業與疾病的關係進行了多方麵的研究，如開展了對縫紉、煙草、火柴、煉鉛等行業工人的職業病研究，對職業中毒和粉塵的研究，對肺結核對不同職業人群影響的研究等。並且根據這些研究提出了減少危險工作日、改進工作環境的衛生設備、采用無毒材料預防工業中毒等建議。勞動衛生學在這一時期發展較快，逐漸從公共衛生學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
19世紀中葉以後，歐洲一些國家開始關注學校衛生問題。從1890年起，倫敦教育委員會製訂規劃，委派官員和醫生對小學新入學的兒童進行體檢，並逐漸開展了定期複查。20世紀初，許多學校陸續設立了保健護理站、診療所和校醫院，對兒童的眼、耳、鼻、喉、齒等器官的病症進行預防和診治。學校的取暖、照明和通風等條件也逐漸改善。
傳染性疾病的流行，長期以來一直是人類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脅，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人口集中、城市管理不力、衛生設施落後更加劇了傳染病的蔓延。鼠疫、天花、傷寒、霍亂等烈性傳染病的暴發，以及猩紅熱、水痘、麻疹、瘧疾的流行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病殘和喪生。人們主要依靠中世紀以來沿襲的隔離方法控製傳染病的流行，對於傳染病的病因、傳播途徑和發病過程的科學理論尚未建立起來。
19世紀中期，由於巴斯德（1822—1895）和科赫等人在致病的生物體內發現了病原微生物，並證實它們就是傳染病的病因，從而奠定了近代傳染病和流行病學的科學基礎。與此同時，在流行病學中還分化出“熱帶病學”的新學科。由於微生物學、免疫學和藥物學的進步，人們對傳染病與流行病的預防和治療取得了很大進展。18世紀末琴納發明的牛痘接種法，19世紀末巴斯德發明的炭疽杆菌疫苗和狂犬病疫苗，1890年哈夫金（1860—1930）製成的預防霍亂和腸傷寒的特種疫苗等，使得傳染病的預防發生了一係列革命性的變化，大大增加了人類預防和戰勝疾病的能力，使許多傳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製，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人們把19世紀以來這一係列的醫學成就稱為“預防醫學的第一次革命”。
社會醫學，是伴隨著近代預防醫學的出現而興起的。19世紀末，社會醫學從衛生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新的學科，其目的是研究社會人群的健康狀況、患病率和死亡率及其原因，以及同社會因素的關係。
1848年歐洲大革命時期，醫學社會化的思想受到了人們普遍的重視。法國醫生蓋林（1801—1886）積極倡導社會醫學，他向法國公眾呼籲，為了公眾的利益采取相應的措施，建立新的社會醫學體係。他把醫學監督、公共衛生、法醫學等學科歸於一個有機整體——社會醫學，並把社會醫學分為四個部分：①研究人群身體和精神狀態，以及與法律和其社會組織製度、風俗、習慣等內在關係的社會生理學；②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會問題的社會病理學；③研究增進健康，預防疾病措施的社會衛生學；④製定治療措施和其他手段來對付社會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的社會治療學。
蓋林把社會醫學看成是當時衛生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號召醫生自覺地運用社會醫學的觀點去觀察和解決社會的衛生問題。後來人們將蓋林稱為“社會醫學之父”。
在英國的大憲章運動中，激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倡導廣泛的社會改革。麵對當時霍亂流行嚴重的局麵，人們認識到單憑醫生和醫院的努力是無法控製疾病流行的，必須采取社會措施才能解決一係列的衛生問題；必須從個體防治轉向社會防治，從單純的技術控製轉向綜合性的社會控製。英國隨之開始製定保護母親和兒童的衛生法規，建立規範化的城市供水體係。
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的社會醫學也得到迅速發展。德國醫學家諾爾曼（1810—1909）認為，一個民族的健康是社會直接關切並負有義務的事情，而社會環境和經濟狀況對健康和疾病起著十分重要的、往往是決定性的影響。1848年，魏爾嘯也提出“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觀點。他認為，流行病就是社會和文化失調的現象。魏爾嘯親自到斑疹傷寒暴發流行區進行調查，認為它的流行既有生物學原因，也有社會、經濟和政治原因。因此，單靠醫療保健，不搞社會預防是不夠的。在醫學家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努力下，限製工作日、禁止雇用14歲以下童工、保護孕婦、改善工作環境以防止職業中毒和事故等措施被政府逐步采納。德國1881年頒布的《工人傷殘、疾病、養老社會保險綱要》及1883年頒布的疾病保險法等，是世界上最早的醫療保險計劃。
1851年，歐洲各國在巴黎舉行了第一次國際衛生學大會，製定了共同的檢疫措施以防止鼠疫、霍亂和黃熱病的傳播。1892年，又在威尼斯舉行的國際醫學會議上製定了防止霍亂的國際公約。人們已認識到傳染病的流行是對世界各國的共同威脅，公共衛生事業的成功需要整個國際社會的團結協作。
總之，在19世紀，預防醫學的內容和方法都得到了極大地豐富，人們也終於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來抑製流行病的大規模暴發了。
5.3“一把手術刀打開中國大門”——西方醫學的傳入與傳播
西方醫學傳入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漢唐時代，自16世紀明代中後期開始，在其後的300餘年間，西方醫學作為一門科學開始大規模地傳入中國，並對中國傳統醫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5.3.1西方醫學的傳入
1568年5月的一天，經過數月的漫長航行，2年前被教皇庇護五世（1566—1572年在位）任命為澳門主教的年輕葡萄牙天主教徒卡內羅（1543—1583）終於到達自己主管的教區——澳門，隨後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在澳門白馬廟設立了“癲病院”，成為將西醫係統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的《西國記法》是西方傳入中國的第一部心理學著作，在這部書中曾講到人的記憶功能、腦的位置：“記含之室，在腦囊，蓋顱鹵後枕骨下，為記含之室。”
湯若望（1591—1666）編著的《主製群征》對人體解剖學進行了介紹。更為係統全麵地介紹人體生理的著作要數羅雅各（1593—1638）、龍華民（1559—1654）、鄧玉函（1576—1630）合撰的《人身圖說》和鄧玉函翻譯的《泰西人身說概》。《人身圖說》主要論述呼吸、消化、生殖、血液循環和胚胎等內容，共28篇並附有五髒軀殼圖形21幅。《泰西人身說概》上卷論骨、筋、皮、肉、脈絡、血液等15部；下卷闡述感覺係統，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及行動、語言等8部。該書被譽為第一部傳入中國的西方解剖生理書。
艾儒略（1582—1649）在《西方答問》和《職方外紀》中對西方醫事製度進行了介紹，著重強調了醫學的重要性，是各國大學必設的學科，並提出了醫學人才和醫事部門用人原則，即必須先學醫學和哲學6年，“然後隨師日觀所診之脈、所定之方、所試之效，而始令其得與參選也。考非精熟，領主司之命者，不得擅醫人”。即醫院必須要有規範的用人製度。各國醫學人才的教育和選拔也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學完文化課和專業課後，還要進行實習，實習合格後才有行醫的資格，最後的錄用也要擇優錄取，且不能唯“主司之命”。這正是現代醫事製度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清代康熙年間（1662—1722），西藥的製作和應用開始逐漸發展起來。這主要得益於康熙皇帝的大力推行，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就是他和金雞納霜的故事。
1693年，康熙得了瘧疾，這種病在當時也很難醫治，時冷時熱，非常難受，禦醫用藥後，效果不佳，康熙仍然高熱不退。這時洪若翰（1643—1710）和劉應（1656—1737）求見康熙，他們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來的傳教士。兩人知道康熙得的是瘧疾之後，就跟康熙說，這種病沒有關係，它是通過蚊蟲叮咬傳染的，隻要服用他們帶來的這種“金雞納霜”就可以治好。在法國，夏季來臨的時候，他們都會向人們發放這種藥，以免造成瘧疾瘟疫。金雞納霜又叫“奎寧”，是用產於南美洲秘魯的金雞納樹樹皮研磨而成的，因為是被傳教的耶穌會士發現，也叫“耶穌會樹皮”，它是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康熙聽後，半信半疑，對於西藥的療效誰也不敢打包票，這兩個“洋禦醫”拿來的藥是否真的有效呢？
為了確定藥效，4位大臣自告奮勇，提出親自嚐藥，同時還找來一些患瘧疾的人服用，結果患者服用後很快就好了，而4位大臣服用後，也沒有出現什麼不良反應。康熙這才服下了金雞納霜，這種神奇的西藥果然很快治好了康熙的瘧疾。康熙為此還賞給他們一間大房子供傳教士們居住，並允許他們在北京傳教。用金雞納霜治好康熙瘧疾的事情還被另一位法國傳教士白晉（1656—1730）寫在他的《康熙帝傳》一書中大為炫耀。
相傳，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當年是康熙的陪讀，並深得康熙的賞識。一年，他在揚州執行公務時，不幸染上了瘧疾，病情日趨加重，終至臥床不起，危在旦夕。康熙聞訊後，大驚失色，立即遣人快馬星夜兼程從京城送去金雞納霜進行救治。曹寅服下金雞納霜後，病情很快轉危為安，不久就神奇般地痊愈了。
經過這些事，讓康熙從此對西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還下令在皇宮內開設了一間化學實驗室，命另外兩位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1654—1707）進行研究。白晉根據法國的《皇家藥典》，製出幹燥劑、糖漿製劑等西藥製劑，還被康熙裝在了旅行藥壺裏，隨身攜帶。由於康熙的重視，西藥也逐步在中國的傳統治療中被人們認識並得以應用。
另外，接種牛痘預防天花的技術在這一時期也傳入中國。
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近代西醫的傳入及在中國的逐漸傳播，為中國帶來了新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方法，豐富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學術理論，擴大了傳統醫學的視野。
5.3.2鴉片戰爭前後西方醫學的廣泛傳播
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歐美列強開始逐步入侵中國，他們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並允許外國傳教士在口岸建教堂、開設醫院診所和學校，於是教會醫院在我國日漸增多，這為近代西方醫學大規模係統傳入中國拉開了序幕。
開設醫院和診所是19世紀西方醫學在中國傳播的主要方式之一。1834年，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1804—1888）來到廣州，並於次年設立了一所“眼科醫局”，這是中國內地最早出現的西醫診所。19世紀40年代眼科醫院已發展成為一所綜合醫院，並改名為廣州醫院。伯駕憑借高超的技術，贏得了當地患者的信任，每天來醫院的患者很多，甚至有時一天來就診的患者達1000名之多。伯駕還曾經給患有疝氣的林則徐送去疝氣帶，並專門為林則徐立了一張病曆書，編號為6565，病愈後的林則徐為表示謝意，還派人送去了水果等禮物。
伯駕曾經做了不少成功的手術。1844年，他曾為一位患者摘除了右臉部近4千克重的腺體瘤，為另一位35歲的患者做了膀胱結石切除術。1854年，他第一次用乙醚麻醉法為一患者摘除右臂脂瘤。乙醚麻醉法是由美國牙科醫生莫頓（1819—1868）於1846年發明並應用的，伯駕在該項技術發明後1年的時間內就應用了該發明。1848年，他又應用了氯仿麻醉劑。這說明了近代西醫在華的傳播基本與世界醫學同步，而不再像明末及清初西醫初傳入中國時還隻是介紹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和蓋侖學說。
1856年，伯駕創建的醫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毀。1859年1月，伯駕的繼任者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1824—1901）在廣州南郊重建醫局，更名為博濟醫院。此後博濟醫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是在華曆時最久的教會醫院。
據統計，1859年全國僅有教會醫師28人，至1876年已有教會醫院6所、診所24所，1897年有教會醫院50所，到1905年更發展到醫院166所、診所241所、教會醫師301人，分布已達全國20餘省。
19世紀60年代開始，清政府開始推行洋務運動，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而當時各國也有意識地吸引中國青年留學。因此，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在我國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一次留學高潮。其中留學學醫成就最大的是黃寬。
黃寬（1828—1878），字綽卿，號傑臣，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人。黃寬年幼時父母雙亡，後由美國教師布朗帶到澳門馬禮遜學校學習。1847年跟隨布朗夫婦抵美，進馬薩諸塞州曼鬆學校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1850年赴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專攻醫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他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全麵掌握西醫學的中國人，和他同時代留學美國的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稱他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
西醫傳入中國後，隨著眾多西醫醫院的建立，對西藥的需求量也在增多。在這樣的情勢下，外國傳教醫生和外國藥商相繼在中國設立了一批藥房和製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