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很快在巴黎成名了。他通過自己的創作、演奏和鋼琴教學，贏得了人們高度的尊重。在巴黎，“娛樂變成了放蕩，這裏金子、齷齪和血腥是混在一起的”。盡管肖邦對巴黎的上層社會有所反感，但他的活動大多局限於上層的沙龍，加上他自己也逐漸地過上了優越的生活，這對他的思想意識也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和局製，使他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改革缺乏應有的理解和同情，這和他曆來與不少波蘭貴族及其子弟關係較密切也有聯係。1831年華沙起義失敗後，流亡國外的波蘭人有幾千名，其中三分之二在法國，大多是出身貴族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從政治上說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保守派和民主派。保守派傾向於君主立憲製，而並不熱心於社會改革；民主派則主張立即解放農民，反對專製製度。對於在巴黎的波蘭民主派人士，肖邦一個也不認識。從思想觀點上看，肖邦更多地傾同於保守派。所以，對於1830年和1848年法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肖邦表現得相當冷淡。這些都不能不說是階級局限性在肖邦身上的反映。
肖邦從此一直定居在巴黎，隻偶爾去外地旅行。1835年，他曾去德國的卡爾士巴德與父母短暫地相會過一次。同年在德累斯頓認識了波蘭貴族沃德津斯基的女兒瑪麗亞，和她發生了戀愛。次年，肖邦向她求婚，但由於肖邦不是貴族，隻是“一個音樂家”，不門當戶對，而遭到瑪利亞父親的拒絕。1836年底，肖邦認識了法國女作家喬治·桑，約一年後，他們就同居了，一直到1847年才決裂分手。肖邦經常和聚集在巴黎的各國著名的文藝家交往，如波蘭詩人密茨凱維支，法國文學家雨果、巴爾紮克，德國詩人海涅，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匈牙利作曲家、鋼琴家李斯特，意大利作曲家貝利尼，法國作曲家柏遼茲等。這些文藝家們盡管各人的風格、個性往往不一致，但他們彼此的交往，使互相間在思想和創作上有所啟發，這對肖邦的精神生活是一種慰藉。可是，肖邦後半生在巴黎度過的歲月，仍然充滿難以排遣的孤寂感。他鄉作客、舉目無親的感受，始終使他悲鬱不已。從三十年代中起，肖邦經常患病，身體相當衰弱。舉行公開的音樂會，盡管可以帶來金錢和榮譽，肖邦卻並不喜歡。他最大的愉快還是和波蘭同胞在一起。他說：“就像不能拒絕給病人服藥一樣，我從不拒絕給密茨凱維文和諾爾維德彈琴，無論他們當中哪一個人來，我都會坐下來彈琴，有時始終連一句話也不說。我的音樂不止一次引起他們流淚，這眼淚難道不是民族藝術家最高的十字架（意即報酬）嗎？”1841年，肖邦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們是否仍然會回祖國呢？！或者是完全瘋狂了？！我並不替密茨凱維文和索邦斯基擔心——這是一些堅強的腦袋，這些腦袋再經過幾次流亡僑居的生活也不會失去理智和力量。”從這些話中間可以看出肖邦作為一個“自願的政治流亡者”在異國的苦楚。但是，他寧願蒙受這苦楚，也不情願回波蘭去當異族統治下的“順民”。
1848年，他應邀去英國和蘇格蘭訪問演出，盡管受到熱烈歡迎，但他非常反感“英國人評價什麼都用英鎊，他們喜歡藝術隻是因為它是奢侈品。”他在英國時這樣寫道：“在我心裏，已經什麼也不想做了，我的心裏覺得憂愁，可是我麻醉自己，我感得到一種沉悶的苦痛，我早已沒有體驗過真正的快樂了。我根本什麼也感覺不到，我簡直隻像植物一祥地活著，耐性地等待著自己的完結。”肖邦的最後幾年就這樣完成了他個人悲劇的終結。可是，對於祖國，對於未來的祖國複興，肖邦始終念念不忘。1846年波蘭爆發了克拉科夫起義，失敗後，加裏西亞又發生了農民起義。這些事件曾激起肖邦的熱情，他在信中歡呼道：“克拉科夫的事情進行得極好”；“加裏西亞的農民給沃倫和波多爾農民做出了榜樣；可怕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到最後，波蘭將是一個強盛、美好的波蘭，總之，波蘭。”1848年3月，波茲南公國起義，4月即遭到普魯士的鎮壓。肖邦對此也表示了極大的惋惜：“我……知道了關於波茲南公國全部可怕的消息。除了不幸，就是不幸。我已經萬念俱灰了。”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懷，對祖國未來的熱情憧憬，體現了肖邦對祖國始終不渝的熱愛。正是這熱愛使肖邦說出了他的遺願：“我知道，帕斯凱維奇決不允許把我的遺體運回華沙，那麼，至少把我的心髒運回去吧。”1849年，肖邦逝世後，他的遺體按他的囑咐埋在巴黎的彼爾·拉什茲墓地，緊靠著他最敬愛的作曲家見利尼的墓旁。那隻從華沙帶來的銀杯中的祖國泥土，被撒在他的墓地上。肖邦的心髒則運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祖國，埋葬在哺育他成長的祖國大地中。
肖邦的創作
肖邦的創作和他的時代、社會背景以及個人思想、生活有著密切的聯係。肖邦的創作生涯延續了三十餘年（1817～1849），可分為兩大時期：①華沙時期（1830年前）；②巴黎時期（1831～1849）。
肖邦在華沙度過的二十個年頭，總的說來，是愉快、開朗的。反映在這一時期的創作中，情緒的基調是樂觀的，但思想深度卻是有限的。盡管在這一時期內，肖邦已寫下了兩首鋼琴協奏曲、一些練習曲以及一些瑪祖卡舞曲等優秀的作品，但是，華沙時期的作品畢竟不可能超越一個尚未經曆生活風霜的考驗、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的思想局限。清新、明快固然是肖邦華沙時期大多數作品的基調，但從有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過於華麗，甚至纖弱矯飾的特點，看出受當時歐洲沙龍樂風以及波蘭貴族氣息影響的痕跡。1829年，肖邦在維也納演出後就曾寫信說：“大家說這裏的貴族喜歡我。”但是，肖邦的早期創作中極其可貴的一點是：很早已顯示出波蘭的民族特色。各種民間舞蹈的體裁、節奏，以及風俗生活的意境、情致，使他的作品非常生動、感人。如d小調波蘭舞曲（Op.71 Nrl）以及a小調瑪祖卡舞曲（Op.17 Nr4，《小猶太》）等。肖邦一生中寫的第一首作品是波蘭舞曲（1817），寫的最後一首作品是富有波蘭民間色彩的瑪祖卡舞曲（1849年）。這象征著肖邦的一生是一個波蘭民族作曲家的一生，是和波蘭人民、波蘭土壤息息相連的一生。肖邦很少直接采用民歌旋律作曲，而是按波蘭民族民間音樂的性格、音調，自己去進行創造。他的音樂既具有強烈的波蘭風格，也富有個人獨創的特性；既與民間音樂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但又是經過精心加工和藝術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