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得利克·肖邦（1810～1849）生於華沙的近郊熱裏亞佐瓦·沃利亞。他的父親尼古拉·肖邦原是法國人，後遷波蘭，曾參加過1794年波蘭民族英雄柯斯秋什科（1746～1817）領導的反抗侵略者的起義。起義失敗後流落華沙，靠教學等工作度日。後來，他又在家中開設了一所寄宿學校。從此，他就不再參與政事，隻求平安地生活下去。但是，他和華沙的文化界人士保持有較密切的來往，這對小肖邦的思想成長是有影響的。
肖邦從小就顯示出特殊的音樂才能，不僅能彈鋼琴，並能作曲。七歲時，就發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g小調波蘭舞曲。八歲時，他舉行了第一次公開的演奏。從此，肖邦就以鋼琴演奏“神童”的身份，經常被華沙的貴族邀請去演奏，一時成為貴族沙龍中的寵兒。1825年，前來華沙參加波蘭議會的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一世，也出席了肖邦的一次演奏會，還賜給了肖邦一枚鑽石戒指。肖邦童年、少年時代的這些經曆，和他此後的遭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肖邦在少年時代，還接觸到波蘭城鄉的民間音樂以及不少波蘭愛國人士的進步思想。1826年起，肖邦正式成為音樂學院的學生，與不少思想進步的師生交往。這些年裏，肖鄭經常去鄉間度假。他欣賞祖國的自然風光，傾聽農民的歌唱、奏樂，參加鄉村的舞會和婚禮。祖國的文化、民族民間的音樂，就像種子一樣，播種在肖邦的心田裏。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的波蘭，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但也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民族。1772、1793、1795年，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三個強國對弱小的波蘭進行了三次瓜分。他們瓜分波蘭的領土，奴役波蘭的人民，還想扼殺波蘭人民的民族意識，以使他們能長久地統治下去。可是，正如一首波蘭愛國歌曲所唱的：“波蘭不會滅亡！”波蘭人民始終堅持著不屈不撓的愛國鬥爭。十九世紀上半葉波蘭進步的、民族的浪漫主義文藝，對這個鬥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當時，波蘭湧現出一批愛國的思想家和文藝家。他們主張文藝要有鮮明的民族特性，要有熱愛人民和自由的思想內容，要有豐富的情感色彩。這些思想對肖邦有著深遠的影響。肖邦的朋友、波蘭詩人維特維茨基在給肖邦的信中寫道：“你隻要經常記著，民族性，民族性，最後還是民族性……正像波蘭有祖國的大自然一樣，也有祖國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內在的、祖國的音響，雖然並不是每一顆心都能聽到它的聲音。”他一再囑咐肖邦，要“為了人民，通過人民！”肖邦的老師埃爾斯納也對肖邦說：“你是天才，為人民而寫作吧，要寫得有通俗性、民族性。”這一切，給肖邦以後的思想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在1830年，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它不僅打擊了歐洲反動“神聖同盟”的封建統治，也對歐洲各國的革命起了推動作用。這時，波蘭的愛國力量又重新振奮起來，秘密的愛國組織也活躍起來。他們不顧反動當局的逮捕、鎮壓，醞釀著新的起義。正是在這樣一種動蕩不安的形勢下，肖邦的親人、老師和朋友們敦促著肖邦出國去深造，並通過他的音樂創作和演奏去為祖國獲取榮譽。為此，肖邦處於激烈的思想鬥爭之中，愛國心使他想留下；事業心又使他想離去。他寫道：“我還在這裏，我不能決定啟程的日子。我覺得，我離開華沙就永遠不會再回到故鄉了。我深信，我要和故鄉永別。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麼可悲的事！”離別的痛苦、永別的預感折磨著他，但是，親友們的勉勵、囑咐和期望又鼓舞著他，使他意識到自己有責任去國外用藝術來歌頌祖國和自己的民族，為此他又感到激動。他寫道：我願意唱出一切為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發的聲音，使我的作品（至少一部分）能作為約翰（指十七世紀的波蘭圍王約翰三世索比埃斯基。他曾擊敗了土耳其侵略者，收複了祖國的疆土，並將土耳其人逐出維也納和匈牙利，名震歐洲。）的部隊所唱的戰歌。戰歌已絕響，但它們的回聲仍將蕩漾在多瑙河兩岸。
1830年11月2日，蕭瑟的寒風增添了華沙的秋意，更增添了離別時的痛苦。送別的友人以這樣的話語叮嚀著即將離去的肖邦：
“不論你在哪裏逗留、流浪，願你永不將祖國遺忘，絕不停止對祖國的熱愛，以一顆溫暖、忠誠的心髒。”
肖邦接受了友人們贈送的一隻滿盛祖國泥土的銀杯，它象征著祖國將永遠在異邦伴隨著他。更使肖邦感動的是，當親友送行到華沙郊外——肖邦的出生地沃利亞時，他的老師埃爾斯納和華沙音樂學院的一些同學們，竟已等候在那裏，並演唱了埃爾斯納特地為送別肖邦寫的一首合唱曲：
“你的才能從我們的國土中生長，願它到處充分發揚，……通過你樂藝的音響，通過我們的瑪祖別克、克拉可維亞克（波蘭民間舞曲）顯示你祖國的榮光。”
這樣的送別場麵，這樣激動人心的詞句，使肖邦百感交集，在登上旅途時不禁失聲痛哭。
肖邦離國幾周以後，華沙就爆發了起義，並獲得了成功。據說肖邦聽到華沙起義的消息時，心情無比激動，曾擬回國，是他的摯友梯圖士苦功他不要回去。當梯圖士出發回國參加起義後，肖曾雇了一輛驛車追趕，準備和他一起回國，結果因未能趕上而返回維也納。這時，肖鄭在給華沙的友人馬圖申斯基的信中寫道：“為什麼我不能相你們在一起，為什麼我不能當一名鼓手！！！”
1830年11月的華沙起義，一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趕跑了俄國侵略軍，建立了波蘭自己的政權。波蘭人民的這一英雄業績，震撼了整個歐洲，是歐洲革命曆史上光輝的一頁。可是，在取得勝利後不到一年，就由於波蘭大貴族的背叛，使起義的成果被斷送。俄國侵略軍又重新攻陷了華沙，華沙起義被鎮壓下去了。又是在一個寒風蕭瑟的日子，肖邦在去巴黎的旅途中，聽到了華沙重新陷落的消息。這時，他義憤填膺、悲痛欲絕。在寫給梯圖士的信中，他表示了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恨：“……啊，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存在而不給他們報應！你不管莫斯科佬的罪行，或者，或者你自己就是莫斯科佬！我可憐的父親！我高尚的父親，可能他在挨餓，他也沒有錢給母親買麵包！妹妹也許遭受放肆的莫斯科敗類的狂暴蹂躪！帕斯凱維奇（帕斯凱維奇是攻陷華沙的俄國統帥。），這條莫墓列夫的母狗，占領了歐洲那些頭等君主國的駐節地！？莫斯科佬將成為世界的統治者啊！為什麼我連一個莫斯科佬都不能殺啊！”盡管肖邦的父親一再勸告他不要拋棄俄國“國籍”（當時俄國統治下的波蘭居民均屬“俄國籍”），可是肖邦在維也納始終不去把他的俄國護照延期，而甘願放棄“俄國籍”，當一名“無國籍”的波蘭流亡者。同時，肖邦在維也納也沒有動用俄國占領華沙的反動頭子康斯坦丁大公寫給俄國駐維也納大使的介紹信，從此和俄國統治者徹底劃清了界限。以華沙起義為標誌的波蘭民族獨立運動，好比是一所愛國主義的大學校，造就了無數波蘭的民族戰士，也哺育了一批波蘭的民族艾藝家。剛離開華沙時，二十歲的肖邦還相當幼稚，可是，華沙起義以後的，二十一歲的肖邦，已被祖國的災難磨練得堅強起來了。他對祖國的愛和對敵人的恨，也變得更強烈了。
1831年肖邦到達巴黎的時候，法國正處於君主立憲的“七月王朝”時期，王朝代表的是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金錢統治著社會的一切。法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巴黎，盡管在文化藝術上有著悠久的傳統，成為全歐的文化藝術中心之一，可是，正如肖邦在巴黎時所說的：“這裏有最輝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汙，有最偉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惡；每一個行動和言語都和花柳有關：喊聲、叫囂、隆隆聲和汙穢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這個天堂裏成為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說誰也不過問一個人是怎樣生活的……。”為了在巴黎站穩腳跟，肖邦和上層社會的人士交往。環境決定了他“非生活在這個圈子裏不可。”1833年初，肖邦在給多·澤瓦諾夫斯基的信中寫道：“我已經進入最上層的社會，與大使、公爵、部長交往，因為據說高尚的趣味是從這裏出發的；假如有人在英國或奧地利大使館聽過你，你馬上就有更大的才能了；假使沃德蒙公爵夫人庇護你，你馬上就彈奏得更好。”由此可見，肖邦在巴黎盡管很快打開了局麵、獲得了成功，但他是不滿意的。上層社會的奢華和虛假，無法安慰一位滿懷亡國之恨的流亡者那痛苦的心靈。1832年底，他寫了一封信給巴黎的優美藝術部長：“一個不能再忍受祖國的悲慘命運而來到巴黎已將近一年的波蘭人——這是我向閣下作自我介紹所能使用的全部頭銜——恭順地向您請求把音樂學院大廳供他一月二十日舉行音樂會用……”。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肖邦在巴黎的身份和他的心情。和上層人物交往，日益使他感受到“假發所掩蓋的是巨大的空虛。”唯有和波蘭僑胞在一起，他才感到親切。他熱情無私地幫助流亡的波蘭同胞，經常和他們在一起交談、回憶，並為他們不知疲倦地演奏。1836年，被稱為“波蘭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是當時意大利最傑出的小提琴家，名揚全歐。）的小提琴家裏平斯基要來巴黎演出時，肖邦積極地為他進行籌備，唯一的要求是要他為波蘭僑民開一場音樂會。最初裏平斯基表示同意，後來卻又拒絕了，因為他不久要去俄國演出，如果他在巴黎為波蘭僑民演奏，會引起俄國人的反感。這樣的“理由”激怒了肖邦，他憤然斷絕了與裏平斯基的友誼。1837年，俄國駐法大使以沙皇宮庭的名義拉攏肖邦，要他接受“俄皇陛下首席鋼琴家”的職位和稱號，並表示這是由於肖邦並未參加1830年的華沙起義。肖邦斷然加以拒絕，並義正詞嚴地答複道：“雖然我沒有參加1830年的革命，因為當時我還太年輕，但是我的心是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這堅定的回答、傲岸的蔑視，給了北方的暴君一記響亮的耳光。從這一係列表現可以看出：肖邦沒有辜負親友和老師的期望和囑咐，他始終保持著一顆忠於祖國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