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靈隱寺寄居兩個月後，張大千準備到上海與朋友會麵，卻被朋友“出賣”。剛下了車，就被聞訊趕來的二哥一把抓住，把他“押”回了四川。
張大千回上海不久，二哥和他人創辦了一個藝術團體——“秋英會”，每年秋季，散居全國的會員紛紛聚集上海，賞菊、飲酒、作畫、題字、賦詩。
這一年的秋英會上，張大千第一次跟著哥哥參加。他穿了一件綠色布衫，一握黑胡子飄垂在胸前，很得體地與前輩們打招呼，寒暄。大家要他當場作畫，他也不推辭，略作思索，便提筆飽蘸濃墨，幾筆畫出了兩株傲霜鬥寒的墨菊。然後又用工筆畫了一個古裝仕人，端著一隻酒碗在賞菊。最後他在畫上題了一首杜甫的絕句：“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而今九月至，自覺酒順賒。”各位老先生看罷，不約而同地發出了連連讚歎，在這些前輩的鼓勵聲中，張大千又連畫了幾幅山水、人物、花鳥，展露了自己詩、書、畫三方麵的才能。就這樣，張大千在第一次參加“秋英會”就嶄露頭角，名聲大振，這年他隻有24歲。
1925年，張大千在上海舉辦第一次個人畫展，此後，以賣畫為生。
1937年，日軍攻占北平後，張大千拒絕擔任日華藝術畫院院長等職，拒絕借出所藏字畫辦畫展。後被日本憲兵隊關押一個多月。
1941年，他遠赴甘肅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麵壁近三年，刻苦異常。通過這三年對古代優秀繪畫藝術的學習和揣摩，他把敦煌藝術運用於現代作品之中，將中國人物畫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時他的修養更全麵了，畫風也發生了轉變，善用覆筆重色，其所回的層巒疊嶂的大幅山水畫，豐厚濃重，把水墨和青綠融合起來，形成了獨特的畫風。
張大千的敦煌之行不僅對他的畫藝精進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對敦煌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將敦煌壁畫介紹給世人，使世人得以窺見我們的國寶藝術；而且他的敦煌臨摹畫在我們民族藝術上另創了一個新境界。
1950年以後，他先赴印度講學，以後萍蹤萬裏，漂泊不定，先後在阿根廷、巴西、香港等地居住，還曾在巴黎會見了西方繪畫大師畢加索。
1959年，他漫遊歐洲，又開創了“潑墨、潑彩”的新畫風，發明了潑墨山水，達到了深厚、華潤而又風姿瀟灑、秀逸的境界，為現代中國藝術史添加了精彩的一頁。
從20世紀40年代起，張大千來往於亞洲、歐洲、美洲等地，舉辦了很多次畫展。
蜚聲國際，被譽為“當今最負盛名之中國國畫大師”，也為介紹和宣揚我國傳統文化藝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83年，張大千在中國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