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是動物的本能，身體健康、延年益壽更是芸芸眾生的普遍祈願。然而，如何生存，怎樣才能使自己活得健康，活得長久，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解決好的問題。盡管有人認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但相傳活了八百歲的彭祖與剛一出生就死去了的殤子，其壽數畢竟相去甚遠。人生在世，不僅每個人享有的壽命各有春秋，而且健康狀況也是大異其趣。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作為個人來說，總是難免要時常麵對“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無奈。秦始皇為了長駐人間，在讓韓終遍尋不死之藥而無果的情況下，又委派徐福建造大船，帶領五百童男童女前往海上仙島探求延年益壽的靈丹；漢武帝為了永享江山，求神訪仙五十餘年，甚至在京城長安的建章宮前建造了神明台，並在台上矗立起手托承露盤的、高入雲霄的金銅仙人，好去承接神仙的瓊漿玉液，企圖借此而益壽延年；魏晉之際隱居於山林的所謂高人雅士，個個都想羽化登仙，返璞歸真的生活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擺脫了名韁利鎖的精神負擔，但煉丹服食的錯誤做法卻並沒有使其肉身受益，反而過早地葬送了他們的性命。人生百年之內，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相當短暫，要想長壽的人總是難免事與願違，咄嗟長歎。在茫茫天地之間，人體顯得非常渺小；在漫漫時間之內，生命更是非常短暫。這就難怪北宋文學家蘇軾在《前赤壁賦》中借朋友之口，發出了“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衰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喟歎。人生究竟如何才能夠保持健康，盡享天年？這個問題，確實令一代又一代古往今來的哲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苦苦地尋覓答案。
早在奴隸製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有了追求健康長壽的觀念。在《尚書·洪範》所講的人生“五福”之中，“壽”即被列為第一。《詩經》中也有“永錫難老”、“以介眉壽”之類的祝福之語。孔子雲：“死生亦大矣！”（《莊子·德充符》）從此，可以充分地認識到我們的祖先對生命健康問題的高度重視。對於秦漢以前的圖書目錄在分類問題上，從李柱國、劉向、劉歆到班固，都將方技（即醫學）劃為四種，並把有關追求長生不老的技術和著作歸入“神仙家”之流。東漢·班固《漢書·藝文誌》中說：“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遊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當然，方技中的其他三個方麵——即醫經、經方、房中也無不包含保健養生的內容。隻不過是這方麵內容，在“神仙家”中記載得更集中、更全麵罷了。
華夏醫學廣泛地吸收了儒家、道家和養生家的經驗，在保健養生的諸多方麵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取得了很大成就，進而對後世的預防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上自《黃帝內經》，下至曆代醫家的著述，有關養生的內容非常豐富，其中既有妙解人頤並相當深奧的思想理論，又有行之有效、可為養生者遵循效法的方法技術。惟其博大精深，難盡原委，這裏謹擷其要，略作闡述。
第一節 恬淡虛無，重視心理調適
一、心理調適的基本觀點及其思想基礎
人類對健康的要求不應僅僅限於免除疾病的折磨，還應包括健康的生理、心理狀態和積極主動的社會適應能力。因此，人類要維持健康、愉快生活，就應該解決好兩個方麵的問題：一個是屬於物質的，即軀體方麵的問題；另一個是屬於精神的，即心理方麵的問題。與現代醫學不同的是，孕育於中華文化肥沃土壤之中的中醫學，除了重視研究自然環境因素對健康與疾病的影響之外，還十分注意心理調適在防病治病方麵的重要作用，這與中華文化對人的認識是基於把人看成是“社會與心理的人”而非“單純生物的人”的觀念不無關係。人生天地之間，自然界的一切變化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生存環境與生存質量。對於人與自然的這種關係，中國古代哲學家提出了“天人相應”的基本觀點，認為人體的氣血陰陽與自然界的天地陰陽是一個有機整體，兩者的對立統一是人類生命活動的基礎。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華醫學就把喜、怒、憂、思、悲、恐、驚等七情看成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認為這七種情緒的過度及其異常變化對人體各個係統和器官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甚至還會誘發疾病。因此，對於養生者而言，隻有學會調整和控製自己的情緒，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培養堅毅頑強的意誌，才能預防疾病，延年益壽。
中醫認為恬靜愉快的心情可以使人體氣血流暢，五髒六腑功能協調，抵抗力增強，進而可以避免情誌疾病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的發生。培養良好的性格，避免消極情緒的影響，保持正常穩定的精神狀態，對於人的生命活力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愉快的情緒可以提高整個神經係統的功能，促進各個器官及係統的功能協調一致，從而使人食欲旺盛，精力充沛，思維敏捷，生機盎然。
從另一方麵來說，心理疾病的治療也不能完全依賴藥物的作用，而應當積極地從調理情緒入手。明·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不失人情論》一文中指出：“有境遇不偶，營求未遂，深情牽掛，良藥難醫，此得失之為害也。”這就表明了中國古代醫家已經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情緒致病的問題，及其在臨床治療方麵的特殊性。
此外，在一般疾病的治療和恢複過程中，心理調適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視的。比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治療天台周進士假寒真熱之病的驗案，就能充分地說明這個道理：天台縣的周進士患了惡寒之病，即使在暑天也一定要用棉被一類的東西蓋住頭頂，服了數百劑附子湯不僅毫無療效，反而病情越發加重了。朱震亨以反治之法使其痊愈，並告誡他說：“病愈後必須用清淡的飲食來調養脾胃，排除雜念來保養精神，那麼腎水就能產生，心火則可以下降，否則，附子的毒性一定會發作，恐怕就不能救治了。”可周進士卻沒有重視這個誠摯的告誡，結果便導致了背部發作毒瘡而送命。
由此可見，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不僅可以使人體適應環境及抵抗疾病的能力明顯增強，還能對疾病的治療與恢複發揮一定作用；如果不注意調養“七情”，隻是醉心於追求榮華權勢，千方百計地追名逐利，就必然會使精神內傷，正氣受損。在正氣受損的情況下，一旦遭受外來邪氣的侵襲，就很容易招致疾病，甚至誘發嚴重的疾病，並且所患之病也不易治愈。
華夏醫學重視心理調適的認識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它是以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樸素唯心主義觀點為基礎，是在接受了儒家、道家，乃至佛教思想的重大影響之下而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孔子雲：“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可見，他是把“靜”作為長壽的前提條件來對待的。這裏所說的“靜”就是針對行動和心理兩個方麵而言的。對於這種保持恬靜的心態而獲得健康長壽的道理，《淮南子·精神訓》中論述得非常透徹。其中在充分強調精神對形體的支配作用時，有這樣一段美妙的文字：“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誌者，五髒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髒搖動而不定矣。五髒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意誌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髒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在闡述了這個道理之後，《淮南子》的作者還針對抵禦外物的誘惑的問題，提出了“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嘩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的禁忌，並告誡人們說：“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誌氣日耗。”
老子、莊子返璞歸真的道家思想對華夏醫學及中國人的養生觀也產生過重大的影響。《老子·八十章》以非常浪漫的筆調描述了這樣一種理想王國：“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要實現這種理想王國，就必須返璞歸真、清心寡欲。《莊子·馬蹄》更發揮了老子這種觀念，認為在理想的“至德之世”，人的生存狀況是“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在這裏，莊子把符合自然之道的生存理念跟“素樸”的人性理念看成是相輔相成的。《莊子·養生主》裏所講的“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則深入淺出地說明了達到這種境界的方法：庖丁是一位很會宰牛的廚師，操刀解牛技術嫻熟，動作富有節奏，令一旁的觀賞者稱讚不已。他在總結自己解牛經驗時不無自豪地說：“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這裏所說的不無寓意的“無厚”的刀刃，就反映著莊子的盡可能地減少私欲，以清靜無為的心態來處世養生的主張。在莊子的思想認識中，一個人如果這樣去做了，並且在此基礎上不斷地提高自己的修養，就能達到無所待的“逍遙遊”的境界。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正如莊子所說的：“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莊子·逍遙遊》）
三國·魏文學家、思想家嵇康紹繼了老、莊的思想，在《養生論》中，更以“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枵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發衝冠”（《嵇中散集·養生論》）等豐富多彩的論據，有力地論證了精神與形體的密切關係，指出精神是形體的主宰，如果精神在體內躁動不安，形體就會在外麵受到損害，從而得出了養生必須修性保神的結論。嵇康還進一步將這種修性保神的養生方法與盡享天年的長壽目的聯係起來，認為善於養生的人“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隻有如此邁上清心寡欲的養生之途，經過持之以恒的努力，才可以達到“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的長壽境界。
從東漢時就已傳入中國的佛教，對中國在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麵都發生了特殊的影響，華夏醫學也毫無例外地對其有所借鑒。佛教傳入中國，特別是大乘佛學對中國產生的影響更大，它除了形而上學的“宇宙的心”的理念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之外，在養生方麵也對中國人產生過重大的影響。當它與中國已有的哲學思想結合以後，特別是在人生觀上與其存在著密切聯係的道家學說結合之後，對中國人在人生觀及精神風貌方麵就更容易產生作用了。後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禪宗，更以其“非心非佛”和“即心即佛”的空靈而頗受中國人的歡迎，並由此而在中國大地上廣為流傳。
中醫在心理養生方麵，博采儒、釋、道三家之長，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如藥王孫思邈，正是由於主要生活在宗教文化繁榮發展的隋唐時代，思想上就較多地接受了儒、釋、道三教的共同影響。他在養生方麵一直堅持身心並重，所提出的“養生十要”中，就有四個方麵涉及到修身養性的問題。由此，我們也能充分地認識到心理調適在養生保健方麵的重要作用。
二、心理調適的基本方法
中華醫學非常重視心理調理的養生保健作用。千百年來，不僅在理論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也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法。這些方法主要有：養性立誌、清虛保神、怡情調神、博愛去私、調和喜怒、解除疑惑、發泄悲鬱、避脫驚恐等。
1.養性立誌
這是一種通過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樹立遠大的人生誌向，形成堅忍不拔的毅力和良好的性情，從而促進身心健康的養生方法。
所謂“養性”，就是要豐富知識，增益智慧，養德行善，改善性情，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春秋時代“智者樂”、“仁者壽”、“大德必得其壽”等觀點的基礎之上，深入地探討了養性的意義、內容和方法，充分肯定了修養性情、樹立美德與健康長壽的關係。他指出：“夫養性者，欲所習以成性，性自為善，習無不利。性自既善，內外疾病皆悉不生，禍亂災害亦無由作。此養生之大徑也。”（《備急千金要方·養性篇》）由此可見，養性之法，貴在修養道德。養生之人要常存善心，樹立高尚的人生理想，把他人的幸福作為自己的幸福，塑造關心他人的美好心靈。在日常生活工作和社會交往中，要樂善好施，謙己敬人；在為人處事方麵，要坦誠豁達，行仁講讓。當然，修養德性並不是苟且偷生，其目的也不是為了活著而活著，為了個人享受而活著，而是為了國富民安而活著，為了給他人謀福利而活著。正如《顏氏家訓》所說：“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幹禍難之事，貪欲以作傷生，讒匿而致死，此君子以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濟國，君子不咎也。”
所謂“立誌”，就是要在精神上自我強化，不斷喚起蘊藏在內心深處的生命力。這種胸懷大誌的人，毅力堅強，能夠有意識地控製和調節自己的情緒和行動，在生活的道路上奮勇不息。因此，樹立高尚而堅定的理想信念，不僅是事業成功的基本保證，而且也是健康長壽的精神支柱。事實證明，信念、誌向能夠克服和戰勝各種威脅生命的不良情緒，對健康的積極意義十分重大，是祛病延年的重要武器。這是因為，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誌向能夠增強大腦皮層的功能和整個神經係統的張力，促進植物神經和內分泌係統分泌皮質激素和腦肽類物質，從而有效地調動起機體內巨大的潛能，提高抗病能力。正如法國啟蒙思想家梅特裏所說：“意誌有如一個比閃電還敏捷的各種液體組成的看不見的兵團，使它的部下供其驅使。”
孔子說過：“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一個養德行善、胸懷大誌的人，人生之路永遠是樂觀向上、充滿理想的。他們從來不會悲觀失望、輕生厭世；即使遇到挫折，受到打擊，他們也會對前途滿懷信心。出生於北宋末年，年輕時就立下“上馬擊狂胡”的豪情壯誌，曆盡了“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等艱苦卓絕的戰鬥生活，堅持抗戰不息的愛國詩人陸遊，盡管屢遭投降派的壓製打擊，一生壯誌難酬，但他卻從不屈服，從不氣餒。“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詩句，便是他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精神的生動寫照。我們知道，他不僅寫下了近萬首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而且一生健康快樂，享有八十五歲春秋。之所以如此，是和他人生理想遠大、道德情操高尚、一生胸懷寬廣等良好素質不無關係。
2.清靜保神
這是一種保持淡泊寧靜的心理狀態，適度感受外界事物，盡量減少或避免各種不良情緒刺激，從而安養心神的養生方法。華夏醫學認為，人是形體與精神的統一體，養生必須形神並重。在形與神的關係中，神是形的主宰，而心神又處於常常波動的狀態，因而養生的首要任務在於安養心神，而養神之道貴在一個“靜”字。清代養生家曹廷棟就非常明確地指出：“養靜為攝生首務。”
《素問·生氣通天論》早就指出說：“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後的眾多醫學家和養生家，在此基礎上對於這個問題都曾作過深入的分析和透徹的論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劉完素就認為：“心亂則百病生，心靜則萬病悉去。”
要想清靜保神，養生者必須超然脫俗、摒除雜念、隨變任化，做到“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可過憂，既事不可留住。聽其自來，任其自去。念憤恐懼，好樂憂患，皆得其正”。（《壽世青編·養心法》）人為萬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人生活在社會中，要想絕對不受外界的任何影響是不可能的，但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如何盡量減少這些不良影響，使其不要危及健康。對於如何清靜保神的方法，唐代醫學家孫思邈更具體地提出了“十二少”的要求，他指出：“善攝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好，少惡。”他認為：“多思則神殆，多念則誌散，多欲則誌昏，多事則形勞，多語則氣乏，多笑則髒傷，多愁則心攝，多樂則誌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脈不定，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歡。”
為了清靜保神，養生者還必須淡泊名利。梁朝醫家陶弘景在《養性延命錄》中，就把“名利不去”視為“養生五難”之首。一個人要是整天患得患失，爭名逐利，就必然會憂愁思慮，勞損心神，並進而招致疾病，折壽殞命。唐代醫學家孫思邈一生淡泊功名，修性保神，在養生上為人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據《新唐書·孫思邈傳》記載，早在隋文帝輔政的北周時代，孫思邈就以國子博士之職被召，可他卻堅持不去接受任命。後來，在唐太宗初年和唐高宗顯慶年間，孫思邈又被兩次召入京師，授以高官要職，可他仍然不為所動，一心精究方術，以醫濟世。正是由於他心神寧靜，不圖名利，才使其正氣旺盛，血脈調暢，享有一百零一歲的高壽，為後人樹立了養生長壽的典範。
當然，清靜保神並不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相反，適度用心遣神不僅有利於工作和學習，而且可以排除雜念，驅除煩惱，從而建立起正常穩定的心理環境。在這一點上，用進廢退仍是事物的基本規律。假如絕對地嗇神不用，那麼心神就必然會衰萎退化。隻有科學地、適度地用神，並且用神專一，心無旁騖，才能使人神清氣爽，生機勃勃。
在具體做法上，氣功靜坐不失為一種頗有益處的清靜保神方式。練氣功時，要心無雜念，盤膝而坐，全身放鬆，收視反聽，排除外界的一切幹擾，凝神入靜，將注意力集中於臍下丹田處。長期練習氣功，對身體大有益處，可以使人心平氣和，全身舒暢，從而使精神內守，達到清靜保神的目的。
3.怡情調神
這是一種保持和諧愉快、開朗通泰的思想情懷的養生法。《證治百問》說：“人之性情最喜暢快，形神最宜煥發。如此刻刻有長壽之性，不惟卻病，可以延年。”《中外衛生要旨》更在總結了世人性格特點與壽命長短的關係之後進一步論述道：“嚐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宏者壽。”
要做到怡情調神，首先要培養樂觀主義精神。《素問·上古天真論》主張人要獲得健康，就應“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長壽秘訣》認為：“人生不怕難，就怕愁莫展。”盡管人生的道路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但在生命的曆程中必須永遠樹立戰勝困難的勇氣，保持愉快的情緒，盡量減少並消除各種憂愁和煩惱，始終對生活充滿信心。當然，保持對生活的信心並不是要去刻意地好高騖遠，自欺欺人，而是要有自知之明，充分認識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真正體會到知足常樂的道理。特別是在處於逆境或是身患重病時，更要保持樂觀愉快的心情，沉著冷靜地對待種種艱難困苦。要善於寬慰自己，以減輕心理壓力。正如《養生秘要》中所告誡的，人要“常將不如吾者強自寬解”。隻有這樣，才能將自己從痛苦的環境中、病魔的折磨下解脫出來。
從另一個方麵來說，要想保持愉快的心情，還必須廣泛地感受外界事物，享受生活的樂趣。有人曾經說過：生活是心神的營養素。與外界事物隔絕，遠離豐富多彩的生活，必然會使生命之樹葉零枝殘，生機黯然。隻有廣泛地接觸外界事物，投身生活之中，才能保證生命之樹枝繁葉茂，生機盎然。因此，在緊張的學習、工作之餘，要積極投身到大自然的懷抱之中，領略大千世界的無限風光，參加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增添和充實生活內容。這些做法都能激發美好的精神情趣，起到怡神調神的作用。否則，如果整天把自己與外界事物隔絕開來，疏遠現實生活，就必然會情緒低落，感到孤獨、抑鬱、煩躁、寂寞，久而久之，就會使思想封閉，精神麻木，甚至影響健康，招致疾病。
中國古代醫學家、養生家對於廣泛感受外界事物，積極投身現實生活的怡情調神作用十分重視，並總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法。如清代高桐軒就曾提出過十種方法，謂之“怡情十樂”，即：耕耘之樂、掃帚之樂、教子之樂、知足之樂、安居之樂、暢談之樂、漫步之樂、沐浴之樂、高臥之樂、曝背之樂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新生事物將層出不窮，生活的節奏也會不斷加快。這些變化給人們的精神生活帶來的不隻是壓力和負擔，也為人們接觸事物和感受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條件和機會。權衡利弊，貴在作出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