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博愛去私
這是一種永葆仁愛之心，廣泛結交朋友，先人後己，克己奉公，從而使心理保持長期平衡狀態的一種養生方法。中國古代的醫學家和養生家早就認識到博愛去私對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儒學的師祖孔子則把良好的人際關係視為人生的三大樂趣之一，他曾經說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麵，孔子主張先人後己，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基本原則。
人作為社會活動的主體，自然難免與社會生活產生千絲萬縷的聯係，與他人發生各種交往。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人們在這些聯係與交往中，有時會遇到或產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對生活和思想造成不良影響。然而，隻要在處理人際關係與人世關係時，堅持正確的方法和平和的心態，把自己的得失禍福、功名利祿拋開，以博愛之心待人，以先人後己精神對事，熱心關懷他人，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避開人際關係和社會生活中不必要的矛盾與摩擦，從而有益於自己的身心健康。反之，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斤斤計較個人得失，不顧別人安危，甚至總想算計他人，這樣就必然會勞心傷神，有害自己的健康。從此可見，《蓄德錄》中所說的“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的話，確實是正確指導養生的高屋建瓴之論。
實踐證明：積極和諧的人際交往能夠增強人的精神力量，給生活增添無窮的樂趣。經常跟朋友在一起交流思想，傾吐心聲，能夠改善人的心理環境，從而使人心情愉快，精神振奮。特別是在遇到不順心之事的情況下，如果能找知心朋友傾訴苦衷、宣泄愁緒，並且從朋友那裏得到安慰和開導，陷入不良精神狀態的人，就很容易從痛苦、煩惱等不良的情緒中解脫出來，重新恢複正常平和的心理狀態。
不僅朋友之間的友誼常常是人精神力量的重要來源，男女愛情更是不斷澆灌心田的汩汩清泉。華夏醫學十分重視恩愛和諧的夫妻感情在養生保健、防病祛疾、延年益壽方麵的重要作用，認為在夫妻關係中，夫為天，妻為地，夫妻恩愛，天長地久。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就非常強調男女愛情對於養生保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無女則意動，意動則神勞，神勞則折壽。”這種觀點已經為大量的事實和現代科學研究所證實。從反麵來說，夫妻關係不和、離婚喪偶對人的心理狀態和身體健康都會造成較大的不良影響。就喪偶來說，有關資料表明：鰥夫在喪偶當年的死亡率比配偶健在的同齡人要高出10倍以上。因此，中國人民早就把“中年喪妻”視為人生的最大不幸之一。
5.調和喜怒
這是一種通過自覺地調節情緒，以達到喜怒有度，從而保持平和愉快的心理狀態的養生方法。喜和怒是人類情誌活動的兩個極端表現，過喜或過怒都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中醫養生學的這種認識，是與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有著密切聯係的。當然，儒家的“中庸之道”常常是被用來處理社會關係的，其在社會關係方麵的最佳境界則是“和”。孔子的弟子有若說過：“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其實，這裏所謂的“和”，原本就與人的情緒是很有聯係的；《禮記·中庸》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近人楊樹達先生在《論語疏證》中說：“事之中節者皆謂之‘和’，不獨喜怒哀樂之發一事也。《說文》雲：‘龢，調也。’‘盉，調味也。’樂調謂之龢，味調謂之盉，事之調適者謂之和，其義一也。‘和’，今言適合，言恰當，言恰到好處。”盡管楊氏以大量的材料將“和”字的豐富意蘊挖掘了出來，充分地展示了它在協調社會關係方麵的重要作用，但“和”與心情、情緒的密切聯係還是否定不了的。
華夏醫學早就非常重視情誌與健康的關係，在中醫的病因學理論中，“六淫”和“七情”一直被認為是導致疾病的主要因素。中醫學上以喜、怒、憂、思、悲、恐、驚為“七情”，通常用以泛指各種誘發疾病的心理因素。既然不正常的心理情緒會誘發甚至導致疾病，那麼，要想預防疾病、保持健康，也必須在控製情緒，調和喜怒方麵予以重視。對於那些容易過度難抑的消極情緒要盡力戒除，從而避免其對健康的不良影響。
在“七情”之中，惟有“喜”這種情緒容易被人誤以為是有益無害的東西，因為無論是從中醫理論還是從日常生活經驗裏，我們都很容易認識並感受到喜悅給我們所帶來的某種益處，所謂“喜則氣和誌達，營衛通利”（《素問·舉痛論》）。然而，中醫理論同時也認為過喜傷心。如果對這種情緒不加任何節製，也必然會對健康帶來不良影響。正如《靈樞·本神》中所說的：“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
控製情緒，調和喜怒不僅在養生保健方麵很有益處，而且對於治療疾病也能產生一定作用。據宋濂在《贈賈思誠序》中記載，他的同鄉好友張君在戰亂頻發之時，為了安定中原地區的百姓，日夜奔波，積勞成疾，全身發熱，昏睡不起；稍微蘇醒之時，又感到兩眼發花，耳中發出秋蟬鳴叫似的聲音，仿佛孤零零地離開人群，如同乘著狂風在天空中不由自主地飛翔，恰似駕著脫纜的舟船在海濤上顛簸飄蕩，完全不能控製自己。後來在朱丹溪及其弟子賈思誠的治療調護下，他的病才一天天痊愈康複了。在治療過程中，賈思誠所采取的調和喜怒的方法就非常有效。張君後來回憶說，賈思誠把控製情緒、調和喜怒的方法運用得靈活自如：當他擔心張君憤怒過度時，就用使其悲愁的方法加以矯治；擔心張君悲愁過度時，就用使其喜悅的方法加以矯治；擔心張君喜悅過度時，就用使其恐懼的方法加以矯治；擔心張君恐懼過度時，就用使其思慮的方法加以矯治；擔心張君思慮過度時，就用使其憤怒的方法加以矯治（事見《宋文憲公全集·贈賈思誠序》）。中國古代醫家在以調理“七情”的方法治除疾病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這裏沒有必要臚列其事。總而言之，調和喜怒的養生意義不可忽視，臨床作用更有進一步總結的必要。
6.解除疑惑
這是一種消除心中的疑慮迷惑，使心緒從凝滯鬱悶中解脫出來的養生方法。疑惑多是由於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了解不夠、認識不清而產生的。中醫認為：氣血不足，心神失養，神虛不運容易導致疑惑，多見於心胸狹窄之人。《三元延壽參讚書》雲：“疑惑不已，心無所主，正氣不行，外邪幹之，失寐忘食，沉沉默默，氣血以虛，漸為虛勞。”由此可見，疑惑對健康的危害性的確是很大的，必須盡力予以戒除。
漢·應劭《風俗通·怪神》記載：有一天，杜宣正在飲酒時，發現酒杯中似乎有一條蛇，酒後便胸腹疼痛不已，經多方醫治不愈。後來當他明白是掛在牆上的赤弩映照在杯中，其影子隱約似蛇時，疾病就不治而愈了。這就是“杯弓蛇影”的故事。從故事中，我們既能清楚認識到疑惑對健康所帶來的危害性，也能充分明白解除疑惑之後，久治不愈的心理疾病就會不治自愈的道理。
7.發泄悲鬱
這是一種通過發散宣泄悲哀抑鬱，調節情緒的養生方法。悲哀抑鬱是一種頗為消極，最易損傷神氣的情緒狀態，《古今醫統·養生餘錄》就非常明確地指出：“大悲伐性”，“悲哀則傷誌”。因此，積極養生之人必須盡可能地消除其不良影響。
中醫認為，悲哀抑鬱的情緒對人造成的傷害多為消耗陽氣、喪失生機。因此，在被這種情緒困擾，處於不良情緒狀態時，最好的做法是，應當及時主動地將其發散出去，以免對身體造成傷害。其具體的發散方法主要有：首先，可以主動地去找知心的親朋好友盡情訴說，傾吐苦衷。因為這樣做能將深埋在心中的不良情緒發散出去，解除心理的重負，從而使氣機暢通無阻；其次，可以選擇自我發散的方式，或是吟詩作文，或是呼喊跳躍，使體內的陽氣得以升發，並以此促使情緒改善；另外，揮淚痛哭也是一種很好的發散方式。這是因為人在痛哭流淚時，不僅可以將體內的某些有毒物質排出，並且哭泣這種呼吸係統、循環係統和神經係統同時被調動起來的非常行為，對促使肌肉和情緒放鬆，並使肝肺之氣協調通暢也大有益處。
從預防學的角度來說，培養豁達坦蕩的情懷更是積極有效的方法。因為它能夠增強機體的活力，提高人對不良刺激的耐受力。《健身三字經》中說的“心胸寬，人快活；心胸窄，憂愁多”的話，確實道出了其中的真諦，應該成為養生者永遠銘記的信條。
8.避脫驚恐
這是一種及時躲避令人驚恐的事物，或是對於容易引起驚恐的事物逐漸接觸，以使其不致嚴重影響心神的養生方法。驚恐是對身體頗具傷害力的不良情緒，《黃帝內經》中早已指出：“驚則氣亂”，“恐則氣下”。驚恐是由突如其來的外界惡劣環境或惡性事件引起的不良情緒，常常導致氣機逆亂下陷，甚至出現暈厥、癲狂等病證。
要避脫驚恐，中醫認為應當從兩個方麵去做：其一是，設法避開那些驚險恐怖的事物和場景，避免接受各種惡性刺激。恐怖事件和驚懼場麵，無論是耳聞還是目見，都會引起內心的驚恐不安。因此要盡可能地遠離這樣的環境和場景，從而使心理平靜。正所謂：“眼不見，心不亂”；其二是，對於某些不可避免的驚險恐怖事件，要逐漸接觸，逐步提高心理適應能力和接受能力，盡量減少其對精神的傷害程度。人們常說的“見多不怪”，就包含了這個道理。
分析驚恐之情產生的原因，對於減少甚至免除它的危害性是很有幫助的。一般說來，驚恐是在對突然事件發生的必然性缺乏認識，或是在緊急狀態下沒有任何心理準備而產生的。因此，平時必須多學知識，提高認識，尊重科學，破除迷信，不斷磨煉和增強心理適應能力。
第二節 藥補不如食補，注重飲食調理
飲食五味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中華傳統醫學非常重視飲食對生命健康的重要作用，《素問·平人氣象論》指出：“人以水穀為本”、“人絕水穀則死”。《難經·四十三難》還從腸胃的容量及每日糟粕的排出量方麵，進行了科學的計算。認為人如果七日不進飲食，就會將體內貯存的物質消耗排泄殆盡，生命活動也就無以為繼。《周禮》是記載周代王室官製及其職掌與施政要領的重要典籍，其中保存了對當時醫事製度的記載，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醫師”是直接受命於塚宰的天子職官，其下設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分管王室的飲食配膳，治療邦中的內外科各種疾病和獸病。其中的“食醫”相當於現代的營養師，主管王室飲食的調配與製作，即“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劑”。這種製度在以後長期的封建社會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曆代君王都設立“禦膳房”之類的機構來負責天子飲食，研究飲食的調配和烹飪。當然，這些所謂的宮廷食品之類的飲食文化是不會一直深鎖幽宮的，她也會隨著片片紅葉流出宮牆，來到廣闊的天地，與民間飲食合巹，共同孕育出豐富多彩的中華飲食文化。因而，我們今天在餐桌上才可賴以品嚐到“八大菜係”的不同風格，博采天地精華，保持身體健康。
中華民族的祖先很早就認識到生存環境，以及不同食物對於人體生命健康的重大影響。相傳早在剛剛進入農業社會的時代，為了使百姓改變原始的刀耕火種、穴居巢處、茹毛飲血的生活狀態，更好地繁衍生息，邁向社會文明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炎帝神農氏便親自“辨百穀”，“嚐眾草”，從而認識到了藥食的不同性用，促使人們逐漸形成了正確的起居飲食習慣。
兩千多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認識到植物性食物和動物性食物不僅具有寒熱溫涼四氣之異，而且還具有辛甘酸苦鹹五味之別，並且進而認識到這些食物與人體的五髒也存在有著特定對應的親和關係，對身體會起到不同的滋養作用。《素問·宣明五氣》中說：“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既然飲食之性味決定食物的不同作用，而且與五髒密切相關，因此人們在具體的飲食活動中，必須了解食物的性味、作用與特點，合理地調配飲食，從而使食物既能充分發揮對人體五髒的補益、滋養作用，又不致損傷人體，導致五髒之氣的偏盛或偏衰。
關於食物合理調配的原則，早在《周禮》中就有如此明確地記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魚宜菰。”《素問·髒氣法時論》則更提出了“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氣”的原則。若是違背了這些原則，就會有害健康。對食物之所以要進行合理搭配，是基於中華醫學對於不同營養物質所具有的五味之性的深刻認識的。中華醫學認為；酸入肝而走筋，鹹入腎而走血，辛入肺而走氣，苦入脾而走肉。因此，飲食五味會對五髒發生特殊的親和性和選擇性。若飲食習慣不良，長期偏食，必然會導致某味偏盛或偏衰，對相應內髒的功能產生不良影響，進而使髒腑失去平衡協調的關係，導致疾病的發生。特別是平素恣食肥甘厚味的食物，更會對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素問·生氣通天論》指出：“高粱之變，足生大丁。”現代營養學追求營養平衡，實際上也可以用中醫陰陽平衡的觀點來解釋。食物的精粗生熟、酸鹹葷素、寒涼溫熱的搭配，就是為了求得陰陽的平衡。曆代醫家、養生家的經驗是，不同屬性的食物要搭配著吃、變換著吃，要全麵進食而不偏食。這種做法，確實是有益於健康的。中國人曆來講究吃的滋味，注重飲食營養的平衡，都是受益於建立在以預防為目的的中醫理論之深刻認識的。
中國傳統醫學不僅重視不同食物的合理搭配，還非常注意節製飲食。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學說的奠基人孔子就非注意對個人飲食的節製，並以此影響他的門人及再傳弟子。根據《論語》記載，孔子在日常飲食方麵的做法是十分講究的，他竭力奉行著節製飲食的養生方法，並且用以教育他的門人及再傳弟子。他“食無求飽”、“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既不過量飲食，又很注意食物是否便於消化吸收的問題。他的這種修養和做法，對於醫家和養生家都產生過非常大的影響，並且逐漸成為後世人們日常生活的良好習慣。《素問·上古天真論》認為精氣津液是人體賴以生存的營養物質，來源於飲食，其化生主要依靠脾胃的作用，指出若飲食無節，暴飲暴食，則會損傷脾胃，導致後天之本不固，氣血來源乏渴，正氣虛損，從而引發各種疾病，還會成為導致其他疾病的誘因。並且提出要“飲食有節”，不能“以酒為漿”。成書於先秦的《呂氏春秋》也說：“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髒之葆。”正如元代醫家李東垣所說的“內傷脾胃，百病由生”，如能“節滿意之食，省爽口之味，常不至於飽甚，即頓頓必無傷，物物皆為益，糟粕變化，早晚溲便按時，精華和凝，上下津液含蓄，神藏內守，榮衛外固，邪毒不能犯，痰疾無由作矣”。
此外，節製飲食的原則當然也包含著對於按時進食的要求。在中國古代，人們一日隻吃兩餐：第一餐是在日出之後隅中之前，稱為“朝食”或“蚤食”，這段時間便叫“食時”；第二餐在日昃之後日入之前，稱為“晡食”或“晏食”，這段時間便叫“晡時”。後來，由於社會的發展，人們的勞動強度有了明顯的增加，這種一日兩餐的飲食習慣逐漸地被一日三餐製所取代，並且一直延續了下來。這種一日三餐製現在已被科學證明，是一種非常有益的飲食習慣。中國勞動人民還進一步總結出了“早飯宜好，午飯宜飽，晚飯宜少”的用餐經驗。一般混合性食物要在胃中停留4-5小時，而且消化器官也需要休息一段時間才能恢複功能。因此，將白晝分成兩段三次用餐，是符合人體的生理要求的。早晨起床不久，食欲較差，可一天的工作卻要從此開始，因此早餐要攝入足夠的熱量。其熱量要占到全天攝入總量的30%～35%。這就是早餐要吃好的道理；午餐前人們一般都工作了一段時間，因此午餐既要補充上午工作中消耗的能量，又要為下午的工作儲備能量，其熱量應占到全天攝入總量的40%左右，宜選用富含蛋白質和脂肪的食物。這就是午餐要吃飽的道理；晚餐之後，人們一般都要進行休息和睡眠，消耗能量較少，因而攝入食物的熱量應控製在全天總攝入量的25%～30%之間，並以易於消化的食物為主。這就是晚餐宜少的道理。
另外，從發病學的觀點來說，華夏醫學認為“生病起於用過”。飲食失節，饑飽無度，寒溫失調，恣食肥甘，偏嗜五味，都會傷及髒腑而引發疾病。然而，如果飲食攝入不足，氣血生化之源乏竭，髒氣虛衰，也同樣容易感邪生病。中醫認為飲食與疾病的關係是：暴飲暴食，損傷脾胃，百病叢生；飲食過寒過熱，血泣氣去，陰陽錯亂；嗜食肥甘厚味，濕熱痰濁內生，氣血壅滯，發為癰瘡。
總而言之，飲食與身體健康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要想身體健康，必須對飲食的各個方麵給予重視，中國老百姓平常所說的“病從口入”就包含著這個道理。由此可見，中醫關於飲食保健的思想在中國大地上已經深入人心。
第三節 順應四時變化，強調起居有常
中華醫學認為人體的陰陽與天地的陰陽變化是相應的，自然界陰陽消長運動所形成的氣候變化與人體的生理活動、病理變化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並且必然會對人體的健康產生較大的影響。一年之中，春溫、夏熱、秋涼、冬寒的季節變化，既是陰陽二氣相互消長轉化的結果，又是人類養生保健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陰陽運動不僅影響著自然界的變化，而且同時還通過自然界的變化影響人類的生命和身體。隨著一年四季的規律性變化，人體生理機能也會發生相應的規律性變化；而當氣候發生異常變化時，有些人就會因不能適應而發作疾病。
中華傳統醫學認為，應當從各方麵調節人體的功能，增強對外界變化的適應能力，並且使之符合陰陽變化之道；同時還要注意避免四時不正之氣的侵襲，保持體內正氣旺盛。《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指出：“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這段話充分強調了人體必須與陰陽四時保持協調平衡的重要性，同時也明確地指出了違背四時陰陽變化規律對人體所造成的危害。
不僅一年之中四季氣候的變化對人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一日之中晝夜晨昏的氣溫變化也同樣會對人造成一定的影響。《素問·金匱真言論》指出：“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入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這就將衛陽之氣與晝夜晨昏氣溫升降轉化看成是一個彼此相應的過程：早晨氣溫溫和，衛陽之氣也會逐漸由內向外升發；中午氣溫較高，衛陽之氣由生而旺；太陽西下之時，氣溫由熱轉涼，人體陽氣內收，表陽之氣已虛，腠理毛孔逐漸閉密。人體陽氣在白天多趨向於表，夜晚多趨向於裏的現象，反映出了人體在晝夜晨昏自然變化過程中生理活動所具有的自然適應性。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生活與生產實踐過程中，逐步把握了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早在《左傳》中就有了“土厚水深，居之不疾”，以及“土薄水淺，其惡易遘”的記載。中醫認為，人類雖然是天地之間萬物的主宰，但其生存卻時時刻不僅離不開自然，並且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素問·寶命全形論》指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上古天真論》也要求養生之人要“起居有常，不妄勞作”。這都揭示了人與天地自然之間的密切聯係，強調了人必須順應四時養生的道理。人的生命要依靠天氣（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和地氣（酸、苦、甘、辛、鹹五味）而生存，並且要隨著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規律而成長。如果能夠順應陰陽變化，適應四時氣候變遷，則天地自然界的一切就都能成為生命活動的源泉。隻有了解了萬物的變化規律，才能充分地利用自然界的萬物資源。如果適應了自然規律，才能保全形體，健康長壽；相反，如果離開了自然界天地間所提供的六氣、五味，違背了自然界四時的演變規律，就會有害健康，進而也就難以保全形體了。
一般來說，保持身體健康是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共同願望。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懂得自然因素對人類生命健康的影響，而且還要根據這個規律來調節自己的日常生活，做好養生保健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良好的生活起居習慣。《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提出了著名的“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養生方法。所謂“春夏養陽”，就是要求養生者在春夏季節使機體陽氣充分發散，以適應生長季節的規律，其具體方法是多活動，多出汗，少休息；所謂“秋冬養陰”，就是要求養生者在秋冬季節使機體陰精得到必要的保護，並使陽氣內斂，以適應收斂季節的特征，其具體方法是多休息、少活動、少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