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並無中和節，正、二月之交以正月晦為令節。唐代貞元時，社會剛剛走出“安史之亂”後的荒政，德宗以“今邊隅無事，丞庶小康”，敕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為樂”。貞元五年，中書侍郎李泌建議置二月一日“中和節”以代替晦日。是日進農書、獻穜稑、祭勾芒、聚宴樂，視農務本，以求年穀。
這裏勾芒指勾芒神，傳說為少皞之子，曰重，佐木德，“木初生之時，勾屈而有芒角，故言勾芒”，自古以來為主春立功之臣（孔穎達《禮記·月令》注）。上古時，三春皆以勾芒為主司命之神，祈禱其木德帶來生生不息的豐收年辰。二月一日，天子命民開展祭社活動，這時正值“蟄蟲鹹動，啟戶始出”，故上旬丁日天子又親自在寢廟將鮮羔獻於司寒之神，以示送別，同時命樂正教習舞蹈，歡度仲春。
唐代中和節，正是上古二月元日、丁日祭慶活動的綜合性再現。然而在中和節的帷幕上，視農的底色實際上已經相當淡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隻是朝野宴樂的一個名義而已。白居易在《中和節頌》中道出肇節實情：
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二氣之和，其為稱也大矣……於是兩儀三辰，貞明？皐，千品萬彙，熙熙忻忻。繇是文武百辟僉拜首而揚言曰：“大哉，睿德合於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於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於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
說得再清楚不過了，當時之所以要肇建中和令節，就是要滿足中唐朝野日益增長的享樂願望，掀起普遍的歡慶熱潮。
其實，唐代士女卻不管有無“中和”之名，早就在享受“中和”之樂了。《輦下歲時記》載：“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劇談錄》雲：“（曲江）中和、上巳，錫宴江側，菰蒲蔥翠，柳煙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這裏的“中和”是以貞元後節名代指二月一日。城內曲江如此，城郊踏青探春，士女翩至，更是一派盛況。開、天之際，長安士女正月晦前後遊青踏步，如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其裙裾如幕四圍，作探春之宴，名為“裙幄”。貞元五年後，社會風俗“侈於遊宴”，春來“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李肇《唐國史補》），士女探春也如潮逐浪。“漫梳鬟髻著輕紅，春早爭求芍藥叢。”韓偓《踏青》詩雲：“踏青會散欲歸時，金車久立頻催上。收裙整髻故遲遲，兩點深心各惆悵。”佳節來到，婦女們都擱下女紅，燕子般地飛出深院高牆，投身到桃紅柳新的春天的溫馨之中。
宋代中和探春，“禁中宮女，以百草鬥戲”（《夢粱錄》卷一）。都城士女則自元宵收燈便爭先出城探春了。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卷六中以生花妙筆描述了士女探春情景：“次第春容滿野，暖律暄晴，萬花爭出，粉牆細柳，斜籠綺陌，香輪暖輾，芳草如茵，駿騎驕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晴空，紅妝按樂於寶榭層樓，白麵行歌近畫橋流水。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鞠疏狂，尋芳選勝，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南宋探春多在西湖。“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連”（張武子詩），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之地，其盛況可以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