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菩薩由男相轉為女相，是長期以來“閨閣多崇奉”使然，也是佛教接近婦人女子的一個漂亮的姿態。正是在這一風氣之下更多的婦女心向佛門，甚至有的一門婦女皆信奉佛教，蘇軾一家是很典型的。其母程氏習佛，家有十八羅漢像，禮之虔誠至極。夫人王氏好佛，臨死時還有遺言，令其子繪阿彌陀佛像供奉叢林。後納愛妾朝雲也學佛，早年拜於泗上比丘義衝門下，後與蘇軾一起到惠州，經常念佛，在生命彌留之際，還堅持誦經。蘇軾製銘有雲：“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蘇軾一家的情景是整個社會婦女尚佛的縮影。
從總的趨勢看，佛教在唐代以後走向民間、走向婦女的過程中世俗化的傾向越來越強了，理學倫理觀念滲入佛學，產生出大量的專供婦女研習的經卷，如《占察善惡業報經》、《善女人經》、《嫉妒新婦經》等等，在這些經卷中充斥著“三從”、“四德”，其中不守貞節、不孝、悍妒的婦女都會罰入地獄，這種世俗的倫理目的大大淡化出家為尼的意義——在尼庵裏是無所孝、無所守的——拓寬了居家禮佛積善的道路。加之明初出身於和尚的太祖整頓冒濫的僧尼隊伍，規定每三年發度牒一次，並加考試，不通經典者淘汰，男子非年達四十歲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準出家（《明史·職官誌》三），這在客觀上對女子出家和出家的女子都有了更大的限製和壓力，一般女子也就更樂意居家悅禪修持而省卻那份度牒之難、麵壁誦經之苦了。這樣，僧眾和尼眾之數相差越來越大，至清初由朝廷統計，全國僧眾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人，尼眾隻有八千六百一十五人了。
然而應該說明，無論何時皈依佛教的都隻能是俗眾中的一小部分，而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其影響在社會上的覆蓋麵卻極大。正如宋代陳淳所雲：“佛氏之說，雖深山窮穀中婦人女子皆為之惑，有淪肌洽髓，牢不可破者”（《北溪字義》卷下）。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廟神膜拜。在我國廣大地區，無論城市或鄉村、山區或平原，漢族集居地或少數民族集居地，都建有佛寺。魏晉以後，各朝京師都曾經佛寺林立。梁武帝時，僅建康（今南京）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後代富貴人家還有興建家廟之風，如《紅樓夢》中因王熙鳳弄權而有名的鐵檻寺就是賈家的家廟。在這些公私寺廟中，到處都有婦女點燃的嫋嫋香火。她們最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有太多的無法實現的願望，特別需要大慈大悲的佛的保佑，因而廟拜最勤。不妨以《清嘉錄》記載的蘇州風俗為例：新年，“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遊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願”，“婦女暗數羅漢，卜年庚之順逆”；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士女駢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長明燈油，以保安康。或供長幡雲‘求子得子’。既生小兒，則於觀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長壽”，“婦女自二月朔持齋，至是日止，俗呼‘觀音素’”；四月八日佛誕生日，“僧尼香花燈燭，置銅佛於水盆，婦女爭舍錢財，曰‘浴佛’”；六月六日，“僧人集村嫗為翻經會”；八月八日為八字娘娘生日，北寺中“香火甚盛，進香者多老年婦人，預日編麥草為綻式，實竹籮中，上書某門某氏姓氏，是日焚化殿庭”，以期來世可轉男身而豐足。十二月八日，婦女們“以菜果入米煮粥，謂之‘臘八粥’，或有饋自僧尼者，名曰‘佛粥’”。在北方則以四時廟會吸引婦女，“凡會日，男女雜遝入廟，名曰‘拜香’，甚有躬效刑囚以杖畫地，一步一拜者，俗情佞佛，一至於此”。誌誠證果，香火長燃，至今各地仍有眾多的婦女充當“信女”，不辭山高，不辭路遙，佛寺有處便燒香頂禮，供奉果品，布施錢財，許願還願，以對佛的虔誠和迷信達到心靈的超度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