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倡佛，各代寺院、僧尼之數甚多。據傳，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二所，僧尼三萬六千人。齊代有寺院二千零五十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後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三千二百人。陳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雖然其中尼眾到底有多少尚不詳，但從宋初獅子國（今斯裏蘭卡）比丘尼鐵薩羅等到建康，慧果等乃共請僧伽跋摩為師，為尼眾受戒，同受者即數百人一事可以看出，比丘尼隊伍在急劇膨脹。
隋唐兩代佛教空前發展，成為中國封建文化成熟時期的一個富有力度的有機部分。在這兩代，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個與尼姑有密切關係的皇帝。一是隋文帝楊堅。他生於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寺，由尼姑智仙“躬自撫養”至十三歲方始回家。二是武則天。則天十四歲時因美容被太宗召入宮，立為才人。後太宗崩，則天出宮居感業寺為尼。一次高宗遊寺見之，複召入宮，拜昭儀。由於他們曾身入佛寺尼庵，深受佛教熏陶、浸淫，對佛教有很深的親和之情，執政後大弘佛法固然對佛教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保護、推進作用，而他們的經曆本身就包含了比丘尼價值觀念，也必然促進尼庵繁立，尼眾壯大。唐代至玄宗時天下尼寺已有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眾已達五萬零五百七十六人之巨，這與兩代帝王推崇佛教、親和僧尼不無一定的關係。
唐代處於權力中心的婦女往往把利用佛教和僧尼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如武則天指使沙門懷義、法明翻譯《大雲經》，宣揚“佛授月光天子常壽女，說當於支那國作女主”的宗教預言，以證明武氏以周代唐符合佛意。法藏投其所好，在講述《新華嚴經》時再三說她當女皇乃順於佛旨，則天登基後也投桃報李，在《華嚴經》譯出時大力支持新譯本的宣傳並親自為新譯本作序。則天少女太平公主與胡僧惠範常通私情，奏為聖善寺主。玄宗即位，公主畏懼，專與惠範陰謀亂政之計，氣得玄宗決意要淘汰僧眾尼眾（《舊唐書·太平公主傳》）、《舊唐書·五行誌》）。但是，大批中下層婦女卻是在現實生活中痛苦紆鬱無以解脫時才走向佛門。其中有出家為尼者，還有更多的是“在家居士”。如貞觀中滄州饒安縣令侯君妻劉夫人在丈夫死後守節無依，“常思八正之因，主意竹園，複想一乘之業。為此修營佛像，造作經文，罄竭家資”。貞元中蜀州金堤府張暈府君夫人姚氏“孀居毀容，回心入道……轉《法華經》，欲終千部”，看來是想皓首窮經，了此殘生了。在古代社會，多少守節孀婦的清淚都化作了青燈古佛前繚繞的香煙。許多深悟法門的婦女雖未出家，但也行如尼戒，死後也不遵合皃之俗，或獨葬或火燼。
唐代以後，佛教持續發展。一般信徒都注重修持，所以禪宗、淨土宗廣為流行，而這二宗都是主張人人皆可成佛。因而，禪、淨之風越勁，佛也就越接近了婦人女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觀音菩薩本為男相，唐代以後竟全然以女性麵貌出現了。明代博學廣識的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中專門考述過這一現象，雲：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此前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雲婦人服。李廌、董至逌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偽。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為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蘇。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音像》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偽為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