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較之前朝似乎對婦人不能自持其身的事情能更寬容些。當時，上流社會的貴族婦女公開與朝官交接，女冠入道總也免不了那份俗念，往往與新進士階層風流激蕩，一拍即合，而新興的教坊職業日夜吸引著詩界名家川流往返。少婦懊惱空室寂寞，宮女尤恨長門冷落，淫逸之事時有出現，處罰也並不怎麼厲害。《新唐書·公主傳》載，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玄齡之子遺愛，一次夫妻在畋獵時遇到浮屠辯機，公主居然“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亂”。又浮屠智勖、惠弘和道士李晃，“皆私侍主”。肅宗女郜國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蕭升。蕭升死後，“公主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澧陽令韋惲、太子詹事李癶，皆私侍主家”。如此這般淫逸，卻未見嚴懲。其實，有皇帝武則天公開選美少年，寵幸臣屬，嬪妃上官婉兒婚外韻事沸沸揚揚，從不避人嫌，整個社會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如同唐代以後特別重視“處女貞”一樣，從這時起對婦人的貞操要求也走向了極端。“萬惡淫為首”，男性潛意識被理學說教再度喚醒。如果說唐前婦人無私通或弄騷之嫌即可謂貞專的話，唐後貞專的要求則擴展到婦人身體的每一部分都不能暴露，不能被觸碰。一旦受到“非禮”，則應立即作出強烈的反應，不然就被看做失貞，留下罵名。五代時虢州司戶參軍王凝病死任所，其妻李氏帶著一個孩子，背著丈夫的遺骸返回故鄉。路經開封，天色已晚，李氏便想住進一家旅店。店主觀其行色，懷疑她是私逃出來的，不許住店。李氏實在為難，不願離開，店主上前，抓住她的胳膊將她硬拽出門。李氏頓時羞愧交加，對天自艾：“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並汙吾身！”說完操起一把斧子把被執的胳膊砍斷了（《新五代史·雜傳》）。
在五代之際，李氏的行為可稱“壯烈”，但如果擱到以後也還算不了什麼。宋建炎三年春，一夥盜賊進掠臨淮縣，王宣勸妻曹氏離開內室暫避一下，曹氏慨然答曰“我聽說婦人守禮當至死不出閨房”，堅決不肯離開。盜賊來了，王宣躲避起來，曹氏堅臥不起，最後被盜賊活活殺害（《宋史·列女傳》）。幽閉閨房，恪守防閑禮規，而能臨危不懼，至死不渝，不可謂不虔誠，不可謂不壯烈。還有更甚者：元人楊某妻馬氏，大德七年十月患乳腺炎，病情惡化，有人勸她立即就醫治療，不然生命將有危險。馬氏堅辭不從說：“吾為婦人，寧死此疾也不可讓男子見。”最後竟然疼死（《節婦馬氏傳》）。又，明人成氏，登封訓導尤輔之妻。輔遊學靖江，成氏伴隨同行。一天深夜，江水猛漲，眾人慌忙爬上屋頂，有的連衣服也沒來得及穿。成氏整衣戴冠正欲上屋，見男女混雜，有人甚至不遮羞恥，問道：“你們怎麼衣衫不整，如此狼狽？”眾人皆說“實在來不及”。成氏深愧而歎：“天下哪有男女裸露團聚一起圖生的道理！如此，不如讓我獨自留下等死吧！”洪水湧至，眾皆號哭固請，成氏默然不應。第二天早晨，洪水終於退去，成氏卻已坐死在床榻（《明史·列女傳》）。
馬氏病危不願裸乳示於男人，成氏縱死不願窺見男人赤身，都是為了同一個信念：貞操。在衛道者心目中，她們算“貞”得透徹，“烈”得果敢。明末清初戰亂頻仍，為了避免“馬前懸人頭，馬後載婦女”，士大夫們更要求婦人逢亂必須殉節。馬士英在南明做官，南京失守，他削發逃命，臨逃前坐在樓下催逼妻子高氏自殺。高氏在樓上抱著孩子痛哭，馬士英幾次命婢仆敦促高氏速死，殘忍至極。連史可法在揚州堅守，見“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早晚必死”，亦致信勸妻“早早決斷，隨我而去”（《史忠正公文集》）。自明以來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果婦女遇賊已遭淫亂，盡管後來自盡仍以失貞視之。所以一些糊塗的婦女往往鐵蹄未至，就爭先恐後地尋死去了。李自成農民軍尚未破城入京，宛平縣就有查氏一家妻女九人在長婦帶領下自縊了，最幼的女兒才十二歲。一門數“烈”，屍體橫陳，其狀慘不忍睹。這些婦女早就被封建禮教推上了精神絞架，她們被要求時刻準備在絞架下立起一座閃爍著“道德”之光的“貞節牌坊”，而代價便是付出自己無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