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禮教在要求婦女對丈夫的私生活采取“賢達不妒”的同時又要求婦女加強貞操自律，嚴格防止任何形式的外遇。
西周時代對婦女的貞操尚無嚴格的限製，但已開始要求婦女行為莊重，並開始防範有夫之婦的外遇。《易經·既濟》雲及“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古代解經者認為這是“靜以俟之”，乃“柔中之最美者”的風度。其實，婦人丟失了車輛的蔽飾（茀），令其不要到處追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防範措施，使婦人能夠自持其身。即使是一家人也要求“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雜坐，不同癈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叔嫂不通問”。當丈夫離開身邊的時候，妻子應當格外清心寡欲。“女為悅己者容”，而“悅己”隻能是丈夫的專利，既然丈夫不在家，私自容飾就是近嫌啟微的不良行為了。魯宣公夫人穆薑的私生活懺悔中就曾特別提到“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有變而逃，寧死不亂”（《女教篇》）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成為要求婦人自守持重的禮規。《左傳·襄公三十年》中特別表彰過宋恭伯姬的貞專正色、守節持義。在一次夜火突發猛燒的時候，別人勸她趕快避開火情，但當時保傅、保姆不在身邊，她恪守“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的規約，最後被大火活活燒死。與之相類，楚貞姬不見夢王親授符信，不肯下被水包圍的漸台，終於被淹沒斃命（《古列女傳·貞順》）。鄭師伐陳，黑夜突破陳城。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出逃，遇大夫賈獲駕車載其母其妻。陳侯乘車，賈獲母與妻即下車，口稱“不祥”，相扶而奔。在生命危急的緊要關頭，仍不忘男女之大防，堪稱守禮楷模，後世引為風範。
不過，先秦是遠古之風猶存的時代，已婚女子在兩性關係上公然犯禮的現象十分普遍。《韓非子·內儲說下》記載了一個幽默謔浪的故事：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發，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見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婦人與士人私通，明明被丈夫撞見，但最後妻子以丈夫神經錯亂為名用狗屎澆頭幫他“清醒”。如此荒唐，正說明婚外私情在當時實在是一個不足為怪的公開的秘密。至於貴族婦女的私通淫亂更昭著於史。齊悼公即位之前，因內亂而逃亡魯國。魯國的執政者季康子把妹妹季姬嫁給了他。齊悼公回國即位時，季康子的叔父季魴侯與季姬通奸。當齊悼公派人到魯國迎接季姬時，她把與季魴侯通奸的情況告訴了季康子，季康子不敢把季姬交給迎者，齊悼公被激怒了，一舉攻打魯國，占領了兩個城邑。但過了幾個月，齊、魯二國言歸於好，齊國派人把季姬接到了齊國，齊悼公由於寵愛季姬，把攻占的兩個城邑也歸還了魯國（參《左傳·哀公八年》）。齊悼公隻是以季姬本人為重，並沒有把她和別人通奸當做永遠不可原諒的事。秦國的宣太後更以攝政之顯，愛上了魏醜夫，而且公開宣之於朝廷，死後由情人魏醜夫殉葬，後由於大臣的勸阻才作罷（《戰國策·秦策》）。另如“晉獻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魯恒公送夫人文薑與齊襄”，“魯哀薑與夫弟慶父通”，“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等等記載洋洋灑灑，無褒無毀，足見私通淫媾在先秦實在是一個恬不為怪的現象。
秦代在國家歸於一統的同時，專製主義也得到了確立。國家專製主義呼喚著家庭專製主義，宗法製社會的完善向婦女提出了更嚴格的貞潔要求。誅滅太後所寵嫪毐族，飲鴆仲父呂不韋，囊殺同母二兄弟，采取這一切嚴刑峻法猶如整肅男女關係、提倡婦女貞潔的無言詔示，中國古代婦女被勒緊“貞操帶”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巡狩各地，立《會稽刻石》宣告天下：
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輕。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丈夫不得像公豬一相宿外淫亂，妻子不得逃離夫家，拋棄子女，否則一律作為“淫侈逾製”而嚴懲，以往的道德教訓到秦代已變成鐵的法度。
如前所說，漢唐之際是貞潔觀不斷擴散、滲透的時期，但應當辯證地看到，這一時期的情形較之撥亂反正、劍拔弩張的秦代要複雜得多，那種較為自由開放的兩性交際的古風並沒有完全消彌。“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衰絕。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上邪》）這是漢代婦女赤誠性愛的肆無忌憚的披露，那內中流溢的自然生命的熱力和原野式的粗獷氣勢，足以衝破禮教的圈囿。魏晉六朝玄風熾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潮流也波及婦女生活，在“禮，豈為我輩設也”的呼喊中也回蕩著婦人們的共鳴。《世說新語·排調》載：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又見《晉書·列女傳》）武子是王渾的兒子，參軍指的是王渾的弟弟王倫。鍾氏以太傅名家，京陵盛閥之婦，竟敢當著丈夫的麵用與小叔子相配的事來調侃，確是公然無視“叔嫂不通問”的禮教了，而這類言行在當時並非絕無僅有。《北齊書》所載徐之才遇見其妻與男子私通，倉皇走避曰“恐妨少年嬉笑”一事更諧謔可笑，這可以說是一個地道的向犯禮之妻屈服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