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棄的婦人對前夫竟還是那樣俯首膜拜，惦念著他新組成的家庭的生活。而前夫這時對棄婦的態度已大不相同，為什麼呢？新人織作不如舊人。隻要稍微注意一下“十三學織素”的劉蘭芝出閣後“三日斷五匹”，一匹長四丈，每日約織七丈，而焦母還嫌動作遲鈍，可見當時對媳婦紡織能力的要求是何等苛刻。棄婦每天織素隻有五丈，從“婦功”角度看，是很不符合要求的。而那位“新人”卻隻能織比素較賤的縑，而且一天隻能織四丈（一匹），“婦功”就更差了。所以前夫自然覺得新人“未若故人姝”。說穿了，對這個丈夫來說，妻子“姝”與“不姝”，中意與否，不在於容貌性情，而主要是織作能力。不難想象，當這個丈夫有了這番對比後，那位不諳婦功的新人麵臨著什麼樣的命運了。
在唐代宋若莘的《女論語·學作章》中把縫補也作為織作的一個內容：“刺鞋補襪，引線繡絨，補聯紉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至於拾柴燒火，磨鍋洗鑊，安排蔬菜，整理碗碟等“中饋”方麵的事務更有個憚瑣細的說明。從唐代一些夫人墓誌銘看，也往往載其“婦功”。如大中元年唐故處士朱府君臧夫人墓誌銘：“至若織癤之事，裁製之工，繪畫之能，蘋藻之務，親臨精意，無不幹絕之所妙也。”又鹹通三年唐範陽盧夫人墓誌銘：“夫人有葛蕈勤儉之德也……至於食飲，必伺其所尚而羞之。”可見中饋、紡織之類的婦功是對各階層婦女的普遍要求。
中饋也好，縫織也好，都是正常的家務勞動，在這方麵勤勞、儉樸、能幹不能不說是一種美德懿行。婦女在這些方麵自覺地承擔一些責任無疑值得肯定。但問題是，封建禮教希望通過提倡這種“婦功”而把婦女的生活範圍限定在家庭之內，而且家庭內部的大事也“不可使幹蠱”（《顏氏家訓·治家》），那麼，婦女隻能在廚房偏隅與機杼穿織中施展才能，消磨青春了。實際上，婦女婚後所扮演的角色隻不過是“用來照管家務的一種物件”而已。可悲的是，當社會把“婦功”變為加於婦女的輿論力量後，曆代的婦女總是積極地接受這一規範，甘心於扮演這一如同勞動工具一樣的角色，並樂於在其中兌現生命的價值，仿佛那生命之舟被海浪掀翻在沙灘，便永遠無奈而平靜地蟄居於亂石之中，遙看那千舸鼓帆，百艦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