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一方麵一些女教經典著述的問世表明女子倫理教育的加強，另一方麵上升的社會產生了開放的環境，禮教的禁錮相對鬆弛，貞操觀念也相對淡漠。崔鶯鶯寫給張生的信中說道“長安行樂之處，觸處牽情”，這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寫照。張生西廂雲雨？鶯鶯，崔護一見鍾情桃花麵，杜牧目成相愛湖州女，這類情事在唐代比比皆是，而且一些少女往往表現得相當主動。李商隱二十三歲那年途經洛陽，他的堂弟正與年方十七的美麗姑娘柳枝鄰近。有一次他在柳枝家南柳下吟誦李商隱的愛情詩《燕台》四首，立刻撥動了柳枝的心弦，她驚問：“這詩是誰寫的？”當堂弟告訴了她以後，她隨即拉斷長帶作結，托讓轉贈，表達愛意。次日，李商隱便和她相見，有了“花房與蜜脾”的愛情。真是男也通脫，女也風流！
自宋代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進入頹微時期。“衰世尚名義，作事多矯激”，這時統治階級對婦女貞操的要求往往變本加厲。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天下太平或還能苟安的時候，所謂男子者儼然地教貞順，說幽嫻，‘內言不出於閫’，‘男女授受不親’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來了……曰：‘做烈婦呀！’宋以來，對付婦女的方法隻有這一個。”（《墳·堅壁清野主義》）何以出現這種衰世現象呢？那無非是按照傳統觀念，將“齊家、治國、平天下”三位一體化，而又把女子的貞操看做“齊家”的關鍵，“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因而要穩定住動蕩不安、江河日下的社會秩序，首先就必須把女子的貞潔帶勒得緊緊的。正是從宋儒開始特別重視“處女貞”，甚至形成了“處女嗜好”、“處女癖”。明代貞操觀念進一步加強，官府還設置了專門進行處女貞操檢查的“穩婆”，對於入宮和社會上有爭議的女子，由穩婆通過裸體檢查，對生殖器官作出“不痔不瘍”的報告才能確認為處女，得到認可。清代處女貞操觀念更加偏執，隻有黃花處女才能在婚姻關係中被正式承認，否則就得掃地出門。俞樾《右台仙館筆記》中曾記載河北永平地區這樣一種風俗：
其地閨範極嚴，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闐，賀客雜踏，則大喜。若雖日闃然，則女家為之喪氣。女子留否，惟夫家為政，不敢與爭矣。有王姓，嫁女於李氏，卻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日托言非處子，不舉樂，仍呼媒妁送歸母家。女幼失母，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夜洞房事，固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下不貞歟？”力言於翁，使翁訟於官，官命驗之，果守禮謹嚴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樂迎歸。
這種檢查，無非是以處女膜是否破裂為惟一標誌，而這本身卻是極不科學的。試想如果王氏新婦誤有“痔瘍”之嫌，那一輩子的命運將是何等淒涼了。
在清代，這種處女貞潔的檢查是很普遍的，如癋中風俗，女子出嫁後，驗明果真是處女，夫家則多備燒豬分別饋送親朋好友，同時將洞房花燭之夜的“床笫之私，守宮之驗”情況“明告六親，誇以為榮”。否則夫家的人將群起而逐新婦，半路上“杖而驅之，使弗能為人”。所以癋中女子新婚都以諸親能吃燒豬為榮，不然奇恥大辱，父母國人皆賤之。正由於處女貞操如此緊密地聯係著家門的榮辱，所以明清兩代許多宗族法都對女子犯淫作出極其嚴苛的處罰。如南海廖氏宗族於道光二十八年製定的《家規》規定：“淫為首惡，風化攸關，若服屬乖戾，除送官辦理外，將本人永遠出族。”河南澠池曹氏宗族《家規》規定：“女子有所作非為、犯淫狎者，與之刀繩，閉之牛驢房，聽其自死。其母不容者，出之；其父不容者，陳於官而放絕之。仍告於祠堂，於宗圖上削其名，生不許入祠堂。既放而悔改，容死其女者，複之。”女子稍有淫狎，必得自殺，父母不得有任何憐憫的表示，否則連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