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是正月下的詔令，剃發令，這個詔令下來以後，老百姓就說“思舊“，還在想過去的事。後來這個諧音不知怎麼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黴了。實際上這個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時經過長時間的演變，會演繹得不可知其本來麵目。
崇禎朝起，尤其到了順治，很多瓷器上畫一種圖案，落花流水紋，都是這個時期畫的，它反映當時社會的心態--無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經沒有辦法恢複了，但我們還很思舊。明、清的改朝換代，變了一個民族的統治，是滿族統治，明朝是漢族統治。所以這次改朝換代，漢族人內心非常不接受。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們要通過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藝術品、日常的生活用品，來表達思舊的情緒。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種具體的反映。
滿族在入關之前，沒有辦法控製瓷器生產，就是天命、天聰、崇德，這三個時期無法對瓷器生產發出指令。到了順治，已經拿下江山，當然就能發出指令了。大約在順治八年，禦窯廠就開始恢複了。順治時期對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顧不上。當時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過渡，所以這個時期叫過渡期。
順治八年，禦窯廠開始恢複。順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燒造龍缸。龍缸是一種標誌，表明宮廷需要這個東西擺那兒來炫耀了。但是，當時的龍缸非常難燒，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燒成，很容易開裂、變形。你蒸過饅頭就知道，饅頭一般都是二兩一個，二斤一個的饅頭你就很難蒸熟，蒸熟了，它也就開花了，裂了，道理一樣。景德鎮當時地處中國偏南方，與中央政府距離非常遠，我們今天看也遠。因為遠，政府對瓷器的影響力就比較低。但景德鎮的陶工幾百年來工藝嫻熟，他有辦法，不需要指令，照樣能生產，他自己會去適應這個市場。當時的市場最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這個時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順治青花有一個典型的對龍的繪法，隻有這一朝這麼畫，叫“一身三現“。所謂“一身三現“，就是畫一個龍頭，畫一段龍身，畫一條龍尾，中間的地方都是雲彩，好像一條龍被雲彩遮擋，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現。也有一身五現、一身七現，我還見過有一身九現的，但一定是單數。當時的這種繪法，是對龍紋的一種理解，這種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點兒沾邊兒。當時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龍紋就表現得若隱若現；不像後來清朝坐穩了天下，龍紋就全部展現。
當時還流行一種瓷器造型，象腿瓶，顧名思義，像大象的腿一樣，直不隆咚的，又叫“筒瓶“。筒瓶明朝就有了，但入清以後，政府賦予它一個社會學含義，“大清天下一統“，利用“筒“與“統“的諧音。清朝拿下江山，還要統治江山，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號出現。
跟我們今天一樣，比如我們國家的旗幟是紅的，不管黨旗、軍旗、國旗，都是紅的，從象征性意義上說，這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但這是象征意義、社會學意義，並非真的拿烈士的鮮血染紅。所以，筒瓶在清初的時候，這層社會學含義在社會上迅速推廣，非常受關注，受歡迎，數量比較多。
我們看電視劇，有一回大家給乾隆送禮，紀曉嵐拿了一個桶，桶裏麵裝的全是咱們吃的薑，裝得滿滿的，堆成山形。大家不解，問：“這是什麼意思呢？“紀曉嵐說：“江山一統（薑山一桶）！“紀曉嵐很聰明，既拍了乾隆的馬屁，又省了錢。筒瓶這麼有名，很多人收藏起來就知道有這麼一個有名的東西。
我有一個朋友，電話裏跟我說：“我買了一個筒瓶，特好。“我問：“畫的什麼啊？“他說：“畫的全是刀馬人。“我一聽，對，因為當時很多筒瓶畫刀馬人，就是一些騎馬打仗的畫片。我說：“你能肯定那個東西是清初的嗎？“他說：“根據我所學的知識，那東西一定是清初的。“然後他就買了，興高采烈地抱來給我瞧。
他一進屋，我就樂了。我說：“您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上下一般粗。“他那是帽筒。清代晚期以後，帽筒盛行，都是直的。他學的知識非常不紮實，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結果買回一個帽筒。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別，我們注意看，筒瓶的口部並不是直的，而是有一個收口。他這“筒瓶“上下一般粗，倒著看和正著看，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就覺得，學習收藏是件認真的事，來不得半點兒馬虎。過去就講，怕就怕“認真“二字，你不認真，肯定要受到不認真的懲罰。
順治以後就是康熙，我們首先要對康熙皇帝有個簡單的了解。康熙皇帝是八齡踐祚，十六歲親政。16歲的一個孩子，今天從法律上講，還不是一個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人，不能負完全的行為責任。但16歲的康熙，在當時信息傳達那麼不通暢的情況下，要統治一個有一億多人口的國家，得有多難。
康熙特別喜歡科學，數學、天文、水利，他都非常喜歡。康熙皇帝說起來是中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除了他的孫子可以跟他比，別人都不能跟他比，在位六十一年。康熙也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明主，後人對他的評價非常高。他幹了很多大事，比如殺鼇拜、平定三藩、收複台灣、簽訂《尼布楚條約》，都是他的功勞。當時我國邊境不停地被俄國騷擾，為什麼後來簽訂《尼布楚條約》？康熙的態度非常明確：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丟！他禦駕親征，跟俄國人一通幹，把俄國軍隊打得落花流水。俄國人就說：“從來沒見過這麼凶的人，怎麼這麼拚命啊？得了，跟你簽條約吧。“於是，中俄就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是幾百年以來，中國簽訂的最公平的條約，在《尼布楚條約》的限製下，隨後的一百多年，中國跟俄國的邊境沒有發生過任何問題。康熙二十三年時，是曆史上中國版圖最大的時期。那時的中國版圖呈桑葉狀，今天是一隻公雞的形狀。
康熙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同時，也把瓷器生產治理得井井有條。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後期逐漸形成定式，官窯的形式就受到了限製。官窯跟民窯不一樣，民窯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麼燒就怎麼燒，怎麼能賣得好怎麼燒。官窯不行，官窯要由官方定一個製式，必須按照這個製式燒出來。比如康熙晚期的龍鳳紋就非常規範了，一看就是這個時期的瓷器，龍的身子怎麼彎，須畫多長，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窯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窯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漸減少了。
康熙二十幾年的時候，康熙皇帝親自頒布聖旨，讓大臣畫《耕織圖》、《棉花圖》。耕，指吃，種糧食要吃；織，指穿，棉花的生產是保證當時每個中國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對棉花的認知比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辦法，比如有羽絨、化纖，當時沒有，所有人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吃、穿是我們生活中最大的兩件事，所以皇上鼓勵百姓安居樂業，男耕女織。康熙當時身體力行。在先農壇，皇上有一畝三分地。我們老說一句話，誰有“一畝三分地“，就是這麼來的。先農壇有一畝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體力行地去耕種。當然，這種耕種是象征意義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個窩棚，看一年，這不可能。
康熙時期的瓷器紋飾受到了社會橫向的很多影響，我說過，它的人物紋很多故事情節受版畫的影響；它的翎毛走獸、花鳥魚蟲，都受到當時社會勃勃生機的影響。所以這些動物紋的形態也都有勃勃生機。比如麒麟紋，在整個明朝晚期到康熙時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臥到坐到站，這麼一個過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臥著的，到了康熙時期，麒麟全是站著的，狀態不一樣。這是因為康熙時期，整個國家都呈現蒸蒸日上的狀態，每個人也都是緊張的狀態。那麼，康熙時期的龍紋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龍身有非常大的彈性，龍從水裏像彈簧一樣“騰“地彈出來。康熙龍紋的彈性表明一個生機，一個力量。我們可以從康熙龍紋上，清晰地看到那個時期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對瓷器產生的影響。“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畫家，王原祁、王時敏、王、王鑒。這四個畫家統治了當時的畫壇，對山水繪畫有極強的影響，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畫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個古玩市場逛古玩攤，一進屋，就看見店裏擺了很多東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當時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對這件東西沒認識。因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東西都擺在架子上，擺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卻擱在地上，那可能他對這件東西的認知比較低。我撿起來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個梅瓶，畫的枯枝花鳥，非常精彩。故宮有一個類似的，很小，寫著雍正款；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這個瓶子，他認為這種稀稀拉拉的畫法，可能是晚清民國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了。
我當時為什麼能認定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麵的畫風。瓶子上的鳥，樣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畫的一模一樣。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後裔，姓朱嘛，“四僧“之一，號“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鎮度過了漫長的時光，所以有人認為景德鎮的畫風影響了他，也有人認為他影響了景德鎮的畫風。現在沒有定論。我傾向於景德鎮的畫風影響了他，因為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個產品領域的力量比個人要大得多。
通過這件事，我們就有一種感悟，即從鑒定角度上講，橫向聯係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這個瓶子是怎麼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畫風，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鎮生活過的這段曆史。橫向的聯係，有時比縱向的更重要。僅對一件事的縱向了解，但橫向不了解，有時你就沒有辦法下結論。生活中也是這樣的道理，比如買股票，我們天天盯著的證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勢圖、k線圖，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聞聯播》，任何一件國際大事都可能導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動，這是橫向的聯係。天天盯住那些圖的人，不是最聰明的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馬人物、戰爭場麵非常流行，俗稱“刀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國》、《水滸》。瓷器上畫這種戰爭題材，從側麵反映出滿族拿下江山不是輕而易舉的，也是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場麵，比如“百子龍燈“、“獅子繡球“，畫的都是戰爭場麵，這跟我們建國初期一樣。早年拍的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都是戰爭題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業》的時候是1979年，建國三十年了。歲數大一點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業》這部電影，主題歌叫《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那麼，等康熙那時候的生活充滿陽光了，才在瓷器上畫“獅子繡球“之類的喜慶紋飾，一開始絕對不畫，這是政治對藝術的直接影響。
西方人非常喜歡“刀馬人“這種瓷器，原因有兩點：一、題材的認知。16世紀到17世紀，整個歐洲也處在一個戰爭時期，也是騎馬打仗。過去都是騎馬打仗，今天肯定不會騎馬打仗，否則都得讓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現代化戰爭。過去戰爭都比較原始，騎馬打仗的戰爭形態延續了上千年，當時的歐洲人跟我們一樣，也有這樣一段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溝通。二、工藝的認知。當時瓷器繪畫受徽派版畫的影響，畫得非常精致。明明沒畫幾個人，但場麵非常宏大，筆法瀟灑生動，令人歎為觀止。
基於這兩點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視這類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馬人“瓷器，國外特別多，國內反而很少。因為在近一百多年來，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逛文物商店。當時國家基本上還沒有這類市場，不像現在這麼開放，所有賣瓷器的基本都是國家開的店。我有一次去一個公家的店裏，一進門看見地上有一個大花盆，畫的就是刀馬人物。那個花盆很大很重，擱在地上，我就蹲下來看。我看的時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寫的是“大清康熙年製“。但問題是那店裏所有人都沒有蹲下來，誰也沒有看見這六個字，就我看見了。我特別高興，知道他們犯懶，所以就把這花盆買了，揀了個漏兒。
文物商店的人認為那是一個民窯花盆，其實它是一個重要的官窯。由於那個花盆體量非常大，工匠沒辦法把款寫在底部，隻能寫在口沿上。但寫在口沿上頭，不好看，所以隻能寫在反麵。你隻有蹲下，才能看見它的款。從這點上看，就是說凡事不能犯懶。如果我也犯懶，就揀不著漏兒了。我現在往下蹲，就沒有年輕時蹲得痛快，那時一下就蹲下去了，現在蹲的時候得想，是不是一會兒起不來了？古人就說：勤能補拙。有時你笨，但勤快，這事兒也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