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朝已經是明代的尾聲了，但仍有天啟和崇禎斷後，明朝最後的兩個朝代。滿清入關以後，瓷器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順治朝銜接明朝，又為後來輝煌的康熙青花打下基礎。明末清初這個時期不足半個世紀，在中國陶瓷史上稱之為“過渡期“。
明代末期最後兩個皇帝在位時間非常短暫，一個是天啟朝，一個是崇禎朝。在中國陶瓷史上，把天啟、崇禎，一直到清代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這三朝統稱為“過渡期“。過渡期以1644年為界限，前後大約二十年的時間。我們都知道，1644年中國發生了非常大的事情，這一年中，中國出現了三個皇帝：第一個是崇禎，第二個是李自成，第三個就是順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皇帝自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都發生在這一年，史稱“甲申之變“。三百年後，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當時發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表後不久，毛澤東在延安指示將其列入中國共產黨的整風文件。當時毛澤東就提出：我們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曆史上，1644年是一個改朝換代明確的界限。陶瓷史上沒有這個界限，瓷器風格在1644年前後二十年間慢慢過渡，西方學者也把這個時期叫做“轉變期“。由於政局動蕩，這個時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約束，但品種較為單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間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單色釉。
明代人宋應星寫了一本書叫《天工開物》，是中國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禎十年首版發行。宋應星在書中對紡織、印染、鑄造、製瓷等工藝都做了詳盡論述，對明朝嘉、萬以來科技的高速發展做了一個概括性的總結。《天工開物》可以說是一本教科書，對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作用。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本書，能看到對當時社會科技成就詳盡的記載。其中，關於製瓷的記載，為我們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風雨飄搖的明朝到了天啟、崇禎時期，已經明顯出現了頹勢。天啟皇帝喜歡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講家具的時候講過。崇禎倒是想力挽狂瀾，但明朝已經無藥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禎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卻一反常態，煥發出勃勃生機。它擺脫了嘉靖、萬曆以來那種繁縟、密不透風，走向了清麗舒朗，這種風格也影響到清代青花的未來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礎。天啟、崇禎兩朝的官窯瓷器非常罕見。有沒有官窯呢？有，今天依然能夠找到官窯，而且相當精美，但數量非常少，遠遠不及嘉靖、萬曆時期。但民窯產品非常多，而且很多產品的質量大大高於官窯。後來的清朝沒有這種現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窯。晚明的民窯青花擺脫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宮廷桎梏，變得生動起來。過渡期乃至後來的康熙青花，最生動的都是民窯，這一點跟我們的想象有點兒差距。這是什麼原因呢？
首先，經濟會受政治的影響，但當政治上完全處於放任的時候，經濟也會自發地產生新的門類。經濟的自我修複能力特別強，中國曆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曆史上的這些盛世都是經濟的自我修複。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時候，一旦政治氣候寬鬆了，馬上就開始自我修複，努力實現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啟、崇禎統治者對瓷器生產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根本顧不上；清初的順治、康熙剛建立政權時，也沒有能力控製景德鎮的瓷器生產。在這種情況下，民窯的青花就蓬勃發展。這種發展表現在對質量的追求上。過去對晚明青花的認識都有誤差，往往一說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實際上不是這樣。我講過，當晚明的社會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候，社會的需求會增加，這是導致產品質量提升的一個基本保證。首先是社會需求，沒有需求就沒有生產。
其次，晚明版畫對青花的畫工產生深刻的影響。晚明時期，小說非常流行，尤其是帶版畫插圖的小說。今天去圖書館都可以查到，像《水滸》、《三國》等等，這些書都帶有版畫。版畫一般來說，分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時期，這三個地方的版畫最為盛行，非常精美，對景德鎮的瓷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崇禎青花過去不受重視。在我喜歡青花的時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沒有人研究了。過去都不知道崇禎一朝燒過青花瓷，往往一說就是嘉靖、萬曆，後麵跟著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來，幾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館，都對崇禎青花有誤解，認為這類青花一定不是崇禎的，而是後麵康熙或者雍正的。因為隻有在清朝的鼎盛時期，才可能生產出來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禎青花很多都寫幹支款，不寫“大明崇禎×年“，隻寫幹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當崇禎青花寫幹支款的時候，我們的判斷往往會推後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時期。所以大量崇禎青花的斷代都被推後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禎青花的工作才開始進入實質階段，通過排列，通過比對，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崇禎青花的真實麵貌。
很早的時候，我就對崇禎青花特別感興趣。我發現這個時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樣，就開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買了一個青花筆筒。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剛允許市場賣古董。當時北京古玩城剛剛開張，還不是樓呢，用鐵絲網圍著一塊地方，房子都是臨時的木板房，你一進屋，房子還忽悠忽悠直晃蕩。我就在那兒看到一個青花筆筒，非常大。那個人把筆筒剛掏出來，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時為止，甚至到今天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個崇禎青花筆筒，上麵的畫片是“蕭何月下追韓信“。
我當時心裏怦怦直跳，非常激動，特別想買。我問他多少錢，他跟我說：“兩萬塊。“要知道，兩萬塊在當時是非常多的錢，我很急，就說：“我有兩千美金，行不行？“實際上我在變相地跟他討價還價，利用美金跟人民幣的差價。他說：“不行。“我就開始翻兜裏的錢，翻出一千多塊錢，搭上了。我說：“我就這些錢了，行不行？“當時美金按彙率折後的人民幣以及搭上的錢加起來是一萬九千八百塊，與他的要求隻差二百塊錢，嚴格說，我隻打了個九九折，是象征意義的打折。但這個人發現我非常想買，就說：“不行，少一分錢我都不會賣。“這時就需要我當機立斷了。我身邊還有一個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趕緊離開，他就賣給你了。你現在這個態度他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邁出這個屋，可能就不是這個價錢了。一個可能是他反悔說我不賣了，還有一個可能是他說我賣給別人了。無論哪種，我都再沒有機會獲得這件東西。所以我當時不跟他再嗦，我說：“行，我認這賬，不就兩萬塊嗎？我差你二百塊，下回我給你帶來。“我就把這個筆筒買回來了。
買回來以後看了很久，我才發現這是崇禎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個筆筒，而且，筆筒的壁非常薄，畫片豐滿，顏色沒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禎青花的青翠，開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個筆筒沒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興。
後來我總結出一個經驗。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嗎？勸我：“你就別買了，趕緊撤出來最好，能省錢。“我就跟他講：“收藏有時候不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論上講，我能出一萬九千八百塊的時候，那二百塊錢對我來說，對他來說，都沒有決定性的意義了，我們就不能再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麼事，有時你計較一點得失，會失去更多。在收藏這個領域，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在20世紀90年代，我注重筆筒的收藏，買了很多。我後來寫了一本書-《明清筆筒》，專門研究明清時期的筆筒。筆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裏出現最晚的一個門類。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筆架、硯滴、墨床，等等。隻有筆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現的，這一點跟我們的想象有差距。
理論上講，筆筒不能擱毛筆，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筆怎麼擱呢？筆筒裏的毛筆是倒著擱，大頭朝上。但使用過毛筆的人都知道，毛筆使用以後，一定要懸掛，大頭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兩個問題會出現。第一個問題：毛會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沒法用了；第二個問題：毛朝上，筆頭的水會從筆杆裏進去。過去的毛筆大都是竹筆杆，隻有少數象牙、玉、銅的，那另說。大部分毛筆都是竹筆杆，一旦水積在裏頭，會把筆杆脹開。所以，筆筒不能擱毛筆，簡單地說，筆筒如果擱毛筆，也是擱不用的毛筆；毛筆若用過，一定是正著懸掛。
筆筒在晚出現時，首先是作為案頭的一個裝飾。最早的筆筒一定是竹筆筒，我將來講竹器的時候會講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時期出現。由於竹筆筒的出現，影響到後來瓷筆筒的出現，崇禎一朝正好趕上這個時期，所以大量燒造筆筒。
晚明有個人叫屠隆，他寫了一本書來總結文具，叫《文具雅編》。在這本書裏，他明確提出了“筆筒“這個詞彙。我們知道，一個新事物出現，一定有對應的名詞出現。今天能查到的曆史文獻中，最早出現“筆筒“兩個字，就是明朝萬曆年間，萬曆十一年。屠隆在書中“筆筒“這一條下，說：“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座為雅，餘不入品。“他說的就是湘妃竹的筆筒，鑲上紫檀或烏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順治是滿族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接下來是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沒入關之前還有天命、天聰、崇德三朝，天命是努爾哈赤的年號，天聰和崇德是皇太極的年號。皇太極改“金“為“清“。
清朝能建立皇權，很多史學家認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敗肯定會導致明朝的滅亡，但誰能最終拿下政權呢？當時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們比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順軍，而且他打進了北京，拿下政權，可惜隻有三十多天。他這大順軍一丁點兒都不順，稀裏糊塗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滅掉，逼得崇禎皇帝上了吊，但由於他被勝利衝昏頭腦，沒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張獻忠的大西軍。張獻忠的問題是樹敵太多，殺戮無數，導致自相殘殺過於厲害，所以他根本沒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權，當時南方還有很多明朝殘餘的政治力量，也能組織起來小朝廷，稱為“南明“，確實也堅持了一段時間，但勢單力薄，偏安一隅，沒有辦法再度統治這個國家。最後，就剩下滿洲貴族。滿洲貴族並不是有很多優勢，隻有一個長處，但這一個長處，就讓他們拿下了江山。這就是團結包容，精神層麵的長處。他們完全沒有內訌，冰釋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談這件事。他們不可能沒有任何矛盾，但過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敵當前時全部化解，一定要團結起來拿下江山。有學者估計，滿族入關的時候，隻有六十萬人。當時漢族人是他們的二百倍，就是有一億多人。據說努爾哈赤起兵時，也就一萬五千人，但能拿下這麼大的江山，而且事後又統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愛新覺羅家族當時所遇到的最大障礙，還不是人數的比例懸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們是滿文，咱們是漢文，漢文和滿文之間不通，有問題啊。那麼，這個屏障怎麼去突破呢？順治一入關就拚命學習漢文，史書記載說他原來不認識漢文，但通過三年的努力學習，可以通讀《三國演義》。這顯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剛開始認漢字，想三年以後看《三國演義》，我覺得基本上是沒門的事兒。但不管怎麼說，這表明了清政府親近漢文化的一個態度。這個態度最重要，由於這個態度，導致清政府後來對中國的統治變得順利起來。
我們都知道一個民俗：“正月不理發，理發死舅舅。“這個民俗很奇怪，怎麼來的呢？後來我去查書，發現這是一個誤解。當時滿人入關以後，要求漢族人剃發易服，就是把頭發剃下去一塊兒，換一身服裝。漢族人講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毀之不得，我不能隨便讓你給我剃了。當時清政府也采取了一個強硬的態度，就叫“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但沒想到這個政令遭到漢族人極強的抵抗。為什麼現在有剃頭擔子？就是當時擱在路口，誰不剃，現在馬上剃！有的人就說：“我腦袋你能給切了，頭發不能動。“順治也知道這個事情不能再繼續下去，這麼下去會引起漢族人強烈的心理抵觸，於是就網開一麵。
剃發和理發是兩個概念。“剃“是從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說“理發“，都不是剃禿。今天很少有人剃發，我小時候老看見街頭有剃頭師傅拿一把刀，鋥亮，噌噌在那兒磨，把老頭兒按在那兒，腦袋刮得鋥亮，這叫剃發。理發是梳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