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對康熙青花做個總結。第一，從技術上講，康熙時期的青花是最藍的，非常漂亮，叫“翠毛藍“。由於原料的不同，工匠技術的提高，導致康熙青花顏色非常清麗，很容易取悅於人。第二，同樣是青花，康熙青花可以分出來層次，稱為“墨分五色“。《陶雅》中這麼記載：“其青花一色，見深見淺，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嬌翠欲滴。“寫得非常清楚，康熙青花甚至能分出九個層次。所以康熙青花在整個清朝，乃至後來到民國，到現在，都被認為是清朝青花裏最好的。《陶雅》也是這樣說：“雍乾兩朝之青花，蓋遠不逮康窯。然則青花一類，康青雖不及明青之美者，亦可以獨步本朝矣。“康熙青花雖然豔不如明朝的青花，但在清朝這個朝代裏，肯定是老大。由於這些因素，收藏者一開始最容易喜歡上的，就是康熙青花。
康熙瓷器在工藝上有很大提高，對胎土的要求特別高，所以分量特別重。過去說：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沒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較重。它的釉麵也顯得非常堅硬，有“緊皮亮釉“之說。這些感覺，要自己去慢慢體會。
天啟、崇禎、順治、康熙，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這一個世紀，是西方的資本主義追趕我們的一百年，是我們平穩發展的一百年。我們當時的社會發展在全世界來說，都是空前的、領先的。這一時期的青花，實際上跟社會形態有很大關係。比如過渡期的瓷器，體現出來的思想都比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狀態都是呈自由傾向的。這裏以瓷器上畫的鳥為例，作個總結。
萬曆時期畫的鳥，都是頭衝前，扇著翅膀，像臨終奔命，有點兒說：大明要完了，咱趕緊跑吧！到了天啟、崇禎，鳥就不這麼直飛了，它做自由飛翔狀，上下左右翻舞。它這時候的心態反而輕鬆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這樣了，有點兒徹底解脫的意味。到了順治呢，這鳥立刻做回頭狀，飛著還要回頭，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兒大發了，也得坐下來歇歇，溫故而知新，總算找到一個安家落腳的地方。一進入康熙朝，這鳥就肥了。康熙的鳥都是大肚子，按理說那麼大的肚子，根本飛不起來，有點兒養尊處優、貪圖安逸的意思。
萬曆、天啟、崇禎、順治、康熙，兩代五朝，我們從一隻鳥就能看出當時的社會心態。康熙四十年以後，就進入了18世紀，這個世紀就是我們常說的“康乾盛世“。
康熙青花呈一種自由開放的勢態，到了雍正，青花風格突變，一反康熙的青翠，變得規範起來。那麼，風格突變的原因是什麼呢？我猜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與政治有關。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場中力度最大。雍正上台以後謠言四起，如篡改遺詔等等，使雍正下決心整治康熙晚期遺留的曆史問題，舉國上下大規模清查貪汙腐敗、虧空錢糧、假公濟私、結黨懷奸等行為，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經對怡親王說：“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親自查出。“話說得非常重，振聾發聵。雍正這個態度，使清朝吏治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局麵。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厲風行地連續頒發了十一道禦旨，進行整頓。這一年，被革職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員數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個親戚叫李煦，就是因為經濟虧空而被革職抄家。當時雍正不是很講理，也沒有非常確鑿的證據證明你受賄，隻要你管轄的這塊地方經濟沒搞好，有虧空，你就革職回家。《清史稿》中是這樣記載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頗增。“康熙晚期的時候，庫銀有七百萬兩；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時候，庫銀有五千多萬兩，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這個名字的來曆很有意思：他原來是雍親王，正位為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強調自己很正，年號代表正統。野史上猜測，說這是他心虛的表現，所以起了這樣一個年號。野史一般都說，康熙的遺詔是“傳十四子“，不是“傳於四子“。其實，這個說法今天很容易解釋，因為“於“字當時可不是簡化字，是繁體字。另外，皇帝下的詔書都是滿漢兩種文字，不可能連滿文都給改了。
事實上，雍正是清代最為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區別於其他皇帝的一個顯著特征。縱觀中國曆史，像雍正這樣勤政的皇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雍正在位期間，不巡幸，不遊獵，跟他的父親、兒子都不一樣。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沒出過北京，日理萬機，終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數據的，我們僅以朱批為例說明。所謂朱批，就是皇帝拿紅筆在上麵批示過的奏折。雍正朝現存的朱批奏折（不是全部），漢文的有35000餘件，滿文的有6600餘件，加起來有41600餘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個月，按天計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最少寫一個字“覽“，意思是我看過了；最多的，可達萬言。
我說過，藝術的表現一定跟當時的政治氛圍有關。雍正是一個比較刻板的人，他對瓷器產生的影響，首先就表現在官窯畫得很拘謹，很規範。
風格突變的第二點原因，我猜想與他的藝術修養有關。雍正登基的時候45歲，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有足夠的時間去學習。我們從養心殿造辦處的記事檔中，可以看出雍正的禦批要求得非常具體，一個沒有藝術造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來的。你自己不高，就沒法要求別人。雍正強調的審美非常高，希望這種審美從外表到內涵是一致的，收斂，不張揚，所以他比較喜歡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紀事碑記》中寫到景德鎮燒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謂“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窯係統瓷器，比如仿哥窯、汝窯、鈞窯等等。
雍正不太喜歡帶有民間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說法，他不怎麼親民。在康雍乾三朝裏，兩次有明確文件的親民記錄，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廣《耕織圖》、《棉花圖》，瓷器帶有強烈的民間色彩，非常親民。乾隆也推廣《耕織圖》，以及《陶冶圖》，說的是怎麼製陶，這些都有曆史檔案可查。
景德鎮禦窯廠到了雍正時期，變得非常完備。康熙晚期的督窯官製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續。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對瓷器做出禦批，可見重視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的風格可分為兩類，形象地說，是一枚硬幣有兩個麵。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講了，雍正上台時，他的修養與藝術造詣已經非常高了。他首先對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徹至極，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所以他一上來就直追永宣，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樣。雍正也獲得了成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可以亂真。我甚至認為，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館裏，還有一些被視為永宣的青花瓷器，有可能是雍正時期仿造的，隻是我們沒辦法用肉眼分辨。
比如，有一個青花綬帶鳥紋的大盤，盤子上畫的鳥是倒掛著的，姿態活潑。這件盤子原定為是永樂的，我就很懷疑。它不是永樂的，而是雍正的，為什麼呢？有兩點。一、這盤子尺寸很大，直徑將近60公分。從元代到明初，燒造了很多大盤子，甚至有直徑70多公分的，但都有一點兒變形。要知道，盤子尺寸大，一入火，稍微有點兒應力就變形了。但這個盤子非常周正，這是一個工藝上的疑問。二、這隻綬帶鳥的形態不是一個常態，它倒掛著。瓷器一定會受當時繪畫的影響。我們看明代的花鳥畫，最有名的畫家叫呂紀，他畫的鳥都是常態，有的鳥都是呆呆的，比如他畫的山雞，就比較呆；偶爾畫點兒奔跑的，但都是常態。那麼，這隻盤子上的綬帶鳥是倒掛在樹枝上，在追逐一個蟲子。從這個鳥的動勢而言，我就懷疑是清代的。為什麼呢？清代有一個畫家叫華嵒，華新羅，他畫的鳥都是這種動勢的，非常不常態。後來景德鎮出土了一大批永樂時期的大盤子，沒有一個是這麼畫的，鳥都是很正麵的形象。
那麼，文物鑒定給我們的啟發是什麼呢？就是判斷事物要從多角度出發，不能就事論事，要從橫向、縱向，從各個方向比較，才能做出一個終極判斷。
第二，雍正青花的另一風格就是淡描，首先直追成化。雍正淡描青花顯然受萬曆鐵線描的影響。“鐵線描“就是用細線表現圖案畫。比如表現大麵積顏色的時候，它不平塗，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畫，形成平塗的概念。
為什麼不直接畫成平塗呢？因為平塗需要大量顏料，那時顏料告缺，就以少充多。雍正追萬曆，兩個人的出發點不一樣。萬曆鐵線描的目的是為了省材料。雍正則是為了雅，並非追求節省材料，而是作為一個很細弱的表現形式，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種藝術效果，形成一種風格。雍正並不是沒有材料，青花材料有的是，他就是不願意使，一定要把瓷器畫得非常雅。他不用色塊來表現一大片顏色，就是用細線。這種繪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點，在官窯和民窯裏都大量出現。
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字寫得不好的人，首先不能寫筆畫少的字，第一難寫的就是“人“字。不信你回家試試，筆畫越少越難寫，筆畫比較多的字就好寫，容易遮醜。這個道理一樣，淡描青花由於筆觸非常少，所以對畫工要求非常高，因為沒有可遮掩的地方。你沒有功力，就幹不了這件事。
從雍正一朝起，官窯基本形成一個定式。比如賞瓶。賞瓶，顧名思義是賞賚之用，賞人的。賞瓶本來有一個名字，叫“玉堂春瓶“。過去皇上看誰順眼了，誰有功了，就說：“哎，賞玉堂春瓶一對。“底下太監們就傳旨：“傳旨，賞玉堂春瓶一對。“到後來呢，太監當著皇帝這麼說，一轉身就說：“賞瓶一對。“偷懶了，把中間省去了。所以，後來這種專門用來獎掖、賞賚之用的瓶子，就叫賞瓶了。原來的本名“玉堂春“反而不叫了，忘了。原來的名字多富有詩意啊!《清檔·雍正記事雜錄》中有這樣的記載：“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將賞用瓷瓶燒造些來。“可見當時賞瓶的用量比較大，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獎掖官員。你想，皇上送你一對瓶子，擺在家裏多榮光啊。
雍正時期的賞瓶，目前全國就一例，現存廣州文物商店，帶有雍正紀年款。雍正以後，賞瓶大規模生產，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為什麼要用青花賞瓶來獎勵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畫的是纏枝蓮，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蓮花，暗示“為官要清廉“。賞瓶一對，不僅是獎狀，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見一個半截的賞瓶，沒脖子，呈一個罐狀。我那時也沒錢，收入很少，就問他：“這個東西多少錢？“他說：“一百二十塊錢。“現在聽起來，一百二十塊錢，不就是吃頓飯的錢嗎？但當時這一百二十塊錢對我來說挺多的。我一開始真不知道它是個半截的瓶子，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罐，它那口磨得還很平。後來人家告訴我，上麵那截沒了，這就是一個賞瓶的下半截，我那時是第一次聽說“賞瓶“這個詞。可我心想：這個東西是半截的，傷殘了。我就很猶豫。那人就勸我：“這個機會很難得，少了半截，錢還少很多呢！要有個脖子，就值好幾千塊了，這不才一百多塊嗎？“我就是“聽人勸，吃飽飯“，把它買了。
後來我在這個賞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過它對賞瓶有所了解，就是從根上開始了解。盡管它沒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夠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內心快樂的事，不必強求，隨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這麼一個東西，盡管它是殘的，但它便宜，我買得起；如果真碰上一個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賞瓶，全國就一個，全世界就一個，要好幾百萬，我也買不起，就是看一眼。這種隨遇而安、內心的快樂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瓷器生產為什麼在這時形成一個高峰呢？主要跟當時的督陶官製度有關。康熙中期時，中央政府覺得政權已經穩固了，平定了三藩，收複了台灣，開放了海禁，這些都表明國家政權非常穩固，這時就開始有心思燒造瓷器，開始關心這件事了。我們一般把康熙統治的六十年，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二十年是一個時期。
清初景德鎮的生產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亂開始，對曆史有點兒了解的人都知道，這當時對清廷構成了很大的威脅，景德鎮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康熙十九年，清廷把這件事情搞定以後，景德鎮開始複燒官窯。最早應該就是在康熙十九年，禦窯廠恢複。這時，政府陸續派督陶官去景德鎮。第一撥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這裏麵最有名的是臧應選。當時臧應選不是專門為督窯這件事去的，他管著好幾個省，今天說來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隻是他的一個兼職。但我們可以想象，讓管幾個省的大官，管一件燒窯的事，那說起來燒窯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見皇上的重視程度。
臧應選被派到景德鎮以後，首先明確了中央政府的一個態度，也就是皇上什麼態度。當時禦窯廠專門給宮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藝術瓷，首要是日用瓷。隻有生活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你才會對藝術品感興趣；你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時候，肯定對藝術品一丁點兒興趣都沒有。那麼，禦窯廠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盤子、碗、杯，各種實用的東西，後來才慢慢加上陳設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鎮以後，立刻就把當地最優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環境都結合在一起，其推動力量非常大。從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後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時期，最有名的就是臧應選、郎廷極。我們將來講單色釉的時候，會講到郎窯。雍正時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堯、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兩朝權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專職的，跟臧應選的兼職有所不同。《清史稿》這樣記載：“唐英，字俊公，漢軍旗人。官內務府員外郎，直養心殿。雍正六年，命監江西景德鎮窯務。“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當時在養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