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卦》爻辭有兩處可作聖王解。二爻“見龍在田”之下有“利見大人”語，五爻“飛龍在天”之下亦有“利見大人”語。大人古為天子之稱，《禮運篇》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是其征。雖士人道高德備者，亦可以此稱，然不甚通用。顧亭林考之詳。《乾卦·文言》於九二之大人，則言“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中略。《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德，謂有君人之德，即上雲龍德。虞翻注曰：陽始觸陰，九，陽也。二，為陰位。九居二，是陽初與陰接。當升五為君。二之陽，當上升於五而為君，蓋以九五之飛龍，即九二見龍也。其於九五之大人，則言“子曰：‘同聲相應，張璠曰：天者陽也。君者陽也。雷風者，天之聲。號令者，君之聲。明君與天地相應，合德同化，動靜不違也。張氏，漢《易》也。同氣相求。中略。聖人作而萬物睹。’”此處上下文皆從略。上引《文言》兩節，可見二五兩爻之大人皆說聖王，與全卦義旨忽不相類，譬如天際昭明，乍興一團雲霧，頓覺大宇變色，若將兩處之“利見大人”及此兩節《文言》都刪去，則全卦意義一貫，絕無衝突，譬如雲霧消而青天見，見讀現。豈不暢哉！《文言》中，於上舉兩節外，猶有攙偽，卻易治。餘敢斷言，二五兩爻之“利見大人”都是戰國時小康派或小康派中孝治論之儒生所增竄，必非夫子《易經》原本所有也。小康派複有分，如孟、荀皆小康學，而亦各不同。已如前說。孝治論自是小康學之一派，但其勢力最普遍。韓非說“儒分為八”。八儒各自以為真孔，真孔不複生，孰定其是非？餘謂孔門三千七十之徒，其分派當不止八儒，各派皆自稱為真孔，則其傳授先師之經先師，謂孔子。必各以己意增竄，為其自稱真孔之證，此從韓非語而深玩之，便可見。《原學統篇》已言及此。小康學派根據孔子早年之教，皆不主廢君，即不肯消滅統治，但以聖王居位為希望。此迂想耳。如周自文、武、周公開基而後，曆年八百，皆昏庸相繼，可奈何？且人類知能日進，事變日益複雜，雖欲以一聖王居高而統治之，未有不敗也。而暴君可以革除，則為警戒人君之大法，統治階層如不消滅，庶民終不得自主。小康派以去暴君為革命，實則伯夷所謂以暴易暴耳，何足警戒人君？亂臣賊子必誅絕，則為維持君道之德律。君主製度存在，亂賊終無已。餘嚐欲以餘暇，作小康學派考，卒未及提筆也。秦、漢間儒者一致宗小康學，但已變其質。小康學在戰國時已盛行。呂秦焚坑禍，儒生皆伏匿，而小康學之運動猶在民間。漢初，出而獻書，及於文、景、武諸帝時，為博士或大官者，皆此輩也。馬遷與其父談分明是小康學，餘不待舉。漢初諸儒所傳六經，當是取先秦小康派所奉經本而複有竄亂，若疑竄亂全出漢人之手決不然也。先秦，謂秦未焚書之前。見《藝文誌》注。
《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上治者，謂“群龍無首”，為治道之最上也。漢《易》家注曰：以聖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此乃恐人不知聖王在上是治民乎？孔子何至出此蠢語？愚不肖之私意曲解，殊不足辨。
《易經》，大概六國時小康之儒有改竄，猶不忍過毀先師之真，其變亂比較易尋。六國亡象已著，人皆以《易》為卜筮之書，無有研究學理者。入秦，而呂政亦不忌。入漢，而田何以術數傳《易》，為學者宗。漢人傳注一致本術數家遺法，與尊君大義，以說《易》。傳注者，漢人釋經之作，或名傳或名注。而經文之改竄猶不甚多，故整理《易經》，以求孔子真相，是當今第一急務。
《易》為五經之原。孔子作《易》在晚年，故知五經必作於《易經》脫筆之後。餘斷定六經是子晚年定論者以此。今從《易經》發見孔子之外王學，確是消滅統治，歸本“群龍無首”，絕不容有小康之大義，又何可誣以微言？六經浩博，其說皆一貫，大道昭明，如日中天，豈有隱微不顯之言，如漢人所誣者哉？康有為在清季，猶盛演漢人之奸言，皮錫瑞亦然。亦聖學之一厄也。
漢人去聖猶近，其必於大義之外說有微言也，正可想見六經之學本與若輩所謂大義者極端相反。而若輩欲持小康大義，以變亂六經，則又未能完全消滅聖人之真也，不得已而曰聖人尚有微言，則亦可自蓋其愆矣。若輩隱衷在是，而後人顧可盡受其欺歟。有問：“孔子六經思想，當初或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小康派所說。至於‘群龍無首’及‘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與‘天下為公’等等，當由孔門後學之發展，有此一派新思想而攙入六經之中。公以為然否？”答曰：若汝之臆說而果然也，則小康派當直聲其叛師之罪，而肯以其說保存於六經中乎？此不待深思，而知其不然也。但孔門後學，決定有傳授孔子晚年之六經思想者。司馬談稱“六藝經傳，以千萬數”雲雲，其間雖不無小康各派著述，而發明六經新義者決不在少數，此可斷言。惜乎秦、漢間儒生，怵於焚坑之禍，而凡發明六經之高文典冊皆一字無存，幸而小康派之經本，猶未忍過毀先師真相。漢人承之，雖竄亂益甚，然猶稍存鱗爪，謂之微言。迄今吾人尚可追求聖意，斯亦大道自存乎人心，固不容泯絕也。今總結如下：
一、孔子早年五十歲以前。之學，確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易言之，即崇尚小康禮教，維護統治，其弟子守其早年之教而不變者，遂成為小康學派。
二、孔子晚年五十學《易》以後。其思想確突變，始作六經，發明“首出庶物”，《易》義。“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春秋》說，此即消滅統治。乃至“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說。“群龍無首”，《易》義。天下一家，《禮運》說。是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禮運》。其弟子宗其晚年六經之學，而不從其早年舊說者，遂成為大道學派。
三、孔子沒後，儒學發展甚盛，其分派當極多，然總括其分歧之最大處，要不外如上述大道、小康兩派。
四、六經真本，大道派之學者，自當世守。而小康派之學者，既不敢否認先師之六經，即不得不取六經而改竄之，以維持其本宗之說。六國時，小康學派已盛，秦、漢間儒生，小康學運動益烈，吾人可推想小康派改竄之經本，散在民間者必多。呂政焚坑之禍後，大道之學當無繼人，六經真本秦火後必難得也。
五、漢人傳至今日之六經，自是采用小康派之經本而更加竄亂。
六、大義、微言之分，是漢人依據改竄之六經而作是說。孔子六經真本決無小康大義之淆亂，既已明見大道，而又雜以不合大道之小康於其中，聖人作經，垂世立教，何至如斯？凡夫能自好者猶不為，而聖人為之乎？
七、漢人傳來之經，保存大道者猶不少，惜乎漢、宋群儒傳注，一致本大義以為說，而大道遂隱。
八、《大易》《周官》二經，猶易清理，吾有此願，惜乎年衰。
九、孔子在未作六經之前，似無著作。《論語》記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其早年語，非謙詞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夫，吾不複夢見周公。”成、周製度文為，皆出自周公之手。孟子稱“周公思兼三王”，蓋古說也。《論語·八佾篇》雲：“子曰：子者，孔子。‘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早年，向往周公甚切，所以見之於夢。晚而思想改變。誌大道而黜小康，自然不複夢見之矣。吾謂六經是孔子晚年思想，此亦是有力之證據。然孔子早年雖未著書，而其教授門人，發揮古義，宏博精深，弟子記錄成經者亦必甚多，故司馬談猶見“六藝經傳，千萬數也”。
附識：本篇曾引《孟子·公孫醜篇》：子貢稱夫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一段文字，而解釋與朱子《集注》不同。朱注曰：“言謂子貢之言也。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朱注言我者，設為子貢之自謂。差等百世之王，等猶判別也。判別百王之得失與短長。無有能遁其情者，朱子以為子貢自謂其批判百王之得失，而百王莫能逃遁其情實，即其得或失皆莫能自掩也。朱子以違字作遁解。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見朱熹《孟子集注》卷三。按朱子此注，其解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雲雲，不就孔子本人之製作上索解，卻要說子貢從百世之後，上觀已往百世之王，由“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於是悉其得失，判其短長，百王皆莫能遁其情，故斷言百王皆莫若夫子之盛。如此解釋果不誤，子貢便是狂人說瘋話，所以者何？他子貢。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不獨通較堯、舜、禹、湯、文、武，即堯、舜以上之諸古聖，亦皆在其較量之中，以為皆無可與孔子匹者。然夏、殷之禮，孔子已言杞、宋不足征，子貢何由得見遠故以來聖帝明王之禮，而知其政，以與無位之孔子較短長乎？即此言之，已不待辨而明其妄。子貢決不至是，朱子自誤解耳。餘在本篇引孟子稱子貢語，於每句下作括弧加注，寫成以示程生挺。挺曰：“先生注大反朱子，誠自圓其說。”餘言朱注之誤，挺默然而退。翌朝，來見曰：“細思朱子之說，實不可通。彼雲：子貢生乎百世之後，上觀百王，見體聞樂而知其政與德，以是差等百王，而令百王皆不得遁其情，故斷其皆不及孔子。此等浮空誇大，而無可考正之言，何至出於子貢之口？定是朱子誤解無疑。先生發明子貢之旨，是就孔子製作《禮》《樂》《詩》《春秋》等經，昌明天下為公，群龍無首之大道，是乃萬古常新也。遠古以來眾聖，其功德所被有限，何可侔於孔子乎？是則子貢之言誠不妄矣。朱子錮於漢以來小康大義，不識六經真相，故於子貢之說不得其解耳。”餘謂挺曰：子已達吾旨矣。遂記之於此。
漢書藝文誌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有問：“《原學統篇》不信《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恐失之專斷。”答曰：餘寫《原儒》時，欲為一小冊，惟文字太簡，子故疑耳。《藝文誌》“《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本注雲：“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雲：‘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讚》雲‘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餘案《誌》雲：“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論語》《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中略。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即伏生所傳者，是時已立學官，此言安國考、見壁中書，比已行世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安國獻之。獻此多出之十六篇。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據此，則與《論衡·正說篇》所記正相反。《正說篇》雲：“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中略。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據此，則孔子所修之書百篇，壁中所出尚為完本，六經皆有傳，孔子《書傳》必在百篇之內。因其為朝廷所秘匿，學者徒聞百篇之名而皆不得見，張霸乃出而作偽。《論衡》記孔壁出書之本末甚為詳明。餘作《原學統篇》特提出《論衡》記載武帝秘匿孔子《尚書》一事，頗覺其詞微而婉，僅曰“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蓋不敢顯觸漢朝君臣及學人之忌。此事如盛張之，不獨彰武帝之過，且將推翻伏生之書，亦可由《書經》而及他經，其影響至大。而《尚書》全部廢絕，亦不忍後人絕無所知，王充之用心苦矣。餘所以不信《藝文誌》所載之《尚書》古文經者，班固作《誌》全依劉歆《七略》。歆與其父向，竄亂五經，維護統治，是其慣技。向博而頑，歆慧而偽。姑就《春秋》為征，向主《穀梁》，歆立《左氏》，其不肯言公羊壽先世有口義之傳，則一也。於《春秋》不惜以偽奪真，穀梁小書繼偽《公羊傳》而作。左氏不傳《春秋》，故皆以偽亂真。於《尚書》必為武帝隱惡，而定伏生為真傳，此其陰謀也。凡作偽者，心勞而拙，易露其跡。《誌》稱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此據向、歆父子之文耳。《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恭一作共。於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又雲：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與《論衡》正合。據此，孔壁出《尚書》等經當是景帝時事，而《誌》稱武帝末明明與《恭王本傳》相反。班固作《恭王傳》必有確據，而其《藝文誌》則班固已明言依據劉歆《七略》。歆以發孔壁為武帝末年事，班固仍之而不改，此亦見固之能謹小節也。不失向、歆父子之真是謹小節，而同其作偽，大節虧矣。歆稱安國以壁中書，考較伏生之二十九篇，隻是壁中書多十六篇而已，絕不言壁中書與二十九篇有甚大不同處，即肯定二十九篇為孔子之書矣。其稱安國獻書武帝，則武帝使使者取視一事，將無形抵消矣。又稱安國承詔作傳，及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欲掩武帝私匿壁中書，令其廢絕之大惡也。至恭王壞孔宅，本孝、景前三年事，是年恭王徙王魯，治宮室當在此年。而向、歆父子必改為武帝末者，蓋欲將孔壁出書之年特移於後。庶幾此事本末完全變更，而孔子《尚書》真本消滅，漢朝君臣可無慮後人譴責矣。是故以《誌》所說與《論衡》所記兩相對照，則《誌》中無有一字一句不是為武帝秘絕《書經》真本而曲意掩蔽。王充尊疑而喜考核，甚惡偽說欺人，其記武帝私匿孔壁《尚書》事定有確據。且張霸因壁中書秘而不行，遂乘機造百兩篇，可見《書經》真本不傳當時草野士類亦無不周知。《誌》稱安國所獻之經傳，當是安國與諸博士之徒所偽造，向、歆父子或亦不無增訂，其材料當采集孔子所未修之古書。《漢書·儒林傳》稱“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據此，可見安國所有《古文尚書》必是孔子未修之古書，故曰“滋多於是矣”。若孔子所修之書，則據《論衡》說武帝已使使者取去，安國未必有副本可存，即有之而朝廷既秘之不行，安國又何敢私藏乎？故知安國所獻之書必是安國采集古書而偽造，與伏生之二十九篇同一性質，其與孔子之書絕無關係可斷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