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論正是小康禮教，以尊君大義為其重心。餘斷定《左氏》“天王狩河陽”傳稱仲尼曰雲雲，必為孝治派之儒所偽托。夫晉侯召王則天子崩潰之勢劇矣，尊君者必不可忍，故托於孔子以義繩之也。餘自信此判斷為無妄。馬遷《史記·自序》詳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其於儒家六經，以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詆之。而有特別尊崇之一點，其詞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據此所雲，談於儒家實無所知。禮，正君臣父子，序夫婦長幼，其源甚古，《帝舜》慎徽五典即此也。禹、湯、文、武相承不替之小康禮教，以此為根本，固不待言。然此非儒家所特創，談獨歸之儒家何耶？儒學成家畢竟自孔子始。孔子早歲固服膺小康禮教，晚而作六經，則君臣一倫不得不廢，至於父子宜親，夫婦長幼有序，皆人道之當然，譬如布帛菽粟人莫能廢。儒者與百家同率由乎常道而已。何可以此為儒家所特創者乎？然而談獨以此讚儒家者亦非無故。三千之徒承孔子早年傳授，弘闡小康禮教者，當居多數，孝治論蓋其最著者耳。今可考見者，如孟子、荀卿同是小康禮教，而孟子確是孝治論，荀子則以禮之本，在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與孟有異。談所雲正君臣父子，序夫婦長幼，即屬小康禮教中孝治派之宗要。宗者主旨，要者綱要。漢初儒生所一致推演者，惟在乎是。談固奉持惟謹，而遷亦繼其父誌。談之學宗道論，雖嚐受《易》楊何術數而已，於孔子之《易》無聞焉。遷涉獵六經，聞見視其父為博，然務變亂六經真相，歸於小康禮教，則與其父不異。遷受《春秋》於董生，頗聞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之本義，然於此語焉而不詳。本義者，謂其為孔子之真也。語焉不詳者，不欲傳其真也。其所特詳者，則皆董生所稟諸公羊壽偽傳之旨，偽傳，謂《公羊傳》。如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三王者，禹、湯、文、武，即《禮運篇》所謂小康六君子也。以三代哲王渾稱之，則曰三王。若析舉之，而加成王、周公則曰六君子。詳略雖異，所目無別。《公羊傳》實宗小康，而不取大同，故曰“上明三王之道”。董生此語說得分明。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疑而不決曰猶豫。是非明則疑事可定。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公羊傳》為漢製法之意在此。存亡國，繼絕世，此本孔子《春秋》之旨。升平世，諸夏以平等精神互相聯合，不許強者侵吞弱小。《公羊傳》存此義，以其無礙於漢朝也。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裏’，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上文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等語，皆從此處注意。須知，孔子《春秋》是因與庶民同患而作，“《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固聞而知之矣。故“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此孔子《春秋》真相也。《公羊傳》則因弑父與君，及諸侯不得保其社稷而作，用意在維護統治。孟子早已變亂孔子之《春秋》，而公羊壽師弟擴其緒。餘謂《公羊傳》是以孝治論為宗，確不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顏注，為臣下所幹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以上諸文，須與《禮運篇》談小康處參看。彼處有雲“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此正《公羊傳》所本。“《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以上，節錄馬遷《史記·自序》。據馬遷敘述董生之言《春秋》，僅開端提及“《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數字，其下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雲雲，長段議論完全是小康禮教，後文複結歸於“推三代之德，褒周室”。即是以小康六君子為宗主。董生闡發《公羊傳》全書宗趣，可謂詳盡無遺，宗趣者，宗謂宗主，趣者旨趣。結語“推三代之德，褒周室。”直將開端所述孔子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之本旨完全拋棄。
馬遷敘述董生說之一段文字，其用心甚詭，與《禮記》中《禮運篇》頗相類。改竄《禮運》之人，不能不於篇首略存孔子真相，然於敘述“天下為公”數語之後，便棄去大同，而將孔子所不許為大道之小康轉奉之為宗本。詳《原外王篇》。馬遷受《春秋》於董生，述其所聞，亦不能不提及孔子本義，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然才提便休，其宗主畢竟在三王之小康禮教。二千餘年學人皆為其所欺，豈非怪事！馬遷影響極大，《史記》一書為學者宗，實與六經同尊。孔子真相晦而不明，遷不得無過也。遷稱董之言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其後文有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所謂人事之紀，即禮義是已。所謂禮義，首在正君臣，篤父子。《禮運》小康之教綱與治本均在此。《公羊傳》所本者，即小康禮教。司馬談深有取於列君臣父子之禮，遷承父誌，從其述董生《春秋》說征之，確然著明矣。夫父子之恩，不可不篤，人類如不滅，此禮不容毀。然以尊父與尊君相結合，遂使獨夫統治天下之局特別延長，社會各方麵並呈衰退之象，此研究中國古代學術者，所不可不知也。
劉歆大義、微言之分，蓋始於漢初之《春秋》家。歆雖欲抑《公羊傳》，以立左氏，而實受《公羊》影響。公羊壽偽傳本以大義為主，而微言偶見。如“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此即歆之所謂微言。然《公羊傳》中則貶詞雖視譏詞稍重，而兩詞性質全同，實不許含有革命意義，乃悍然叛聖經而不惜。董生稱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馬遷《自序》引此，是董生私授之者，而《春秋緯》亦有此文。此乃孔子自明其誌在實行革命，徒托空言無益也，而公羊壽之徒則皆以私意曲解此文曰：“夫子意謂，我如欲自立空言，不如就魯史記所載君臣行事，而因之以褒貶是非，乃深切著明，使天下亂臣賊子懼也。”不如二字，一氣貫下。此等邪解，稍有知識者亦能辨其誣聖之罪。據魯史記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考其君臣行事，而褒貶之，此即後人史論一類作品耳。不是載之空言是什麼？謂聖經為史論可乎？無忌憚而毀聖學，使後人不知有實踐，其罪不可原也。
劉歆雖抑《公羊傳》，而以《左氏春秋》為左邱明作，稱其好惡與聖人同。昔人謂歆黨王莽別有用意，《左傳》載史墨對趙簡子，君臣無常位雲雲，足為王莽謀篡張目，此歆所以尊《左傳》也。然賈逵謂左氏深於君父，其義有據。趙簡子，晉之權臣，史墨蓋其黨。《左傳》非創作人一手所定之原本，六國時人已有增竄，其中有史墨語為劉歆所私取，不足掩其全書深於君父之旨。深於者，謂其於君父之義甚深厚也。歆雖立《左氏》而排《公羊傳》，實則《左》與《公羊》並無根本不同處也。且歆之排《公羊》者，其用意不在壽之偽傳，而實欲否認壽之先祖受《春秋》於子夏一事，以此排斥《公羊》家有口義流行。歆言仲尼沒而微言絕，其詭詐尤為公羊壽等所未有也。孔子之微言即絕，則《春秋》隻有大義，由《春秋》而推之群經，即無不都是大義。嚴複以孔子為封建社會之聖人，以六經為封建思想，以儒家之禮為君主之利器，見嚴複《評點老子》。其說皆祖劉歆，與康有為同蔽也。
漢初人確已改竄六經，其作法則各家皆歸一致。田何首傳《易》，惟傳術數，而不傳孔子本義。馬遷自序稱其父談受《易》於楊何。楊何，田氏再傳弟子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讚曰“太史公馬遷自稱也。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馬遷意雲，人事得失，吉凶著見者，謂之明；而冥冥中有不可知者，謂之幽。幽明之故，深遠至極也。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雲雲。據此，可見田何傳授之《易》實以術數，而托於孔子《易經》。馬遷承其父教，茫然以孔子晚而喜《易》，即術數之《易》也，豈不冤哉？其實周太史之卦，乃田氏謀篡齊國，造謠以惑眾耳，焉有占至十世以後之事乎？漢《易》家同主象數，同出田何，同托於孔，而實反孔，亦孔之哀矣。
毀《春秋》而造偽，則自公羊壽與其弟子胡毋生、董仲舒始。《公羊傳》本壽與胡毋合作，仲舒未參預偽傳，而別為《春秋繁露》以羽翼之，且嚐為文，稱胡毋之德。馬遷從仲舒，受壽與胡毋偽學，其《史記》一書則宣揚偽學最有力之寶笈也。
《易》為五經之原，此說本自七十子後學遞相傳授，而漢人承之。蓋漢人無改變此等事跡之必要也。《春秋》僅次於《易》，以視他經，則又獨尊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言《詩》亡者，孔子晚年列國昏亂日甚，民間不得以怨聲上達，故謂《詩》亡，非謂王朝舊采之詩行於世者，今已亡也，亦非謂民眾無哀吟也。於是有廢除統治之思而作《春秋》，《禮運》《周官》二經皆繼《春秋》而作。《樂經》與《禮運》《周官》相輔而行。《詩》《書》經傳當作於二禮之後。六經皆有傳。孔子刪定《詩》《書》二經必皆作傳，惜皆亡失。二禮，謂《禮運》《周官》。孔子早年雅言《詩》《書》，見《論語》。蓋欣然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之誠。五十學《易》而後，思想大變，觀察世變益深，於是作《易》《春秋》、新禮諸經。新禮謂《禮運》《周官》。此其後，必將重理早歲《詩》《書》故業，予以改造。其刪定三百篇及為《詩》傳，必本《大易》“吉凶與民同患”及《春秋》改亂製之旨，故《論語》有興、觀、群、怨之言也。其刪定《尚書》及為《書》傳必本《禮運》天下為公之大道，不以小康為可慕也。由孔子早年思想言之，《詩》《書》為最先，先者，著重之意。下仿此。由孔子晚年定論言之，《易》《春秋》為最先。餘謂《詩》《書》經傳皆成於最後，決不是妄猜之談。古籍言六經，有先舉《詩》《書》者，從其早年而說也；有先舉《易》《春秋》者，從其晚年而說也。
劉漢肇興，孔子之《易》，亂於田何。亂者，變亂之，失其真也。然其大體猶可考辨，孔子之《春秋》亡於公羊壽師弟，則原文都無散帙可尋，惟何休三世及他處偶有單詞，可資參證而已。如《春秋緯》有改亂製及“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雲雲，馬遷述董生稱《春秋》貶天子、退諸侯等語。《易》《春秋》二經是《禮》《樂》《詩》《書》諸經之母，二經在漢初既已改竄，餘經自無可存其真。餘經，謂《禮》《樂》《詩》《書》等經。馬遷《史記·自序》中，曾於六經各以一二語總括其概要，概者大概，要者要旨。二千餘年來群儒治經無有異議，可見孔子六經在漢武時，已被諸老儒與博士之徒改竄都畢，成為典常。今節錄馬遷《自序》，分別附注，如下：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注曰：此以術數言《易》者也。古代術數見於《漢書·藝文誌》者，約有陰陽、曆譜、五行諸家。《誌》曰：陰陽家者流，“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陰陽家雖為天文學之起源，然《誌》稱其多禁忌，泥小數，任鬼神，大約初民迷信天地有神異，而造一種術數以測天變。又曰：“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五行家，《誌》載有三十一家，書六百五十二卷，如《黃帝陰陽》《神農大幽五行》《四時五行經》《陰陽五行時令》之類。諸書當是晚周人偽托，然其術自《係辭傳》源出遠古。以上略舉大概，術數分派甚繁，此不及詳。洪古術數之興，蓋由初民觀於天地間，而興神異之感，亦不無初步格物的知識。然究以主觀的神異感為主，格物知識之成分甚少。凡推吉凶之術，皆出自神異感，此古代各種術數之概況也。術數當興於伏羲八卦之前，為伏羲畫卦之所資始，及八卦既出，雖為格物窮理之偉績，而亦未脫盡術數的窠臼。漢《易》猶存其根柢。要至孔子作《周易》，周者，普遍義。《易》之道，無所不在也。始斷絕術數而純為哲學大典，此從現存《易》經深玩分明可見。六國衰亂，群情惶惑，術數盛行，皆托於《大易》。田何以亡齊遺民入漢，遂以術數傳《易》，為漢代《易》家開山。馬遷所雲“《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者，是田何術數之《易》。漢《易》皆其餘裔也。遷雲“長於變”，不知術數家之《易》是以主觀迷情測自然之變，如五行家，以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而言吉凶。此與孔子本乎伏羲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知變化之道者，其為術絕無相似，是不可無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