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哉！漢世奴儒之說曰：“仲尼歿而微言絕，李奇曰：“微言者，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不獨劉歆、班固之徒持此說，實漢儒之所共承也。其所謂大義者，即小康禮教，孟子言《春秋》誅亂臣賊子，公羊壽以所見等三世，明君臣恩義，皆是也。其所謂微言者，《禮運》彰天下為公之大道，《春秋》以據亂等三世義，明撥亂，馴至太平，皆是也。劉歆等謂“仲尼歿而微言絕”，直不承認六經尚存微言；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是孔子所授於七十子者隻有大義，及七十子喪而大義亦乖矣。然則六經尚何有乎？夫聖人作六經，有問：“《易》《春秋》《禮》《樂》諸經，是聖人創作。《詩》《書》則因古史、古詩而刪定之，似不可言作。”答曰：聖人刪定，自有取義，且必為傳，以發其義，是乃以述為作。創發天下為公之大道，廢除統治階層及私有製，而極乎天下一家之盛。《春秋經》雖亡，董生私語馬遷曰：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禮運篇》尚存倡大同斥小康諸義，《周官經》明明為民主與社會主義導先路，餘於《原外王篇》處處引述經文而釋其義，未有一字無據。《詩》存下民之哀吟，《書》為帝者所陰毀，《樂經》導人以和，太平之原，實在乎是。皇皇五經，同出《大易》，義海汪洋，猶堪玩索。劉歆生漢世，親校六籍，乃避經義而不談，妄謂仲尼生前隻有隱微不顯之言，垂歿而絕，其喪心病狂，竟至此極。餘年十歲，始侍先父其相公於私塾。先公為諸生說孟子，有曰“宰我、子貢、有若之徒，稱孔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又謂其賢於堯、舜遠矣，此甚可怪。自有生民以來，中夏聖哲接踵而興，其開物成務之盛德神功，何至皆不逮孔子？且孔子歎堯之德如天，舜有天下而不與。不與者，謂其身雖君臨天下，而心與庶人同。其歸仰二聖也至矣，而敢曰賢之乎？今其弟子乃尊孔子於古聖之上，言之不怍，其必有故，否則遊於聖人之門者，何謬妄乃爾。餘時謹記訓言，迄成年猶索解不得，後來漸通六比，乃知堯、舜雖有盛德，然其時尚不能發生民主的思想。孔子六經實為空前創見，故宰我歎其賢於堯、舜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此言孔子雖未得位行政，然今見其創造之《禮經》，可知其天下為公之政製，將為萬世法。《禮經》即《禮運》與《周官經》。聞其樂而知其德，《論語·子罕篇》，孔子自衛反魯，始正樂。《樂經》當作於其時。孔子之外王學以禮樂為治化之本，故子貢先舉孔子之禮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等者，評定得失，猶雲批判。此言孔子從百世之後，上論已往百世之王，而定其得失，當時後世之人莫能違反其論也。如刪《詩》則存小民怨詩，以罪昏暴之王、侯、大夫，作《春秋》則以統治階層為亂製，雖禹、湯、文、武之治，亦僅目為小康無當於大道。此其持論，高遠而正大，孰能違反之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由《禮》《樂》《詩》《春秋》諸經之製作，可見孔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子貢推尊夫子之故，於此說得明白。有若言：“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雖未明舉六經，其意當與子貢同。餘觀子貢等讚聖之詞，可見六經天下為公之道，一掃往古百王統治遺軌，七十子服習經說者，蓋亦多矣。縱雲孔子早年，憲章文、武，即守小康禮教，故七十子後學。承其早年思想，猶奉尊君大義始終不變，此如孟、荀雖並主革除暴君而皆不言毀棄君主製度，不言消滅統治，是其明征。縱雲，一氣貫至此。然七十子縱不皆持六經，若其篤守所謂大義者，亦決非多數。《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經亦名六藝。其說必有所本。至戰國時，七十子後學轉而宗小康者或較盛，孟、荀皆於其時為大師，可以窺孔學之流變矣。孟子主張以孝治天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其骨子也。荀子主張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雖與孟子不必同，然孟、荀皆傳小康禮教則無疑。康有為以孟子屬大同學，則是讀孟子而未通也。
大義、微言本劉歆誣聖之詞。孔子晚而作六經，倡明內聖外王之道，其於外王創發天下為公，當時所駭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此古《春秋》說。六經皆是巨典，其說靡不一貫，漢人雖多竄亂，而其真相猶可考，本無隱微不顯之言。姑舉《易·乾卦》為征。其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盈者滿盈。勢極而窮，故不可久。此為統治階層必由之公律。曰：“首出庶物，萬國鹹寧。”此為革命民主之真諦。曰：“群龍無首，吉。”此為大同社會之極則。又征之《春秋·禮運篇》曰：“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者直轄的邦內之田皆其私有。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製度。”董仲舒語馬遷曰：《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故以《禮運》《春秋》相對照，而聖人傾覆統治之故，可知矣。此但略舉一二，足證六經持論精詳，何有隱微不顯之言，如劉歆所雲者乎？至於君臣之義，為小康禮教重心所在，孔子早年未嚐不以此教學者。晚年作六經主張消滅統治，豈複有尊君大義可說？七十子傑出於三千之中，深通六經，何至以擁護君權為大義？甚哉劉歆之汙賤也。《史記》稱仲尼弟子三千，通六經者隻七十二人，可見六經在當時為非常異義。自劉歆唱大義、微言之偽說，漢以來因之，至清季康有為言《春秋》，複祖述劉歆，而六經之真相乃完全晦蔽，不可認識，豈不傷哉！據歆等之說，則是孔子平生教授三千七十之徒，惟是小康大義，而微言或偶有流露，七十子猶罕聞之，況三千乎？故六經隻以大義為主，微言幾乎無存。後之研六經者，亦研其大義而已。歆之作偽如是，而有不可掩者，即承認孔子於大義之外猶有隱微不顯之言，微言。此隱微不顯之言，固明明反大義也。孔子晚年作六經，胡為不發表其良知之所見所信為大道者，大道，詳《禮運篇》。顧乃畏避當世有威權勢力者之嫉忌，而不惜背良知隱大道，宣揚小康戴君之大義，而盡叛其夙昔誦《詩》學《易》，吉凶與民同患之誌與學？“吉凶與民同患”，見《易·係辭傳》。學子而非甚不肖也，猶不必於晚年作是事，況夫生民以來未有之大聖，而忍出此哉？昔者，餘亦嚐承認歆等之說，久而深思焉，吾儕不敢駁歆等者，徒以經中有大義耳。繼而考見漢人竄亂之證，始毅然不為歆等奸言所亂。天下為公之大道是六經外王學一貫旨趣，屍子在戰國時，已明言之矣。
劉歆之說，蓋本於漢初竄亂之偽經，而不惜誣孔子，然漢初之儒亦非無所承也。仲尼之門守其早年小康學而弗肯變者，當不乏人。如《史記·孔子世家》曰：“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謂臣不盡臣道，則貶損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據此所雲，則馬遷敘述孔子作《春秋》之意，與孟子恰相符合。孟子言，孔子《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孟子為七十子後學中孝治派大師。馬遷所據必六國時孝治派迂儒，以其小康尊君大義而說《春秋》，實非孔子《春秋經》之本旨也。馬遷此說亦見《左傳》。《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傳雲：“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晉侯，晉文公也。是時文公初霸，實召周天子臨於踐土，而率諸侯以朝見之。且使王狩，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故晉侯使王狩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河陽，晉地。言仲尼如此書法，則周天子為自舉巡狩之典，以見非晉侯所可召致也。蓋天子為諸侯共戴之大君，諸侯事天子當盡臣道，小康禮教以尊君大義為其重心，此類書法是其深意所存也。以上見《左傳》。《左傳》此文或係漢初人所竄入，或是六國時孝治論者所竄入，今難置斷。設由漢人增竄，而其文旨亦必本於六國時孝治派之儒，此則可斷言耳。惟馬遷記《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其果據《左傳》乎？抑別有所據乎？此亦是一問題。今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有曰：“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序所雲《左氏春秋》，即是《左傳》。今玩此序，妄將孔子《春秋經》說成史書，孔子依魯史記而作《春秋》，乃自發表其哲學思想，是經而非史。遷蓋欲以其《史記》上附於孔子《春秋》，故不惜侮經，遷未聞大道，無足責也。其雲魯君子左邱明，蓋因《論語·公冶長篇》有左邱明，遂逞臆說，殊難征信。遷之《史記》一書疏謬太多，此不及論。但遷既稱及《左傳》，則其記《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當是據《左傳》無疑。《左傳》之作者為誰，自昔無可稽考，惟自唐、宋迄於清世，趙匡、王安石、鄭樵、王應麟、林黃中、劉逢祿諸儒，先後考證《左傳》涉及六國時事者甚多。鄭樵所舉八節，雖有二三處錯誤，而通取諸儒所考定者合觀之，則可得不搖之結論有二：一曰、《左傳》決是六國時人作。而自六國以至漢之劉歆，傳授《左傳》者，時有竄亂，其稱《左氏春秋》蓋欲托於《論語》中左邱明。二曰、漢博士駁劉歆而言左氏不傳《春秋》，傳者，所以解釋經旨也。博士謂左氏本不是為《春秋》作傳，但雜集史料之書耳。歆責博士書皆空言，實無有反攻博士之證據。博士擯斥《左傳》甚是。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精嚴無匹，足證明《左傳》實不解經，與漢博士說恰合。由上兩種結論而言，《左傳》“天王狩河陽”一條必非孔子《春秋經》之本文。其《傳》稱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雲雲，必是偽托孔子之言。須知孔子所作《春秋》其經文全部無有一處不出自聖意，《左傳》既是解經，何獨於此處而特標仲尼曰乎？今此處特標仲尼曰則是作偽者心勞而拙，自露其偽跡耳。馬遷疏謬，輕信《左傳》作於魯君子左邱明，即以為是《論語》中之左邱明。故於《孔子世家》采錄左氏“天王狩於河陽”之傳文。餘既否認《左傳》為邱明作，而仍用左氏一詞者，以彼書向稱《左氏春秋》，亦稱《左傳》，便須沿用其名稱耳。自此偽說編入世家，而《春秋經》乃完全被人誤解，以為是尊君大義之書，與魯國《史記》何所異乎？《魯史記》當然守尊君大義，君主時代未有國史而不以尊君垂教者也。
複次，孔子晚而作《易》，其作《春秋》與《禮運》《周官》更在《易》後。《易》以《乾卦》開宗，開示其所宗主也。其於外王學明明倡言，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曰“首出庶物，萬國鹹寧”。以此征之《論語·季氏篇》“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雲雲，其義旨皆一貫。孔子“知周萬物”，見《易·係辭傳》。深達群變，已發見革命、民主之大道，豫測統治階層崩潰勢速。勢速一詞，借用佛典。其作《春秋經》斷無複張尊君大義，以維護周天子之理，齊桓、晉文皆霸業之先創者，晉文緊接齊桓而興。《論語》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時也。孔子於桓文之事，惟注意密察群變而把握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定律。參考《易·係辭傳》。何至挾一尊君大義作主張，而本之以裁斷霸者行事，何於臣道與否，以是為能事乎？馬遷《史記·自序》有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據此，可見馬遷厚誣《春秋》而媚劉帝。劉帝一詞，見緯書。周自武王始有天下，孔子已議其未盡善。成王托周公之烈，康王始衰，自此以至東管，世世無令主，小民受侵削之慘，見於《變雅》與《王風》者，今猶可考。孔子刪定《詩經》未嚐為周室諱，其作《春秋》誌在改亂製。亂製，謂天子諸侯等統治階層，改者，革去之謂，此古說之僅存者。而馬遷乃誣《春秋》“褒周室”，豈不悖哉？“踐土之會，晉侯實召王”，此從民群變動之觀點而言，隻是統治崩潰曆程中之一節目。聖人何至於此，發生以臣召君不可為訓之歎，而必本尊君大義以定其對於此事之書法，將令天下亂臣賊子懼，如馬遷所雲者哉？自孟子至於公羊壽、胡毋生、董仲舒、司馬遷之徒，其言《春秋》皆以尊君大義為主，而於經文每一條必曲為之解，以為聖人褒善貶惡，書法謹嚴，將使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書法者，書猶紀載，謂聖人書記古今君臣行事善惡，其修辭則隱寓褒貶之法，是名書法。自漢代以迄於清世，治史者皆注重於君臣個人，而於民群變化萬端乃冥然不觀其會通，不究其理則。理則，猶言規律。孔子六經之真相不明，而史學亦成為錮人智慧之具，此論漢以來學術者，所不可忽也。《左氏》“天王狩河陽”傳所稱仲尼之言，以較《論語·季氏篇》論統治崩潰之情形，明明相違反，餘敢斷言其為六國時孝治論者之所偽托。自漢以後，常以君先於父，忠先於孝而為言，此從大小《戴禮》與《孝經》合究之，不難見也。明儒黃道周《孝經集傳》可參考。黃氏自序雲“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記》四十有九篇，《大戴記》三十有六篇皆為《孝經》疏義”雲雲。黃先生此說既不解六經，亦不解二《戴禮》。《儀禮》是古《禮經》，二《戴禮》雖輯於漢人，而其材料要皆七十子後學稽古之所獲。《孝經》當是漢人偽托，最早亦是六國時孝治派之儒所造，其義自是根據《儀禮》與二《戴記》。何休《公羊解詁序》以《孝經》與《春秋》並重，蓋漢人利用孝治派之論，以定孔子為一尊而擁護統治。《孝經》之價值極高，影響極大，黃先生受其錮蔽而不覺，其自序所雲，確足代表漢以來之所謂經學。惟餘反對《孝經》以孝道與統治亂製相結合，確不是反對孝道，學者宜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