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
此為乙未夏隨筆，本無條理，今稍治蕪雜，題曰《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
孔子早年當無革命與民主等思想，他還是承唐、虞三代群聖的遺教而欲得君行道。《論語》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等言論都是君主統治下底賢士大夫的思想，由《禮運》考之，禹、湯、文、武之小康禮教，孔子不以為大道，自是其晚年見地。而彼早年確是服膺小康禮教之模範人物，在《論語》中可以找出甚多證據，茲不及詳。
孔子四十歲後大概漸有革命思想，他自道“四十而不惑”，這不惑一詞的裏麵包含無量境界，可惜他未說出來，而記者也不問。到五十學《易》後，其思想界當更起複雜的遷變，至於富有、日新，遂臻大成之境。
從五十學《易》到七十四臨終共二十餘年中，不獨他的內聖學方麵，較之五十以前有很大的變化。而其外王學方麵必根本改變了從前欲依靠統治階層以求行道的想法，此在《論語》中也可考見許多證據，最顯著的有二條：一、公山、佛肸兩章所記的都是大夫的家臣起來叛他的主君，大夫。孔子曾想往助叛者。此二章，餘於《原外王篇》已解釋。二、《季氏篇》有一章雲：“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者，稀少。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陪臣者，大夫之家臣。其對國君而言，則稱陪臣。三世希不失矣。’”這一章記者記得不差，所謂有道者，因為多數小侯國各自即役其民互相紛爭，而有賢能者起來統一之，以成立王朝，是古所雲有道之世。禮者，教民、養民諸政皆本於《禮經》。樂者，導民以和。征伐，所以禁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如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皆然。中國古代之開辟與發展固賴有此大一統之王朝，即天子掌禮樂征伐之大柄，以化成天下，而小民亦稍得安枕，不謂之有道不得也。然複須知，王朝既成為據有天下的統治階層，諸侯已成為據有一國的統治階層，大夫亦成為據有其采邑的統治階層。是三層者，其後嗣往往昏貪相繼，而天下最大多數之小民，乃長處於被侵削之地位，終有伸張義憤之一日。居上者三層統治。猶怙其積威而不知止，《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謂此耳。居上而不能下，曰亢。龍以喻居上者。上之勢已極，而無可自支，故窮而有禍災也，此見《易·乾卦》。故昔之見為有道者，無幾何時而實成無道已極之亂製。天子、諸侯、大夫，以少數人統治天下最大多數人，《春秋經》以此為亂製。《詩》有變雅與國風等怨誹之聲，統治者無道而其勢已窮，災象著矣。夫統治者必自行崩潰，首受其災者，惟在最上一層，天子。其處至高之地，挾無上之柄，故其窮而受災，必最先。孔子言“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最上層與中層互相傾軋最甚。天子崩潰，即失其柄於諸侯，乃必然之勢也。上層潰而中層必不可久持，故曰“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諸侯與大夫利害之衝突益迫近，故諸侯自潰，而奪其柄者必為大夫。然上中二層皆潰，則大夫承其頹勢，益無可自固，故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大夫潰則陪臣執國命，更不可久。統治崩潰之勢，自上而下，其潰日急，至於陪臣，如燈臨滅，餘光乍耀便盡，舊時以植物油燃燈，吾猶憶此景，後生隻見電燈，當不悉此事耳。故曰“三世希不失矣”。詳玩此章，可見孔子之學“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此借用孟子語。人倫，猶言人群變化之公則。其發明統治崩潰之定律，明白精確，而二千年來學者讀《論語》此章都無省悟，若一字不識者然，豈不奇哉！惟記者於孔子說到陪臣之失，卻不複言國之大命將執於誰，此或孔子故示幽默，或孔子更有言而記者不敢直錄其詞，今難斷定。獨明儒陳子龍曰：“陪臣之失，執國命者，庶民也。”一言而揭聖人之意，大慧哉！子龍，字臥子，明季華亭人。餘嚐言，宋儒倡鞭辟近裏切己之學，可謂知本，惜其短於致用。陽明廓然返諸良知，無所拘滯，以致良知於事事物物，釋《大學》之格物，於是學者多有獨辟之慮。民主思想、民族思想、格物或實用之學，皆萌生於明季。清人雖斬其緒，而近世吸收外化，明儒實導先路，不可忽也。常欲修《明儒學案》，而暮年無能為。此章記至陪臣之失本已完結，而其下文複贅雲：“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與上章義旨，全不相屬。上章明統治崩潰，必歸於民主，今言政不在大夫者，即後來商、韓輩，尊主卑臣之極權論也。言庶人不議，即商、韓反人民之私計也，此當為六國時儒生之染於商、韓而擁護君主製度者妄行增竄。惜乎二千數百年無辨其偽者，而子龍亦弗辨焉。
《論語》所記孔子言行雖甚寡，然考其學術思想之變遷，大概以四十五十之間為其前後大分界所在。五十以前，猶有依附統治以行王道之意，五十以後，蓋已決定消滅統治階層，廢私有製而倡天下為公之大道，始作六經以昭後世，是為其晚年定論，必無早歲屬望統治之幻想雜於其間，此可斷言。孔子告曾子與子貢，皆言“吾道一以貫之”，何至作六經而以公私淆雜之論自欺，且欺後世乎？孔子豫測統治崩潰情形，蓋慮之熟，見之定，非一時感歎之詞。試詳考中國曆史，每一皇朝之潰，何嚐逃得孔子之言。後世封建雖廢，而權奸竊柄者，猶諸侯、大夫也。惜乎《春秋》亡，《禮運》《周官》二經都被奴儒竄亂。曆代知識分子，無有以民主思想領導群眾，故皇帝屢更代易姓，而統治階層卒不蕩滅，此中國社會之慘史也。後嗣自不肖，於先聖何尤？
六經須辨偽求真，既得真已而後將六經會通看去，則六經為一貫，不待辨而自明。先言《詩經》。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言決不妄，因其時地與孔子接近故。三百篇實以小民忿怨君上之詞，為主要作品，此中君上，通天子諸侯大夫而言。故孔子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均解見《原儒》上卷。此自明其刪定《詩經》之本意也。夫以天下小民之哀吟，而尊之為經，昭然與天地日月同其不朽，豈是尋常意義哉！六經皆有傳，孔子《詩傳》雖亡，吾人猶可想見其為民主思想及社會主義之導源。此由“《詩》亡，然後《春秋》作”之言，深玩之自可見。
次言禮。近來大學師生與社會賢達，談及孔子禮教無不詆為封建思想，此實承漢、宋群儒以謬偽相傳，而未嚐考耳。迂朽未敢苟同，拙著《原儒》斷定《儀禮》創始周公，後王當有附益。漢《藝文誌》隻稱《禮古經》，不言孔子修定，可謂無妄。後來治禮者，多欲以《儀禮》牽涉到孔子身上，不知是何用心？或者以是歸功夫子歟？《禮記》一書明明集成於漢人之手，其中材料固有采錄孔子新著，如《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等篇，皆極重要，可惜都被漢人改竄，其改竄也，大抵采集六國時孝治論派儒生之著述。學者試詳玩《禮記》當知此書處處表現孝治論之精神，至其保存周室暨列國所行禮俗頗不少，其釋《儀禮》者甚多，昔人亦有考證，不可據此書以議孔子也。《禮經》之為孔子創作者，惟《禮運》《周官》二經，此餘所往複詳究，而後敢作此判定也。二經皆根據《春秋》而作，《原儒》辨之甚明。《禮記》之讚禮也，曰：夫禮，極乎天而蟠乎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天地將為昭焉。禮乃經緯萬端，其位天地，育萬物之一切製作，將使天地為之昭明。此蓋七十子後學讚揚孔子創造新禮之盛也。新禮，謂《禮運》《周官》。屍子為商鞅之師，其稱“孔子貴公”，即據《禮運》而言。談小康一節，從“大人世及以為禮”，至“禮義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雲雲，明小康禮教，以宗法思想為主幹。嚴又陵言：封建社會，以宗法思想居十分之七。又雲“以設製度，以立田裏”，則痛斥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土地為私有，而天下勞動小民無以為生。又雲“以賢勇智，以功為己”雲雲，則揭穿統治者自固之術，而終無救於覆亡。《原儒》謂小康一段，是反封建之先聲。康有為談《禮運》隻襲取大同數語，而於小康半字不提，則大同思想將是憑空幻現，無有來由，豈不謬哉！豈不悖哉！蓋漢人改竄《禮運經》，雖篇首尚存大同小康兩段，而《禮記》之編輯者實以小康禮教為天經地義，孔子天下為公之新禮教，則彼所深惡而痛絕也。孔子雖斥破小康，而若輩乃昏然不知其非，反奉之為正理，為常道。故此篇畢竟將大同義，姑置而弗肯深論，卒盛演小康禮教。王肅無恥，偽造《孔子家語》引《禮運》開始兩段，厭小康兩字而刪去之，並多改變《禮運篇》原文。賤奴是何心術？不可問也。康有為剽竊三世、大同諸名義，不過在經學界尋出前人未注意之題目，以驚世炫俗而已，要其腦中猶是漢人思想一全套，即小康禮教是也。今若責其不非難小康，毋乃為康氏所蔽乎。
《周官經》與《禮運》互相發明，其於撥亂開治，以立太平大同之基，固已控其綱領，詳其條理。《周官》的製度僅是撥亂開治時，權宜而設。《原儒》隻略舉大要，未及深詳。《原儒》字字根據經文，無有臆說。撥亂者，撥去亂製，消滅統治，即革命之謂。《周官》義旨，廣大悉備，誠難析舉，不得已而提要略談。一曰，此經規畫，蟠際天地，經緯萬端，其運乎萬事萬物而無弗在者，厥有二義：曰均，曰聯。以自然界言之，萬物雖有洪纖巨細等等差別，而各暢其性，各儲其能，則物皆各足，是謂大均，故曰泰山非大，秋毫非小，均焉至矣。物無孤立，大至諸天，細至微塵，皆互相聯係而成其為物。世界如大網罟，百千孔目，無弗相維，未有失其維而可為物也。《周官》一切創業，一切施為，無往不本均與聯之兩大義貫徹去，所以理萬物，成萬事，而無不利，此大同社會之極則也。二曰社會發展當由渙散而趨於結集，道家不明乎此，妄冀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周官經》理群之道，在乎化私為公，易散為群，即以社會為互相結合而有規則的整體，此其社會組織之理想，固本乎聯義。孔子遠在古代有此前識，不亦異乎？三曰，《周官經》以六官相聯，會成萬事萬化，而冬官尤為萬化本根。漢人言《冬官篇》闕亡，後人無從想像此篇之內容，餘從《天官篇》見其明定六官之職，其於冬官，則曰事職：事職者，以其專掌百工之事，職在開辟一切生產事業，故雲。“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此十二字幸存，真無價寶也。無價寶，借用佛籍語。夫以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之職，屬諸掌百工之官，此與《易·係辭傳》倡導格物學之意義，本為一貫。古雲格物學，猶今之科學。近世籌國計民生，群趨於工業化，適符其旨。聖人遠矚萬世，豈不奇哉！事職十餘字，漢以來從無人發見。蓋自漢世至於清代之社會情形，非有特達之才，實無緣了解此等文義。上來略提三要，實有掛一漏萬之愆，然引申觸類，是在細心耳。總之《禮經》廣大，此中《禮經》，專目孔子之《禮運》與《周官》。下仿此。自食貨，今雲經濟。以至政治之經製，教化之旨要，凡所以裁成天地、曲成萬物之道，無不具在《禮經》。孔子之禮明明反小康，小康正是封建思想。而預為大同造其端。《周官經》以夏官領外交，而與冬官相聯，其職方、合方諸官皆主聯合大地萬國，注重交通與生產及互通有無等事業，實行平等互惠，是為大同開基。嚴又陵不通六經，不辨三禮之孰為古製？孰為孔子創作？乃謂儒者言禮，適為君主之利器，不悟《禮運》《周官》皆消滅統治，廢私有製，明文彰著。今之學者不可承嚴氏之陋也。禮與樂相聯，《周官經》有《大司樂章》。
又次言《尚書》。漢武帝時，孔壁出之《古文尚書》，自是孔子修定之真本。然漢朝君臣始終不肯以此書行世，獨秦博士伏生之書流傳至今。由此可以推想，孔子之書決不利於皇帝。
又次言《春秋》。何休所述三世義，自是本諸公羊氏口義之流傳，其與《公羊傳》及董生《春秋繁露》所說三世義，分明無一毫相似處。《原儒》引何氏《解詁》逐句作釋，並將《公羊》義與何休義列表對照，則聖人為萬世開太平之旨與公羊壽師弟為漢製法之意相去何止九天九地。康有為張三世而茫然弗辨，何哉？然非獨康氏，漢以來無辨之者也。何休所述者，為公羊壽先世口義之遺，壽則背其先世而擁帝也。
又次言《大易》。漢儒言《易》為五經之原，此七十子後學相承之說，而漢儒傳述之也。內聖外王之學皆備於《易》。《春秋》與《禮運》《周官》雖特詳外王學，要皆根於內聖學，惜其原本俱改易，不得而詳矣。《禮運》猶存大同小康二段文字。《春秋》原本便全毀。《易經》亦不無竄亂，然於其大體無損也。餘由漢儒稱述舊說，《易》為五經之原，而斷定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論語》記載孔子五十學《易》，《史記》亦謂孔子晚而喜《易》，可見孔子作《易》確在晚年。後儒或不信孔子作《易》，然《史記·蔡澤傳》，澤以《乾卦》爻辭與《論語·述而篇》語合引之，而稱聖人曰。聖人，謂孔子也，可證爻辭亦孔子作。舊以為周公作者皆瞽說耳。五經皆原本《大易》，則五經成於《大易》之後，又不待論。
學者誠知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則經中關於外王學之義旨，雖有漢人竄亂，而《乾卦》開宗明義，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解見前。曰“首出庶物，萬國鹹寧”。首，始也。物字，亦作人字用。庶物，猶言庶人或庶民。庶人久受統治階層之壓抑與侵削，今始出而革命，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庶民，以共同的意力，共理天下事，故鹹寧。終之曰“群龍無首，吉”。解見《原外王》篇。大義炳然，赫如天日。《春秋》諸經與《易》義皆一貫，諸者，謂《禮運》《周官》及《詩》《書》等經。何至雜以小康禮教？又何至以擁護統治為大義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