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肇祖
占卜的事情，在中國起源很早。秦漢以來的傳說，每每將《易》的卦畫歸之於伏羲。又後來的《連山》、《歸藏》，竟托始於伏羲和黃帝；或較明白的，則以為是夏殷的《易》。傳說無征，當然未可信從。近二十年來殷墟甲骨發現，而後談占卜的乃得實物的證明。我們據其文字以證古史，而殷代的史事乃得有切實的記錄。至於說到占卜的起源，雖未得直窮他的本始，而殷代的占卜的狀況，已可了然明白。向來最糾紛的，最不易解決的《周易》的一個問題，到此當亦可以迎刃而解。蓋占術的《周易》，既不是古帝王的神奇；而哲學化的《周易》，也不過是多生的枝節。從古占卜的研究以明探它的起源，又從近今占卜的流變以尋它的支裔，就知道《周易》一書隻不過用古聖人的名號作了包皮，也都和別的占卜書屬於一類的嗬！現在說占卜的源流，簡單一點的說明，略如上表。辯證解說，下當更詳。
一、從殷墟甲骨考證出古代占卜的實況
研究占卜的起源或其所發生的時代，從甲骨上征驗，則知甲骨的占卜盛於殷朝，而不一定是起於殷朝。它的刻劃的美麗，文字的精巧，或可證為前此有一種粗醜的或者沒有文字記錄的時期。而占卜的年代究始自何時，實不可考。我們隻好就殷墟的實物為限，以說甲骨的占卜的時代。案《殷虛書契考釋》以為：“《史記·殷本紀》載成湯以來至於帝辛傳世三十，今見於卜辭者二十有三。”卜辭中所見的帝，有大乙（即天乙，即湯），大丁，卜丙（當即外丙），大甲，大康，小甲，大戊，中丁，卜壬（即外壬），祖乙，祖辛，祖丁，南庚，羊甲（即陽甲），般庚（般即古盤字），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康丁（《史記》訛作庚丁），武乙，文武丁（《竹書》作文丁，《史記》作大丁）。文丁以後，帝乙，帝辛的名，為卜辭中所沒有。可征甲骨是盤庚遷亳後，至武乙徙河北前所作。因為現今龜甲出土的地方，就是盤庚所遷的地方。盤庚確在紀元前多少年，現在頗不易考，因為司馬遷記宣王以前，隻紀世代而沒有紀年，大約當在紀元前千數百年光景。那時的占卜法究竟是怎樣的，《殷虛書契考釋》從實物上觀察所得，證說如下：
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麵不平，故用腹甲）。獸骨用肩胛及脛骨（脛骨皆剖而用之）。凡卜祀者用龜，卜它事皆以骨。田獵則用脛骨；其用胛骨者，則疆理征伐之事為多。故殷墟所出，獸骨什九，龜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則削治甲骨甚平滑，於此或鑿焉，或鑽焉，或既鑽更鑿焉。龜皆鑿，骨則鑽者什一二，鑿者什八九，既鑽而又鑿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詩》與《禮》所謂契也（鑿跡皆楕圓，如◎；鑽則正圓，如○；既鑽更鑿者，則外圓而內楕。大抵甲骨薄者或鑿或鑽；其鑽而複鑿者，皆厚骨不易致坼者也）。既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坼。灼於裏則坼見於表，先為直坼而後出歧坼，此即所謂兆矣。（《殷虛書契考釋》一○七——一○八頁）
從上可知殷代的卜法，或鑿或鑽，而契後又用灼以求兆。《殷虛書契考釋》又說：“不契而灼則不能得坼。既契則骨與甲薄矣，其契處刃斜入，外博而內狹，形為橢圓，則尤薄處為長形。灼於其上，斯沿長形而為直坼，由直坼而出歧兆矣。於以觀吉凶，並刻辭於兆側，以記卜事焉。”（同上）這是很有征驗的說明。又舉所見的兆形，略如下：
這些兆形，和《周禮》太卜所掌的“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卜師所掌的“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功兆”，未知是否有合？然而觀兆定吉凶，自然需要看太卜或卜師的神悟了。
殷虛甲骨所記的卜辭，很是簡單，不過紀所卜的事和所卜的吉凶而止。據《殷虛書契考釋》所記，除斷缺不可讀的外，卜祭的三百六，卜告的十五，卜享的四，卜出入的一百二十八，卜田獵漁魚的一百三十，卜征伐的三十五，卜年的二十二，卜風雨的七十七。這八事外，尚有其他所卜的事情。我們可知那時卜的事情，以祭為最要，因為祭神是古代最隆重的一宗事情。其次便是田獵，其次便是出入，這都要聽從神的意旨。其次，年及風雨，這是歲時中的希望。征伐亦是重要的事情，這是不常有的，從盤庚到大丁時，隻《殷虛書契考釋》所記的已有三十五次，也不算少，可見征伐也都是聽候於神的意旨的了。
殷虛甲骨卜辭表吉凶及允否的意義。如祭祀，則為“亡，”“亡”，“受”（羅釋為又，即福祐，甚確），“允日”，“亡”，“其牢茲用”，“其牢茲茲用”，“犬，百牛百用”，“其五牢”，“其三牢”，“十羊廿牛”，“一月酒”，“二月俎”，“三羊三豕三犬”等。卜告的則為“今月告於南室”，“允之告麥”，“亡其告麥”等。卜享的則為“於戊申享”，“弗享見”，“其大享耑”等。卜出入的為“其大出五月”，“不允出”，“我不吉出”，“方不大出”，“乙巳王入於商”，“王步亡”，“步於亡州”，“往來亡”，“往來亡在九月”，“亡”，“王步歸”，“母歸”，“先歸九月”，“人歸”，“人不歸”等。卜田漁的為“王狩於”，“王步狩”，“往於田亡”，“王田往來亡”，“衣逐亡”，“王曰吉”，“王曰在三月”，“今月獲”，“王其往逐鹿”，“王不其獲鹿”，“允獲鹿五”，“羊不其得”，“禦子漁”等。卜征伐的為“隹其弗克；往征；其伐利；不利；伐，帝不我其受又；登人三千乎，方弗受之又；今月帥亡寧；師往衛亡；登人三千乎戰”等。卜年的為“受黍年”，“我不其受年”，“弗受之年”，“我受黍年三月”等。卜風雨的為“其遘大風”，“不遘風”，“大風不隹”，“其雨”，“今月其雨”，“雨一月”，“今三月帝命多雨”，“允雨”，“其雨之月允不雨”，“其雨在五月”，“其延雨”，“不多雨”，“其遘大雨”，“不一冓雨”，“其雨在圃漁”等。看這些卜辭，都是簡單的對事表示吉凶可否，是沒有定辭的。
二、周代的占卜——龜、筮、筳篿及星占等
周代承殷之後，用龜的占卜仍是通行。《春秋》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這是顯然的事實。而當時另有用蓍的一種筮法，和他相副。蓍筮在殷無可考，疑當初是戎狄的占卜，到周勝殷，遂變易而興盛。“易”有更代的意義。《易·係辭》說道：“《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或者就是起於這時？代殷而起，故又稱為《周易》？後來的楚，亦有一種占術，是用筳篿的。屈原《離騷》說道：“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予占之。”王逸注雲：“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後漢書·方術傳》李賢注引《楚辭》注雲：“筳，八段竹也。”這種卜術，是龜筮之外的一種，今未能詳，或為近代杯珓所自起。周代龜筮並用，是可以證明的。如《詩·氓篇》說：“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國語·晉語》：“愛疑，決之以卜筮。”但是筮用蓍，較之鑽龜鑿龜灼龜為簡便，故有看龜為重於蓍的。如《左傳》僖四年《傳》說：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洪範》說：
立時人作卜筮……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而說作內吉，這是很特別的，可證古人龜筮並用時，寧舍筮而從龜的見解。《曲禮》及《表記》俱說“卜筮不相襲”，鄭玄注《曲禮》以為：“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策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他注《表記》又說：“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而案之《洪範》所說，恐不盡然？胡煦說道：“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卜襲，筮與筮襲，而以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為占，此則禮之所有，則龜從筮從之說也。”（《卜法詳考》卷二）說較可通。
周代用龜卜的事情，有可以證明他的卜法的，如《詩·大雅》說“爰契我龜”。《荀子·王製篇》說，“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韓非子·飾邪篇》說，“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莊子·外物篇》說，“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這是很明顯的，可證戰國以前龜卜的方法仍是象殷朝刻鑽的故事。《周禮》說的“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當是周代卜法的遺說，和殷墟甲骨的遺物可以互相證明。至於周代龜卜的辭語，《詩定·之方中》說的“卜雲‘其吉’”，“其吉”當是卜辭。《韓非子》的“兆曰‘大吉’”，“大吉”亦是卜辭。這是卜辭中最單簡的。《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說：“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薑。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又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國語》：“晉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雲。且懼有口，民，國移心焉。’”《左傳》僖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這些卜辭，雖是戰國時的傳說，可證周代的龜卜辭，已是由簡單變繁複，但是卜辭仍是沒一定的。
占筮是周代特別顯著的事情。它的方法是用蓍。《易·係辭》說：“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說卦傳》說：“幽讚於神明而生蓍。”鄭玄《周禮注》說：“《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他的《儀禮·士冠禮注》說：“筮所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卦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賈公彥《疏》說道：
《易》筮法，用四十九蓍，分之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是也。雲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
我們可藉此以知周代的筮法。周代的筮辭，看《左傳》，《國語》所記，有和《周易》相合，亦有不相合的。《周易》是古代的占筮書，確無可疑。《漢書·藝文誌》說：“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可證秦以前的人，都看《周易》作占卜書的。今將《左傳》《國語》所記和《周易》相合的辭，彙錄於下：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莊公二十二年，這是合《周易》的《觀》卦六四爻辭。）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僖公二十五年。這是引《大有》九三爻辭。）
穆薑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薑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襄公九年。這是引《隨卦辭》。）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禦崔武子以吊焉。見棠薑而美之，使偃娶之。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襄公二十五年。這是《困》六三爻辭。）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於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昭公五年。這是引《明夷》的初九爻辭。）
衛襄公夫人薑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己，夢協。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享衛國”，遇《屯》。又曰，“餘尚立縶”，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且其繇曰，‘利建侯。’”（昭公七年。“元亨”為《屯》卦辭。“利建侯”《屯》卦辭與《屯》初爻之詞皆同。）
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黃裳元吉”是《坤》的六五爻辭。）
宋皇瑗圍鄭師，晉趙鞅卜，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哀公九年。《泰》的六五爻詞“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與這裏所說合。）
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昭公二十九年。這和《周易》《乾》卦《坤》卦同。）
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國語·晉語》。兩係辭和《周易》《屯》及《豫》的卦辭同。）
以上十例，可證春秋時的筮占，已用《周易》的定辭。但是也有些占筮者不用《周易》的定辭而隨意命辭的。今將《左傳》《國語》所記的，錄如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複於父，敬如君所。”（閔公二年。這在《周易·大有》的六五爻辭是“厥孚交如威如，吉”。）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僖公十五年。這和《周易·蠱卦》爻辭全沒相涉。）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僖公十五年。《周易·歸妹》的上六說：“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和這裏亦不合。）
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複》，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公十六年。《周易·複》上六爻辭為“迷複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國語·周語》。）
上舉的共五例，中間有一例辭微異而意同的。可證春秋以後的占筮，大多數都是襲用《周易》的成文。間有隨意遣辭，不從《周易》一書，其中亦有辭異而意義相合的。又就《周易》相同的十例及不同的五例看，指爻變說，如說《觀》之《否》的，凡十一，單指卦名的有五，都沒有用初、二、三、四、五、上的名稱。《艮》之《隨》稱為“《艮》之八”的亦一見。疑筮師相傳，其法到春秋時已小有變異，不盡沿用六爻的名稱。間有卜師不依據《周易》的成文，疑其源亦必有所受。這樣看來，則《周易》隻是占筮家的參考書，彙集古占辭而成。但是在春秋時的占筮者多本於《周易》，可知《周易》的編集，當在春秋以前。今將《周易》的卦辭、爻辭上所述的人名和他的故事，彙述於下：
（一）關於殷先王王亥的故事：如：“喪羊於易，無悔。”（《大壯》爻辭）“喪牛於易，凶。”（《旅》爻辭）蓋王亥遷殷，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遊牧於有易高爽之地。奴使牛馬，以為民用，即發見於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其牛羊。《天問》所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扈即易字之誤，考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二）關於殷高宗的故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濟》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未濟》爻辭）
（三）關於帝乙的故事：“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爻辭）“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漸》爻辭）
（四）關於箕子的故事：“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夷》爻辭）
（五）關於亨岐山西山的故事：“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升》爻辭。岐山為周的發祥地。）“王用亨於西山。”（《隨》上六爻辭）
（六）關於康侯的故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卦辭。康侯，當即康叔，封衛侯）
上六項是比較容易認識的。如王亥的故事，不是經王國維的發現，亦未易知其為何。但是已知的六項中，三項是關於殷的先王，一項是關於殷末的箕子，二項是關於周初，即亨岐山，錫康侯的故事。此外沒有什麼很顯著的周代的故事了。《係辭》說的《易》之興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時候，合之所記事跡是很對的。大約占筮的盛行及今《周易》之成此大體，是在殷末，故說王亥、高宗、帝乙的事，層見疊出。帝乙即紂之父，其為殷末可知。
到周初亨岐山，乃用筮占。“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王用亨於西山”的二條，明是當日筮占的事實。
按殷墟卜辭卜享的有四，如下：
甲辰卜王貞於戊申（卷三第二十四葉）
壬辰卜大弗見（卷四第三十四葉）
……其大耑（卷四第四十二葉）
癸亥卜王方其大邑（卷八第二十二葉）
可證殷享必先用卜。到周改用筮，“王用亨於歧山”等文，明是全錄筮辭的原文。由此可證在《周易》之先，筮辭是沒有一定。今傳本《周易》，和春秋以前的古本，同否雖不可知，而今本《周易》一書，疑最早亦不過在成、康的時候，因所采用的故事有康侯的緣故。這時正是周代的盛時。到春秋的時候，《周易》一書真通行了，這時的筮師，他所說有和今本《周易》不同的，或不顧因襲，自為筮辭，亦未可知？
《周易》即是周代盛時所出的一種占筮書，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計算之，說“吉”的爻一百二十一，說“凶”的爻五十二，說“無咎”的爻八十五；又有“何咎”、“何其咎”、“匪咎”的共四；說“厲”的爻二十六；說“悔”的二，“有悔”的四，“悔亡”的十八，“無悔”的七；說“亨”的三。我們現在別的不計，單計吉凶咎三種，則吉一二一，無咎八一；凶五二；正會大約變成了吉四，無咎三，凶二的比例數目了。又經文並稱君子小人的六，單稱君子的十四，單稱小人的三。君子小人當然即貴族平民的分別，我們可見《周易》一書，大概是貴族階級應用的為多。《周易》所占的事，大概是出入，涉大川，見大人，從王事，婚媾，田獵，訟，歲收，風雨，出征，祀享，禦寇，建侯等的事情。大約以出入、涉大川、見大人的事情為最多。計《周易》“利有攸往”的十二，“不利有攸往”的二，“利涉大川”的九，“不利涉大川”的一，“利見大人”的七。從當日占出入的情形看，當時各地方交通的情形也可想見了。
《周易》之外，筳篿的一種占術，是不大明顯的，我們除《楚辭》外已無從考見了。星占的一種占術，在周代當是有的。我們知道古代的天文家同時是含有神秘的占驗的技術，而為通俗所迷信的。如《左傳》僖公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荀子·王製篇》說：“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策，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可證古代的天文家同時是帶有占卜家的性質。又《左傳》記的星占的事，並可以證明，如下：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灶言於子產曰，“七日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薑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薑也。邑薑，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鄭陳乎？”
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醜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上舉五例，可見周代占星望氣的事實。《洪範》一書，雖不是箕子所陳，卻是商代的遺書。裏頭說的，休征咎征，以及“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都是含有星占家的見解，開後來《洪範五行傳》的先河。至於《呂氏春秋》的《月令紀》等，如《孟春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等，這些時令的迷信，和《洪範》“日月歲時既易”的一些話相同，可見那時的星氣的占候的狀況。
三、秦漢間至漢哀平前的占術及其哲學化
《周易》在秦時以卜筮書得存。到漢初尊崇孔子，抱遺書的多依附於孔門以自重，於是占筮的《周易》亦依附於孔門，雲：“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漢書·儒林傳》）一若傳統淵源，像煞有介事的。《史記·孔子世家》說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漢書·藝文誌》說道：
《易》曰，伏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係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曆三古。
這種“韋編三絕”、“人更三聖，世曆三古”的話，多麼好聽？大概是傳《易》的人，托古自重，以神其術，好比現在占卦的人，口念“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鬼穀先師等”一般。《史記》、《漢書》根據這種傳說去記錄，當然是不可靠的。如果孔子是讀《易》韋編三絕，為什麼絕沒有向弟子提過，《論語》一書，亦絕沒有提過《易》的一字。古文《論語》“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陸德明《經典釋文》說：“魯讀‘易’為‘亦’，今從古。”可證《魯論》之文，明是：“假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這和孔子“我學不厭”的話是相一致的。占筮家改竄原語的解釋，而後來的古文承之，一誤百誤，而孔子遂成為術士的信徒，而《十翼》因以盡歸於孔子。至說文王作爻辭，說更無根。爻辭說“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是文王以後的事情。又所謂伏羲畫卦的說話，原於《係辭》。以殷墟卜辭文字證之，知殷以前絕無卦畫。依托附會是卜師的能事，所謂伏羲、文王、孔子作《易》卻原來沒有一點的痕跡。《彖》、《象》、《係辭》、《文言》、《說卦》的《十翼》出於秦漢之際，而秦漢以前的書絕沒有引過，當是這時期的出產品。歐陽修說：“童子問曰：‘《係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係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易童子問》卷三）這是很有見地的話。我們又知《十翼》所以依附於孔子的緣故，不是以他的占術，而是以他的哲學化的辭語。他的哲學化就是所以依托孔子，和得到儒家承認的原由。《係辭》說道：“《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見《易》的範圍，已由卜筮方麵而擴充到哲學的方麵，真是要哲學化了。就《十翼》中看去，如《乾卦》，《彖》說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象》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言》說的“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享利貞’”。這些解釋，很有哲學化的趨向。至於《係辭》、《說卦》、《序卦》，簡直是說《易》的哲學。《係辭》說的如“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說卦》說的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仁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序卦》說的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以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這可證《周易》是從占筮而到哲學化的。《周易》既從占術的一方麵走入孔門，又有這種說《易》的哲學使他成為儒術化，得以高踞六經的首座而貌似師儒，從此卜祝之流，便居然是儒林之首了！然而《易》學一方麵固然傾向於哲學化，他方麵則仍然是受術士的影響而保存他的筮占的神秘的性質。如《漢書·儒林傳》所說的孟喜、梁丘賀、焦贛、京房、高相的一輩，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諸喜”；梁丘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焦贛“獨得隱士之說”；京房“以明災異得幸”；費直“長於卦筮”；高相“傳說陰陽災異”（俱見《漢書·儒林傳》）。可知哀平以前的《易》學雖則是經過儒家化，然而很有人仍要保存他的占術的作用和神秘的性質。
上說占筮的《周易》經過一種哲學化，此刻可以說儒學的術士化了。前說春秋的末期，頗有一些占星望氣的事實。到漢初的時候，這種占星望氣的學說，變為說災異的一派。董仲舒便是把《春秋》中記的星變日蝕諸事，都認為天意示警。這是不從占驗的說法，而看作天意的默示。這真是儒學的術士化了。他說：“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書》）這種說災異的有意誌的天道觀念便是星占學說的變形。後來的劉向便是極力提倡這種學說。其次，夏侯始昌以《齊詩》、《尚書》教授，先言柏梁台災日，至期日，果災。他的兒子勝傳他的《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昌邑王數出，勝諫以為“天久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見《漢書》本傳）這也是儒學的術士化。他如翼奉治《齊詩》，主張用六情（貪，怒，惡，喜，樂，哀）十二律（亥卯，子卯，寅午，己酉，午酉，辰未，戌醜）說詩。宣帝命平昌侯王臨往學，奉奏說：“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語邪人。”（見《漢書·翼奉傳》）這種以時占人的邪正的方法，而用來說《詩》，真是儒學的術士化了。然而除陰陽五行的一派說災異而非純粹的占術外，案之《漢書·藝文誌》所記，則有下列三大類占術的書籍，今錄如下：
一，蓍龜：《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以上為龜卜類）《蓍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卷。（以上為蓍筮類）
二，天文：《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帝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秘記》十七篇。（古代的天文學，近於占驗的方麵為多。上列的皆古天文學的書籍，大概大半屬於占驗。《漢書·藝文誌》說：“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既然是說紀吉凶之象，則古代的天文即是星象占驗術又可見了。故全錄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