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好幾個問題，有的是正確的，如《左傳》所載卜筮是的中了的預言；《左傳》所載《易》筮當是用不同的占書。但要討論的是：（1）《左傳》所載《易》筮是否劉歆把《師春》割裂了插入《左傳》（2）能不能因《左傳》所載《易》筮有不同的占書而推斷這些《易》的底本均出於春秋以後，即《周易》也著於春秋以後
關於第一個問題是根據晚清公羊學派如康有為等說《左傳》是劉歆的偽作而來的。我們認為公羊學派的說法是有偏見的，即使《左傳》有點劉歆竄入的話，不能否定它的曆史價值。象《左傳》這樣一部曆史大書，非有百國春秋作根據不能編寫。劉歆縱有竄入，也不會多。至於說劉歆把《師春》割裂編入《左傳》，更出於推測，毫無根據。襄王墓中的《易繇陰陽卦》、《卦下易經》、《師春》等書，均不見於《漢書·藝文誌》，《藝文誌》是根據劉向《別錄》、劉歆《七錄》編著的，班固又典書東觀，如果秘府有這些書，他們不會不見，不著錄，可證秘府沒有其書。還有《卦下易經》，似《說卦》而異，如果漢代經師見到《卦下易經》，不會不參考而采用，今兩書不同，也可見他們也沒有見到。所以說秘府藏有《師春》，是劉歆割裂了竄入《左傳》的，論證薄弱。實際劉歆沒有見到《師春》，《左傳》所載《易》筮，是原本所有。杜預說，“師春”是“抄集者人名”，似乎可信。我想，《左傳》著者是吳起，您的《述吳起》一文論證精確。吳起在魏編著《左傳》，搜集百國春秋，把《易》筮有驗的材料編了進去。後來吳起為王錯所譖，離魏到楚，師春可能是吳起的朋友或學生，把《左傳》的《易》筮材料抄集起來。也可能是吳起的底稿，但因吳起失勢，師春就用自己名字，不敢說是吳起的稿子。這個稿本，並不流傳，大概魏國人特別喜歡研究《周易》，故襄王墓有這幾種與《易》有關的書。
第二個問題，能否因《周易》跟其他較後的著作同在墓中發現，就定為同期的書不能這樣說。第一，集錄《左傳》的《易》筮，假如我們相信《左傳》的史料可靠，《易》筮見於春秋初期，如周史以《周易》見陳侯占筮，《左傳》、《國語》還載了不少《易》筮，我們隻能相信《周易》著於春秋之前，而不在其後。第二，《易繇陰陽卦》，可肯定是戰國陰陽家之說流行之後寫作的，陰陽家借《周易》來宣傳他們的學說。但它“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略同”者，六十四卦同，或卦序有點不同，而繇辭不同，可見是仿《易》之作。第三，《周禮》說三《易》，有《連山》、《歸藏》，六十四卦與《周易》同，不過《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就是次序有異，卦爻辭是不同的。這兩書也是戰國時人仿《周易》而作的。其書已失傳不見《漢誌》著錄。據《藝文類聚》載桓譚《新論》說，《連山》八萬字。疑有誤。《周易》四千一百多字，即使戰國人作也不會有八萬字的占書。就《山海經》郭璞所引《歸藏》佚文看，如“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多神話傳說，跟《楚辭·天問》、《山海經》相類，和《周易》相差極遠。《易》卦爻辭絕無神話傳說；卦爻辭文字與此也極不相同。您說，乾卦的“飛龍在天”與《歸藏·鄭母經》的“夏後啟筮禦飛龍登於天，吉”，同是“南方係統的東西”。“乘龍禦天的那種浪漫的空想，除掉《楚辭》與《莊子》之外，在北方係統的著述中是沒有看見過的”。您認為《易繇陰陽卦》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是“同人的南方人到了魏，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見，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辭不同的《周易》來”。或者是“北方的魏、晉人模仿著《易繇陰陽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這是大膽地“推想”。這裏您上了《易傳》“時乘六龍”說的當了。《易繇陰陽卦》，隻能說是陰陽家仿著《周易》而著的，陰陽家出於燕、齊，不是南方人；更不能說《周易》是模仿《易繇陰陽卦》而作。“乾”卦的龍是龍星，是星占，不是神話的“乘龍禦天”的“空想”。星占是“象占”之一，是天人感應思想。“象占”為《易》筮辭的三類辭之一（詳拙著《周易通義》及《周易通論》）。象占即《漢書·藝文誌》天文、曆譜、五行、形法、雜占等“數術”，我給它們起的一個總稱。它與“蓍龜”是兩個係統的占術。古人往往把不同的占術同用，以便參證而定吉凶，故《易》有象占辭。《左傳》載象占與卜筮或卜與筮同占的不少，並有引《太誓》的話“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作證。《漢誌·數術略》“雜占”以夢占為主，說“蓋參卜筮”，即以不同的占術參驗之意。此義古今說《易》者不明，故於象占辭均不得其解。《易》之有象占，正說明《周易》著作年代之古。蓋時代越早，人的思想越幼稚，迷信越大。同時著作的年代越古，後人對於它所反映的生活與思想越不了解。正如對偶婚之風俗，貨幣之用朋貝，見於《周易》，說者就不明其所以而誤解曲解。二千多年，可說還沒人真正能讀懂這部古書，讀不懂，有許多原因，而曆史社會相去太遠；文辭簡約，組織特殊，是重大原因。您既根據它來研究最古遠的社會，何以反而說它著於戰國這是自相矛盾的。
四、從曆史社會，文字意義等略談戰國時人是否能著作《周易》
文字雖有它的傳統性，但一部著作，用語遣辭，思想意識，總不能超出它的時代、社會、階級的限製。即使刻意模仿，也會露出它的痕跡，要作偽也偽不來的。上舉的對偶婚，是原始社會的遺風，“睽上九”和“賁”卦所寫，戰國時人讀也讀不懂更不用說著作了。茲再舉一些例子作說明。
先舉一個明顯的例：博學多能，學而不厭，到處去找曆史文獻的孔聖人，據說他讀《易》韋編三絕，不可謂不用功了，可是他引“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作為人要有恒的證明（這話不必懷疑，因為他明說“不占而已矣”，引的的確是占書《周易》）。但原文說的是狩獵生活，德通得，羞是饈本字，從手持羊，美味也。下文還說“田無禽”，即田獵不能常常獲得禽獸。也即恩格斯所謂“靠打獵所得東西以維持生活，是極其靠不住的”。不過在漁獵時代，集體生活，獵不到，別人會把好的食品送給你，這種古遠社會的風俗思想，孔聖人就不懂。
田獵的記載不少，僅舉一二例，可以說明非戰國時人所能說。由於“不恒其德”，生產生活的經驗，乃有“屯其膏”，“食舊德”之事，屯借為囤，積存肥肉。有“噬臘肉，遇毒”，“噬乾肉，得黃金”之事。臘肉，乾肉，乾臘獸肉。射獸用銅鏃的矢，箭頭易脫斷，陷在肉裏，製臘肉時沒檢出來，銅鏽有毒，故吃了遇毒。黃金即銅鏃。但戰國時的黃金是銅幣，不會以黃金當銅鏃的。“黃金百鎰”、“黃金千鎰”，戰國常語。一鎰二十兩。如果戰國人（不論是南人北人），寫作《周易》，決不會說“噬乾肉，得黃金”的。每一個時代有它的名物和人們的意識，用語的示義不同，可以見到它的時代。又如“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明夷六四）。腹借為，地穴房子或窯洞。心，心木（杺），是製弓的上好材料。《說文》：“朱，心木。”當即《考工記》所說的柘，朱、柘聲通，製弓的幾種材料中最好的一種。獵人在出門時見到心木，非常高興，趕忙拿回家裏在左室製弓。這是周人在陝西時的事。這就不是戰國南方人所能懂而記敘的了。
《周易》記牧畜的事很不少，故您誤認為這還是以牧畜為主要生產的時代。其中有一二曆史大事，如“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旅上九）。“喪羊於易”（大壯六五）。易與狄通。這二爻是周太王時被狄人侵迫而遷於岐山下居焉的故事（《孟子·梁惠王篇》）。周人居邠，養了許多牛羊，狄人要占領他們的土地，燒殺搶掠，損失慘重。全族被迫遷走，成為旅人。這是曆史大事，故兩次記載（順便說，曆史大事，《易》也隻兩次記錄。如果“中行”為荀林父事，竟有五爻，也不合理。荀林父跟周人有什麼重要關係）《詩·綿》歌詠此事，諱言損失而頌美遷到岐山後的建設。“益”初爻的“大作”，指建設。孟子別有所聞。卻又說成太王的讓德。實際上損失慘重，《易》得其實。這也不是戰國南方人所能寫的。又“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康侯即封於衛的康叔，他把西北區用良馬配種以蕃殖馬群的方法傳播到中原。馬的用途很大，尤其是打仗要用許多馬，故“晉”卦講攻戰記其事。這周初故事，也不是南方人所知。
講農業的卦尤其顯出周人的寶貴經驗。他們長期從事農業生產，才總結出這些經驗來。如：“不利為寇，利禦寇”，反對侵略，主張防禦戰。“自求口實”，墾荒增產。“曰（日）閑輿衛”，天天練武，防備敵人的搶掠。“無交害，匪咎，艱則（亦）無咎”。不要互相侵害，豐收就有可能，即使旱災也不怕。艱從，卜辭貞，即《易》的“利艱貞”。這艱字從旱引申的，但人們隻知艱難義，而不知艱即旱。艱即旱，經傳作暵。《說文》解曝幹田為。戰國人並不知艱旱之義，能夠在《易》累說“艱貞”的旱占嗎“小畜”、“大畜”是農業的專卦，但人們隻知畜是牲畜，或訓畜積。其實，畜是的簡寫，從茲田（見《說文》畜的重文），田裏滋生穀物之意，故以作為農業卦的標題。
畜義久湮，古今來無人能解。《易》用畜為，用艱為，戰國時人是不懂的。
商業，起先用朋貝為貨幣，“朋來”猶“得朋”，賺了錢。而春秋戰國說朋是朋友。“有朋自遠方來”，是朋友來。一是物，一是人。銅幣流行，貝幣已廢。戰國人能夠這麼多說朋貝嗎？
不煩枚舉，就這些例子，足以證明：戰國時人，尤其是南方人，決不能著作《周易》。
時人論《周易》的著作年代多主張著於周初，有的說沒有周成王以後的故事，有的說從思想發展不會超過這個時期，都不對。而您獨持異議，認為著於戰國。兩者相差約六百年。我以為一則失之過早，一則失之過晚。拙作《周易通論》有“考年代”一章，定為著於西周末年。從政治社會背景，從思想發展，以及從文學形式各方麵看，我以為可以這樣推定。
鄙見如此，敬希指正。
李鏡池
1967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