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陶居天下中心，四通八達，便於交易，便以經商為業，每日買賤賣貴，取百分之十的利潤，沒過多久，又積聚資財巨萬，成了天下的首富，號稱陶朱公。
深諳此道的清代中興名將曾國藩也將“功成身退”這一法則進行了翻版演繹。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革命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艱難備嚐，畢竟他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下來。在鹹豐七年回家守製，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因此，當他在鹹豐八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各曆史時期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問題。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高位重權卻顯得喜不勝憂。
曾國藩十分清楚“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這種古樸的變易規律；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
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可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之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
曾國藩並非教條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憂天，因為他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曾國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國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謀有勇，敢作敢為，願為人先；同時又不失驕縱、蠻橫，隨其勢力逐漸擴大，曾國藩愈益為他擔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釀出禍患。因此，在天下矚目的天京戰役上，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
然而，好大喜功的曾國荃，卻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曾國藩為他安排的稍讓功於李鴻章的良苦用心，偏偏要搶在淮軍到達天京之前將其攻陷。
城也破了，首功也拿到了，可接下來的“殺威棒”卻實在是讓他難以接受。
還是曾國藩看的明白：
“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作出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至江寧的時候，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國藩到達天京以後，七月初四日“定議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統軍太多，即擬裁撤三四萬人，以節靡費。”從當時的材料來看，曾國藩裁撤湘軍的原因是湘軍已成為“強弩之末，銳氣全銷”，而時人卻認為這完全是借口，是為避鋒芒。
時人所論，曾國藩解散湘軍是由於避權勢，固然是對的，但曾國藩所說湘軍已成為暮氣，這確也是事實。
自曾國藩率湘軍出省作戰以來，湘軍雖屢屢受挫，但銳氣很足。三河鎮慘敗以後，尤其是安慶戰役以後，鎮壓太平天國大局已定，而湘軍鬥誌日益鬆懈，湘軍確已踏上了暮氣時期。
昔日一呼百應的士兵，今天已開始對他采取敵對的態度，隻有盡快將其遣散，才不致於釀成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