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家嶺生活時，父親因為夜間咳嗽氣喘，怕影響我們，自己單獨住一間最差的房間。這間房狹窄矮小，沒有窗戶，又黑又潮，室內充滿黴臭味。
一天早晨，我發現父親脖子上有一道泛紅的傷痕，似乎被什麼東西劃過，便疑惑不解地問父親：“爹爹，你這地方是怎麼搞的？”父親摸摸脖子，平靜地說：“昨天晚上，睡覺時被蠍子蜇了。”我聽得毛骨悚然，看著父親若無其事的樣子，當時很不理解，沒想到軟弱的父親會有如此的沉著。
我心目中的父親，什麼都好，惟有軟弱的秉性，我很不以為然，父親凡事都逆來順受，從來也不去抗爭。
母親曾經給我講過一件事。
解放前，父親擔任湘潭縣政府的錄事，負責抄抄寫寫方麵的工作，一個月的工資有二十幾塊光洋（銀元）。一段時間後，上司看他工作認真，被推薦到石潭鄉當糧站主任，負責保存和上繳全鄉的公糧。父親仁義，完全信賴下屬，放手讓他們工作。沒想到，因為一時疏忽，被人乘機搗鬼，下麵的工作人員認為父親軟弱可欺，乘機盜竊一些征來的公糧，然後，將秕穀摻入公糧中充數。此事被人告發，涉及不知情的父親，罪名不小，說父親貪贓枉法，弄虛作假，將上繳的公糧以次充好，眼看著就要吃官司，懦弱的父親無法承受這突然而至的打擊，卻又無力證明自己的清白，絕望中隻想到自己一個人來承受，便服毒自盡以求解脫。幸虧母親及時發現並全力搶救，才留下一條性命。後來，母親又到處奔波，終於找到證人，證明了父親隻是管理失察，並非自己所為，方才逃過此劫。
四
父親的晚年生活困苦，病痛折磨，加上政治氣候的嚴峻，精神上的壓抑，平日裏幾乎沒有什麼可以讓他感到高興的。惟有兩次喜悅，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１９５４年，家裏收到了大哥從部隊轉業到地方補發的工資，母親極力主張父親去武漢看看兒女，當時大哥、二哥、大姐都在武漢，好幾年都未見到了。幾天後，母親照顧著虛弱的父親上路了。
大約一個多星期後，父母親從武漢回來了。
父親對這次難得的旅行感到格外的高興，到家幾天裏興奮不已，津津樂道，像講故事一樣，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述起來。他說，在我大哥的陪伴下，他和母親一起徒步上洪山，費了好大的勁，登上了寶塔的最高一層，極目遠望，俯看武昌全城，人來人往像螞蟻，房子像火柴盒，很有些“君臨天下”之感。還講到，在寺廟裏，他們吃了一頓和尚做的齋飯，一些素菜做成了雞、鴨、魚、肉的模樣，像極了，味道也很不錯。父親還頗有感觸地跟我們講起當地的風土人情，他說，湖北人挑擔子、抬東西時，即使並不很重，也要“嗨喲、嗨喲”地大聲喊著號子；而湖南人則不同，挑起擔子來，哪怕肩上壓得再重，連氣都喘不過來，也從不吭一聲，埋著頭走得飛快……看來，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倔強，更能吃苦。
最使父親高興的是，他小時候曾經跟隨祖父到過武昌，那時，他在洪山奧略樓呂祖祠看見過八仙之一的呂洞賓雕像，還有一塊傳說是呂洞賓睡覺時留下印記的大石板。這次去，居然又見到了那塊大石板，依然還是原先的模樣，一晃幾十年，真是鬥轉星移，物是人非啊！父親講著、講著，他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時的光景。
讓父親高興的另外一次是１９５５年春節。這個春節，父親臉上的喜悅持續了好多天。春節前幾天，大哥、二哥、三哥、大姐都從外地回來了，加上我們的外婆、小姑姑、父母親，還有我們三個小的，全家十一口人，團聚在一起，這可是多少年來從未有過的大團圓啊！１９４９年以前，弟弟不滿三歲，哥哥、姐姐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麵念書，即便是寒、暑假，也是你來我往，很少有全家歡聚在一起的時候，隻有這一次，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家大團圓，這也是父親晚年時惟一的一次。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性格內向，平時不苟言笑，往往使人覺得清高，甚至有些嚴厲。其實，父親的內心很善良，待人很誠懇。
解放前，在煙塘住家時，當地有一種民間福利事業，叫做“送癱子”，村民為了照顧當地的可憐人，將無依無靠、下肢癱瘓的殘疾人，用一個特製的帶雨篷的木轎（形狀有點像兩頭齊平的木船，平時殘疾人以此為家，吃住都在這轎子裏），將他們抬到家境較好的人家門口，讓這家供他吃喝幾天，然後，再轉送到另一家去。每次遇到“送癱子”這樣的事，父親總是親自安排，好言好語相待，三頓飯，都是父親將一隻裝滿飯菜的大碗和一雙筷子送到殘疾人的手上，還叮囑他：“慢慢吃，不夠再添。”舊社會窮人多，有時候，經常有要飯的乞丐上門，我們家喂的黃狗見了生人就汪汪叫，父親便趕緊走出去，先把狗邀開，一邊對乞丐說：“不用怕，這隻狗不咬人。你稍等等。”然後返回屋，添上一大碗飯菜，遞到乞丐的手上；要是碰上家中還未做飯，就舀一碗米給他。每當逢年過節，有些唱“蓮花落”、送財神、讚土地、玩龍燈、耍獅子的窮藝人走街串巷地來到我家時，父親從未嫌棄他們，總是客客氣氣接待，表演完了都要給些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