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中期論文(一)(2 / 3)

一個肝炎後期的人,又經過如此之煩惱、焦急、勞頓、憂傷,終於“感傷成疾”致“淚盡而逝”就極自然了。除夕夜又飲了些酒,必致血管破裂,大出血,大嘔血而亡。

總之,我認為“壬午除夕”雪芹淚盡而死,隻剩下脂硯(梅溪)一人“淚迸荒天”,“哭芹淚亦待盡”是無可懷疑的,周先生的“癸未說”,還是難以成立,梅挺秀的“新說”,就更不應再提及了。

雪芹卒年的爭論,在走過了這麼多的彎路之後,是應該恢複到它的起點的時候了。

曹雪芹卒於壬午除夕

公元1763年2月12日。

至於安葬的日子我以為可能是癸未秋日,是敦誠受敦敏委托,趕赴西山幫助安葬的。敦誠癸未秋《山月對酒有懷子明先生》記的可能即是此事。其文如下:

竹穀西邊澗水東,一筇隨意到花宮。

四更寒吐秋山月,萬壑濤生黃葉風。

遙嶺鍾沉孤塔外,殘燈人語夜廚中。

定知清夢迷煙樹,湖上南園聽雁鴻。

第一句“竹穀西邊澗水東”是講他去的地點。這和周汝昌先生考證的,我們已確知的芹脂的住處北京西山碧雲寺北的“幽人之穀”,“水盡頭”櫻桃溝,退穀地方無不相合。第二句“一筇隨意到花宮”,其“花宮”,原指佛寺,這裏似指棠村梅溪的住所,也即《紅樓夢》中梅花、海棠花的“宮闕”。他們也早悟道成佛。“到花宮”即是到梅溪之家或她寓居的寺院——停靈之所。所以下麵三四兩句就進一步寫梅溪住處的景況,“四更寒吐秋山月,萬壑濤生黃葉風。”這純係雪芹“著書黃葉村”的景觀。而時間已是四更天了。第五句“遙嶺鍾沉孤塔外”是說遠處孤塔寺廟的鍾聲已歸沉寂,第六句“殘燈人語夜廚中”是說在脂硯的住處即“花宮”裏,僅有敦誠和梅溪幾人在夜廚中寂寞低語。這“殘燈”固然有時已很晚之意,更有主人已死,僅餘孤孀之意,僅餘殘燈孤影,寂寞年年了!結束語“定知清夢迷煙樹,湖上南園聽雁鴻”,是對子明先生的懷念。為什麼懷念他,因為他也非常關心此事,卻因種種事而無法親來,此時此刻必定正焦急地在其南園湖畔等待消息呢!“迷煙樹”是不知情況,“聽雁鴻”是等待消息。

因此我頗疑此為敦氏送葬前後去看望梅溪的詩作。雪芹也即葬在癸未的秋日。《鷦鷯庵雜記》中兩首挽雪芹詩,也即作於此時,轉年改為一首。

張宜泉《春柳堂詩稿》中也有一詩《九日雨中探韻》,我頗疑也是探梅溪吊雪芹的詩,其文如下:

溟濛細雨灑重陽,節物驚心未易量。

黃菊縱能叫插鬢,白衣豈得勸飛觴。

滕王閣上風長冷,戲馬台前草已荒。

權對兒童言路滑,指看鳴雁過瀟湘。

第一句點明時間,確為重陽節:濛濛細雨灑於重陽,九月九日。第二句最為重要,這一節日有一物令他觸目驚心,而且驚心動魄到“未宜量”的程度。什麼物能令宜泉如此呢?我判定一定是與節慶相反的凶物:是一具停放的棺木,而且這棺中的人已死了數月了,現仍停放家中!頷聯寫的是節日戴孝的遺孀:縱然能令其“黃菊插鬢”,但卻無法勸其對酒飛觴。前一句可知人死已許久;後一句可知其悲痛猶深。頸聯“滕王閣”、“戲馬台”兩句,看似毫無意義,實際則是極重要的文字,是說逝者是一位弧騎劍槊,詩詞曲賦“皆造精詣”,有“文武才”的非常的才人。其文可聚滕王閣與寫出了“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王勃媲美;武可以去戲馬台前與縱橫天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爭雄!是何人哉,而才能若是?非曹子雪芹還會是誰呢?但現在人已死數月,再也不能登滕王閣,躍戲馬場了!“風長冷”、“草已荒”,寫出了宜泉的悲痛與惋惜。結束語“路滑”和紅樓中的“露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一樣都是講世途艱難,和“行路難”、“蜀道難”是一樣的。權作為兒童指點人生,為其指說當年“鳴雁過瀟湘”曹雪芹當年探望梅溪的景況。“鳴雁”代指男女婚戀之意。而時間是九月九日。這和雪芹逝後“經年”或“近年”始葬的觀點是一致的。可惜宜泉《春柳堂詩稿》為其孫按詩體編排,但其在《題芹溪居士》與《傷芹溪居士》後,僅隔了三首寫劉桂岩的詩,仍可看出原詩的若許眉目,其為探梅溪悼雪芹“再問藏修地”時的詩是很有可能的,時間距芹逝已九月,與敦誠的《山月對酒》及《挽曹》是一致的,可參考。

“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那以後欲再訪問曹雪芹藏身、修性之地,見到的隻有疊翠之空山,在寂寞清冷的夕陽之中。宜泉既寫下了這樣的句子,難道他真未再訪問過曹家嗎?

因此,我以為雪芹卒於壬午除夕,轉年秋末歸葬祖塋京東,梅溪也就離開西山退穀,轉居塋旁。

當敦氏弟兄再造“古墩”,曾經“坐開樽”的“竹籬茅舍”已是一片荒涼了。“小園忍淚重回首,斜日荒煙冷墓門”,小園宛如一座冷冷的古墓,在斜日荒煙之中,格外淒涼……

我們的一代才人就如是收場了,終年47歲半,“未五旬而卒”。

以上意見當否?敬請各位專家及周汝昌先生指教。

1993年12月13日晨燈下

二、關於墓石和挽詩的淺見

我已久未顧及“紅學”了,前日買了幾本《學刊》始知,北京東郊張家灣發現了“曹霑墓石”,看了十幾篇文章,覺得目前斷其真偽似乎為時尚早,不宜簡單從事。

從介紹看墓石是在1968年平整土地時出土的,似無可疑,但其何時埋入,誰人埋入,真耶,假耶,仍存在種種可能:

1.曹子下葬時,由其親友、家人埋入。雖看來潦草,考慮到當時曹家貧困情況,仍有可能,即墓石是真的,芹確實卒於壬午,葬在張家灣,那兒是曹氏墓地,我們應該相信。

2.乾隆後期至嘉、道、鹹年間,《紅樓夢》已傳出或廣為流傳,由《紅樓夢》讀者、愛好者、曹雪芹敬仰者埋入。這裏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埋石者調查判斷準確,這兒確是曹雪芹墓地,給人們留下了重要標誌;另一種情況是判斷失誤,道聽途說,雖用心良苦,但混淆了真假是非,我們再盲目相信,以訛傳訛,則遠離真理,有違初衷。

3.埋於1927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以後。一些奸商及心術不正之人,為盜名牟利,製作此石,埋入“曹家墳”(不知哪曹家),石刻從簡以迎合曹子晚年貧困及卒於壬午兩點(當時也隻知此兩點,欲多不能),如一時出現的許多假古董一樣,但尚未及發掘行市,因戰爭中斷,作偽者亦不知流落或死於何方。

4.製埋於1962年大討論以後。是時影響較大,知人漸多,偽造此石,貪圖名利,亦有可能。且作偽者讚同“壬午說”。

前兩種情況自然都是舊石,第三種情況,以1928年計至1968年已四十年之久,其風化剝蝕情況亦已可觀。我們學地質的也實難斷出二百年和四十年之埋石有何不同。隨石質、水文環境、原風化程度不同,斷言其為二百年舊物,根據似嫌不足。關於第四種情況,雖時間較短,但取風化碑石,通過現代手段包括物理及化學方法(如酸堿腐蝕)處理,然後埋入,幾年已足可以假亂真,混人眼目了。斷言其不可能,似仍武斷些。至於出土情況,人證多少,那是另一問題。

由上可知,定真或必偽的觀點,都顯得不夠恰當,可真可假的觀點是適宜的。

說到這兒我以為十多年前關於“雪芹書箱”的論爭值得借鑒。當時亦有許多同誌斷言其真,木箱確係乾隆舊物,五行題字確是雪芹親筆,芳卿確是雪芹繼室,《悼亡》確為悼雪芹之作,雪芹卒於“玄羊”,“癸未說已無可懷疑了”,是“二百年來的一次重大發現”,等等。這裏我不能不欽佩周汝昌先生,他雖是“癸未說”的倡導者,卻不因悼詩中有“玄羊重克傷”而說其真,並多次來信斥責我信其真,雖然我從來是壬午論者。我相信今天周先生即使是壬午論者,也不會因墓石有“壬午”二字而斷其真,正如當年他不因書箱有“玄羊”二字而斷其真一樣。我雖然從來堅信“壬午”,今天也不敢斷言那墓石為真,因為確實存在多種可能,排除其他情況是困難的。人各有別,論各有據,我們還是都謙虛謹慎,實事求是,平心切磋,不簡單武斷為好。遇事(尤其學術問題複雜萬分)一哄而上,簡單從事,一語定音,終不是好現象,於學術有害無益。

應該聲明,我並無墓石為偽之意,真的可能性依然是很大的。我一直以為曹家祖墳在潞河邊上,原以為是東臬,現在看張家灣的可能性極大。曹氏祖墳不在受田及多置的田產附近,從第十三回秦氏托夢看,曹曾後悔未這樣辦,故曹祖墳不應在“受田”寶坻,在僅有一當鋪的張家灣是極可能的,即或墓石是假的也一樣。

我從來都認為雪芹壬午年卒於西郊,次年秋後歸葬東郊(絕無裸葬)。芹死時正除夕,敦氏並不知情,未去吊唁(“生芻吊”),《小詩代簡寄曹》確作於癸未春,以為曹仍活著,直到秋後二敦去西郊埋葬子、女、小妹時才知道芹已下世數月,因協助安葬,並寫了挽詩。說敦誠未參與送葬是不能服人的。挽詩本來即是送葬詩,是牽挽靈柩時吟唱的詩,作於次日已經勉強了,如果送葬也未參加,其中“曉風昨日拂銘旌”,“淚迸荒天寡婦聲”,甚至“鹿車荷鍤葬劉伶”全是憑空想象,那還叫什麼挽詩嗎?“故人欲有生芻吊,何處招魂賦楚蘅?”“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故人惟有青衫淚,絮酒生芻上舊坰”,三首挽詩結尾兩句如周先生早已指明的是進一步推想將來:是說現在你已死了!葬了!魂飛魄散了!作為故人我想再吊唁(遺憾當日未吊),但到哪兒找你的魂魄呢?魂魄即是知覺,不同於肉體,更不等於墳墓,不知上哪裏招魂或魂在哪裏,並不等於不知“故壟”、“舊坰”、葬身之地在哪兒。他日再過“西州路”,走過的這條路,隻能見到落日、寒煙和墳前的宿草了!因無處招魂,才惟有也隻能含著熱淚去上舊墳,把生芻絮酒擺在墳頭,想再見你,和你談什麼,已永不可能了!表現了朋友間深切的情感。這不但是悼詩的一般做法,也是哀思的自然流露。怎麼能解作沒去送葬,甚至不知墳在哪裏呢?一切全是想象,沒一句紀實,還要稱“挽詩”、“故人”、“好友”,不是笑話嗎?說來說去敦誠就是第一個作偽者了!“挽詩”就是徹頭徹尾的偽作,能讓人相信嗎?

而原挽詩之所以要改寫,除韻律外,兩用“故”字(故壟,故人),“欲有”,沒有明確是“欲再有”之意,文句也確不太好:“腸回故壟孤兒泣”,本係推想,寫得太實;“淚迸荒天寡婦聲”,雖是寫實,但寫得太俗。改成“孤兒渺漠魂應逐”,用一“應”字,切合推想,而“新婦飄零目豈瞑”自然雅得多,卻將重點、主體均移至死者身上,切合悼亡之意。結句望將來,惟有含淚上舊坰吊唁,語義清楚,感情沉痛,確比原詩為好。其中的“新婦飄零”,不過是說芹已死,遺下新婦在人世,無人照看,解成新婦已離開曹家,甚至飄離北京,真不可思議!苟如是新婦已另尋他人,或歸依娘家(即不再飄零),又何須牽掛,何必牽掛,直牽掛到目豈瞑的地步?!隻有她仍百倍地愛著他,想念他,為他日夜流淚,為他們的《石頭記》含辛茹苦,奔走人間,孤零零的一個人無靠無依(可見脂硯、畸笏、梅溪等都隻是新婦一人!)這就叫“飄零”!所以他,曹雪芹,才死不瞑目!

因此,說敦氏未參加送葬是無理的,而敦既曾送葬,那墓石那樣簡陋,也的確令人生疑。或許“哀旌一片阿誰銘?”的本意是感歎自己寫了那麼長的旌文,既無子女打引前行,也無匠人銘刻石上。“銘”本來即是刻石的意思,所以墓石刻的很簡陋,但誰能斷定呢?

至於《西郊同人遊眺兼有所吊》中的“小園忍淚重回首,斜日荒煙冷墓門”,隻是說主人已亡,當年曾一起“坐開樽”、“聞弄笛”的“竹茅茅舍”即“小園”,望去已一片荒涼,死氣沉沉。現在再忍著淚重新回頭看當日宴飲的“小園”,在斜日荒煙之中,宛如一座冷冷的古墓(院門恰似墓門)並非真的是一座墳墓,主人即埋在那裏。他們隻是“遊眺”,遠眺“遙山”“白雲徑”邊“黃葉村”間的“小園”,它隻是他們眺望中的一個遠景,並未有誰進入園中,他們隻是站在“平原”中的“古墩”上遙望遠山。“聞弄笛”,“坐開樽”都是回想過去主人在時的景況,是一種對比,撫今思昔,感慨成詩,解作敦氏之家就更其離譜了!

張宜泉的詩“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也隻是說雪芹已死,他日再來探訪雪芹隱居修性、讀書寫作的地方,已人去山空,隻能見到疊翠之空山,在夕陽晚照下,格外荒涼也是推開一層的寫法,都不宜作別的解釋,更不是雪芹葬於西山的證據。

當然,這並不表明雪芹一定不葬於西山,我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確,尚未有充足的證據。西山說也不一定是錯誤的。“故壟”、“舊坰”也不一定是祖墳,不是有人說,孤兒其母先故,母子葬在一起嗎?待雪芹下葬距“子殤”已近年,其母葬更早,稱“故壟”、“舊坰”,不也是可以嗎?何況“上舊坰”又是推想將來的情況。

所以我看目前還是不下定論為好。進一步在墓地進行發掘的建議很對,這並不需要多少錢,北京市政府或文化部門秋後應撥點款,發掘一下為是。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倘墓石為真,那兒自然是芹之墓地,倘墓石為假,是1927年後由某人偽造的,那兒也不一定不是曹氏祖墳,雪芹也不一定不葬在那裏。曹雪芹真葬在那兒,墓石也未必不是後人偽造。不但如此,墓地是曹之祖墳,雪芹也並非定葬在那裏,雪芹真葬在那兒,也不定必是曹之祖墳。

事情是極複雜的,我們還是不簡單武斷為好。我們現在能說的僅僅是“可能”。“謙虛謹慎”、“實事求是”,應該永遠是我們治學和論事的原則。

以上看法當否?請明訓。

1994年3月27日

三、畸笏非曹頫辯

早在40年代,周汝昌先生根據脂批自謂其批:“重出”,“偶有複處”,“後每一閱亦必有一語半言重加批評於側,故又有前後照應之說等批”,而畸笏又數次把脂硯之批稱為自己的“前批”,“前處引”,進一步“重加批評於側”,種種,明白地提出了畸、脂一人說,正確指出“畸笏”隻是“脂硯”的另一化名。同時,據批者多次參加書中女子的宴集,對其“作者”、“石兄”、“玉兄”、“芹”有無限深情,芹死後多次“失聲大哭”,“放聲一哭”,“哭芹淚亦待盡”及自批作者將其“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認定其為一女子,是雪芹愛人。這都是完全正確的,難能可貴的。但四十多年過去了,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人(許多人)仍在那裏斷言畸、脂是兩個人,周先生觀點已被推翻,畸笏是雪芹的“舅舅”、“叔叔”“即曹頫”雲雲,這是非常錯誤的,不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