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2-1997.9）
一、曹雪芹卒年之我見
這裏隻談“壬午”、“癸未”兩說，至於梅、劉等人的“新說”，理由極牽強，這裏仍不論及。
我認為周汝昌先生對紅學極有貢獻，尤其對脂批及脂齋的研究貢獻極為重大，雖然它不為某些人承認；但他關於雪芹卒年一說，即“癸未說”，雖受到某些人讚賞，卻是不能服人的。最近重讀《卒年辯》一文，更感先生此文的方法和結論都是難以成立的，雖其中有不少正確的東西，如對敦誠挽詩及敦敏的吊詩的理解、對季節的判定等都是對的，是有水平的，但，“癸未說”則是不正確的。
一，沒有嚴格編年的詩鈔，《懋齋詩鈔》也不例外。隻能“大致編年”；“嚴格編年”的提法是不科學的。不要說《詩鈔》確有誤編《題畫》及誤記《五閱歲》的情況，雖編入癸未不能證明為癸未詩，就是明注癸未也不能證明為癸未詩，雖排除了誤編的可能，仍不能排除誤記的可能。一個人記不準某些詩文的年月是極平常的事（周先生自己就有論文記不清年月），所以不但無明文輾轉推定，即或有明文仍不能證明真為癸未的詩，“證明”二字不可輕用。
二，即使《小詩代簡》真的作於癸未，也不能證明芹不卒於壬午。它隻是寄給曹雪芹的一首小詩，其中及後來文字都沒有曹雪芹是時仍活著，曾和他們一塊吟詠的內容，隻表明是敦敏以為他活著，並不表明他真活著。因此《小詩》絲毫也不排除曹雪芹已在“壬午除夕”先逝。說“隻要編年不錯，便是癸未說的硬證據”也是不當的。
三，曹雪芹卒後數月敦敏（及敦誠）仍不知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敦誠參加送葬是事實，但把送葬時間定在《小詩》寫作前卻是無根據的，因此周先生的辯駁是無理的，並非“不值一辯”。事實很可能是事後，“阿弟開家宴”後，雪芹不赴邀，他們才注意並了解到芹已下世，才去幫助安葬的。故其後癸未一年無再邀及再訪之事，更無記雪芹活動之文。
四，隔數月甚至經年始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用大清禮法來證明不可能是無理的。1.雪芹是“叛逆者”，未必那麼看重大清禮法，其家人也必受影響，未必循典行事，而且他們又是小民，居荒山深處，“山高皇帝遠”，統治者也未必顧及到，謂一定循法立葬沒有根據。2.雪芹家生活極度貧困，“一病無醫”，未必有錢安葬得起，這和官僚、闊老擺架子是根本不同的。因此，長期未葬誰也管不了，什麼法也管不著。3.曹雪芹無兄弟，沒子女，僅遺一飄零新婦，“淚迸荒天”，想立葬不但沒錢，也未必有這個力。兩敦雖有交往，但處境頗異，且居住較遠，往來不便也不多，孤寡一人，獨葬其夫，談何容易？雪芹雖不算“客亡”，墳地就在北京（餘以為是京東），但對她一弱女人而言，也算太遠了吧？與客亡何異。4.最重要的是他對她恩重如山，她對他淚盡難忘，她會屍骨未冷就將他草草埋葬了嗎？近月始殮，近年始葬，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大清會典》說明不了什麼。
五，敦誠《挽曹雪芹》詩作於何年？《四鬆堂集》抄本《挽曹雪芹》隻有一首，其文曰：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
孤兒渺漠魂應逐，新婦飄零目豈瞑。
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
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垌。
三句下注“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其明標甲申，是甲申春第一首詩，其作於甲申是很可信的。但它是一首改定的稿子，特別是改去了“曉風昨日”這關鍵性的句子。原詩見於其《鷦鷯庵雜記》抄本，共兩首，其文曰：
一
四十蕭然太瘦生，曉風昨日拂銘旌。
腸回故壟孤兒泣，淚迸荒天寡婦聲。
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
故人欲有生芻吊，何處招魂賦楚蘅？
二
開篋猶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雲。
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
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
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
第三句下注同。由文可知，詩為送葬後第二日開篋見故人詩文感而寫成（也非嚴格送葬時寫成），由於有“曉風昨日拂銘旌”句，雪芹下葬必在敦誠寫此二詩前一日。和《四鬆堂集》抄本比改定稿僅一首，除意思及一聯（第一首第三聯）、一注（第一首三句下）同外，改動極大。明顯非同時之作。不存在剛寫好兩首，抄清收入《鷦鷯庵雜記》，又立即修改，再收入《四鬆堂集》的可能。總要隔數月日才會感到不妥或不文，才會進一步潤色修改，必要的時間差是不可少的。現改定稿既明注甲申，原稿很可能作於癸未，是癸未秋日的作品，也即雪芹下葬的次日，因此雪芹卒於壬午是可能的。後來甲申排《四鬆堂集》時感覺文句欠佳才合改為一首，雖挽詩作於送葬之時，但因為甲申改定，隻好署甲申了。至於“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之“前”字，隻代表芹逝前數月，一定要關合送葬寫挽詩前數月，甚至甲申改定前數月，實在是無理的。今日寫悼詩也隻能如此注。
六，敦敏《河幹集飲題壁兼吊雪芹》是早春的作品，說它是乙酉暮春或甲申冬日的作品都是不對的，不符合實際的。其文曰：
花明兩岸柳霏微，到眼風光春欲歸。
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
河幹萬木飄殘雪，村落千家帶遠暉。
憑吊無端頻悵望，寒林蕭寺暮鴉飛。
這裏關鍵是第二句的“欲歸”及第七句的“悵望”。其中第一句即是第二句中的“風光”、“春”的具體描述。“欲歸”不是歸去而是歸來，歸到哪兒呢？“到眼”：到眼前、眼中。“到眼”即是“欲歸”的補語，為押韻而倒裝。全詩說“花明兩岸柳霏微”的春日風光就要歸到眼前來了，但是當年和他們一起在花明兩岸、煙柳霏微的春日集飲的雪芹，當日的詩客酒徒卻如東流逝水一去不歸了！“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表達了作者無盡的情思，所以他“憑吊無端頻悵望”，頻頻悵望，他望到的是什麼呢？是“河幹萬木飄殘雪”，是“村落千家帶遠暉”，是“寒林蕭寺暮鴉飛”。這即是眼前看到的一切，是“頻悵望”望見的實景。“暮春三月”是完全不對的。但說“甲申冬日”也是不對的。這裏雖有“寒林”、“雪”，但飄落的僅僅是“殘雪”殘餘的剩雪，故是早春的景況，解作冬日不能稱“殘雪”，“春欲歸”也無法解釋，必是早春的作品。它隻表明雪芹卒於此前，卻無法表明年月。
下麵再從正麵作一番論證。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一回標題詩上有一條脂批，全文曰：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餘嚐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
在這裏，她稱作者為她的“芹”，她的“石兄”，自稱“一芹一脂”，“餘二人”，雪芹淚盡，她哭芹“淚亦待盡”，甚至精神恍惚忘了“青埂峰”雲雲隻是她石兄的神話，而每每欲去“再問石兄”，其感情深切真摯絕非一般友人可比，在即將淚盡離開人世之日仍不忘此書，還期望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寫完批完是書，他二人也就大快遂心於地下了。周先生認定她是雪芹愛人是很正確的。批中明寫“壬午除夕”雪芹淚盡而逝，則雪芹卒於壬午是無可懷疑的。
這裏她稱雪芹為“石兄”，後邊也有數處稱作者即芹為“石兄”、“玉兄”的例子，說她真是“老頭子”，是雪芹的“叔叔”或“舅舅”，甲午八月已八十多“老糊塗了”雲雲，真是不可思議！
最不可思議的是周先生，他既然認定脂為芹之愛人，卻一口斷定她誤記一年，把癸未記為壬午了。而且說得那麼肯定，《詩鈔》絕無可疑，隻有脂批定誤，真是不可理解。
我認為誤記自己詩文作於何年月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寫過很多詩文的人，但誤記自己親人忌日的事卻極少有。除了逆子蠢婦，愚夫俗子，可能性近乎零。尤其對脂齋這樣的人，情是如此之深，識是如此之高，怎麼可能誤記呢？這麼重要的日子都記不住她還能記住什麼呢？！為什麼我們偏要不相信雪芹親人的明文，明明白白的記載，而要相信由別人——一般友人的詩文輾轉推出的東西呢？由於很難保證推斷之各中間環節都準確無誤：《小詩》確作於癸未；雪芹死立葬，一定遵循大清法典；兩敦與雪芹間兩月無聯係絕不可能；不存在數月或經年停、厝的可能；隻有脂會“誤記”敦絕不誤記種種，因而其可靠性極小。就算兩敦也有明文，明寫雪芹卒於癸未而非壬午，我們也仍應相信雪芹卒於壬午。道理很簡單：親人的記載比他人的記述要可靠得多，可信得多，誤記或誤算的可能性要小的多；相反他人的記載可靠性要小，可信性差，誤記誤算的可能性要大。這雖非絕對，一般應是這樣。這個《概率論》的道理是顯然的。何況兩敦根本就沒有這樣說。不是說不可以懷疑明文，而是要懷疑就必須要有更權威人士的更加明白無誤的明文。兩敦更權威？不是。有更確鑿的明文嗎？沒有。僅憑那一二內容含混的小詩就推翻雪芹親人的明文“壬午”二字，能嗎？
倡導或相信癸未說，實在難以思議。
這裏無論過了多少年，都始終不存在“現記”、“現算”的問題。從雪芹逝世那一天起，“壬午除夕”四個字就早已刻於心中，印於腦際了。哪一時，哪一日，哪一月，哪一年，她會不想到這四個字？也不存在多少年後現算幹支的問題，她一直用幹支紀年，甲戌、丁醜、己卯、庚辰、壬午、乙酉、丁亥、辛卯、甲午八月，她都在批閱《石頭記》，和燕野頑民等根本不同。尤其壬午，從“壬午季春”到“壬午孟夏”、“壬午雨窗”、“壬午九月”、“壬午重陽日”，一直在批書，而“壬午除夕”雪芹就“淚盡而逝”了！她怎麼會把忌日記錯或算錯了呢？
魯鈍如我輩，1945年東北光複，1949年共和國成立，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7反右，1966“文革”，1976年毛澤東病故等等都牢記心中，根本不用“記”，也斷不會“誤”，何脂齋就連親人忌日也記不住呢？這有可能嗎？周先生舉孫淵如“誤記”其母忌日的例子，我以為也是不當的。要我看孫自己記“母艱”及“南歸”的日子（兩次相同），比起多少年後其甥編的《年譜》及他人編的《家譜》其可靠性要大得多！為什麼偏要不相信本人的記載，又有什麼理由把他人的記載看得如是重要並認定即是事實呢？我實在難於理解，何況“癸未說”的理由比這又不如。
照我看“壬午九月”很可能即是“伊子殤”的日子，也即雪芹“感傷成疾”的日子。這裏有兩個情況。一見於敦誠《佩刀質酒歌》。所謂“秋曉遇雪芹於槐園”，不是雪芹先來，“頭天夜裏即宿於園內”，敦誠冒雨披蓑戴笠後至，而是敦誠先至，或即“宿子明兄槐園”，而雪芹是冒雨遠道從西山趕來，兩人於槐園相遇。從誠詩“秋氣釀寒風雨惡，滿園榆柳飛蒼黃；主人未出童子睡，斝幹甕澀何可當”等句看，誠對情況非常熟悉，應頭天或先期到達，他又是主人親弟，對遠道冒雨趕來的雪芹應有所招待，略盡地主之誼，但因“主人未出童子睡”，兼之“斝幹甕澀”，故請雪芹小店飲酒以禦風寒，但因未及帶銀，故“佩刀質酒”以慰雪芹。反之，似乎不妥。而雪芹所以冒雨一大早趕來，且“酒渴如狂”，實是心中火急的反映：愛子危殆，不得不連夜遠道冒雨趕來求援，爭奈天氣如是之壞，主人未出，自是焦躁萬分，故才有“酒渴如狂”的樣子。此時遇敦誠，佩刀質酒，知己難得，所以才“歡甚”，“擊石作歌”以酬謝。“擊石”不是單純的打拍子，而是痛擊牆柱石抒發怨氣和悲憤，想一掌打碎這一黑暗社會！這和後邊的“砍地而歌”是一樣的。所以敦詩才有雪芹“詩膽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等語。
但愛子終未得救，雪芹經此焦急、奔波、勞累、憂傷終於病倒，“一病無醫”而逝就極自然了。謂芹子死於癸未，係患痘疹而亡且亡於都中痘疹流行之日，都是沒有根據的。芹子是否定死於痘疹，定死於痘疹盛行之癸未並無根據。西山深處不同於城中，是否發痘疹，痘疹發生於郊外的時日，前或後於城裏都是可能的。因痘疹盛行於癸未，芹子必死於癸未，雪芹亦必死於癸未，都太想當然了。相反，如真死於癸未，雖兩敦顧不到，雪芹無奈也會去求助的，但兩敦癸未詩文無一點記載或跡象，而壬午秋曉這一記載則是很像的。周先生也謂雪芹“心中有事”睡不著，故早起，是指什麼事呢？僅是“冬事未辦”等小事常事，還是也包括愛子命危無錢就醫，不得不忍恥遠道前來求援這樣的大事急事呢？如是這樣，我們就又“殊途同歸”，意見一致了：“伊子殤”及“芹為淚盡而逝”本來就是壬午年事，而由《小詩代簡》輾轉推論出來的“癸未說”是不對的。
其二見於“壬午九月”之脂批，其文曰：
趙香梗先生《秋樹根偶譚》內記兗州少陵台有子美祠為郡守毀為己祠。先生歎子美生遭喪亂，奔走無家，孰料千百年後數椽片瓦猶遭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數句為少陵解嘲：“少陵遺像太守欺無力，忍能對麵為盜賊，公然折克非己祠，旁人有口呼不得。夢歸來兮聞太息，白日無光天地黑。安得曠宅千萬宮，太守取之不盡生歡顏，公祠免毀安如山。”讀之令人感慨悲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書甚迫，姑誌於此，非批《石頭記》也……
這裏我不敢說曹子也受到貪官汙吏的欺壓，“奔走無家”，更不敢說乾隆政府正在索要《石頭記》一書“甚迫”，危及他一生的心血，但曹雪芹是在“命厄”之時是毫無疑問的。因之脂硯齋才對《秋樹根偶譚》這段話深有感觸，“感慨悲憤，心常耿耿”，從而記下了此文。因此“壬午九月”雪芹遇到艱難煩惱則是無可懷疑的。脂批就此打住，也事出有因。說是愛子危殆至殤逝也非不可能。第十六回賈母望子處脂批說：
慈母愛子寫盡。回廊下佇立與“日暮倚廬仍悵望”對景，餘掩麵而泣。“日暮倚廬仍悵望”，南漢先生句也。
又有批說：
稍有可望者即死去，歎歎！
我以為很可能即是寫的子殤事，亦出此時。對的就是這個景。而子可能已十餘歲，很可望有作為了，然竟死。其死因除病外，被貪官汙吏土豪惡霸打傷致死也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雪芹應卒於壬午。但“淚盡而逝”及“感傷成疾”，社會心理因素太濃，具體致死的病因，原以為是“心肌梗塞”或“腦溢血”，因酒觸發，今以為當是死於肝炎：“身胖、頭廣、色黑”，明顯係“慢肝病容”，肝硬化，肝腹水，腫脹的症狀。雪芹本來“麵白”，“色嫩”，“瘦損骨嶙峋”，今曰色黑、頭廣、身胖，說是肝炎末期那就非常自然，毫無矛盾了。裕瑞畢竟是明義外甥，其“聞”還是有可能的。“善談吐，風雅遊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令人終日不倦，而以其書絕妙盡致”。“聞其嚐戲言曰：欲快睹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即為之作書雲”。活畫雪芹，不是真的嗎？